翁方纲非常重视杜诗的版本校勘。《杜诗附记自序》说《杜诗附记》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而第一方面则是“古体之编次，如宋椠某本下略有次第可见者，如句字以诸本参合者，更宜精其剖择也”(另一方面是探求杜诗所以为杜诗，已论述如上)，足见翁方纲非常重视校勘。《杜诗附记》校勘记有多条，条条都非常精彩。这些校勘记不仅用版本比勘，列出异文，同时用自己渊博的学识进行取舍判断，是非分明。翁方纲有正确的校勘理念，他主张不迷信石刻和古本，而是对校勘的材料具体分析，主要根据诗的文意定是非。《哀江头》(卷二)，翁方纲校：“杜诗‘一笑正坠双飞翼’，‘正’昊作‘笑’，别本作‘箭’，蔡君谟作‘发’。”《附记》云：“‘一笑’既与‘翻身’相对，又与‘明眸皓齿’相生。其作‘一箭’者，乃适与‘带弓箭’相复耳。作‘一发’则更无谓。”《酬孟云卿》(卷四)，翁方纲校云：“‘移官运至尊’，‘远’一作‘岂’非。”附记云：“‘远’自伤违君侧也，作‘岂’字者谬矣。人臣唯君所使，若迁谪果由于君意，遂可怨望耶？此等版本悖理伤教，学者所当辞而辟之，不特文义欠通而已。”《小寒食舟中作》(卷二○)，翁方纲校云：“‘娟娟戏蝶过开幔’，‘开’一作‘闲’。”附记云：“‘开幔’正承隐几来，亦正承看花来，此犹言开幔而蝶过也。若作‘闲暇’之‘闲’，则此处无着。”从内容、文义来判断是非，非常有力。在异文多可通的情况下，则不下判断，或虽下判断，而其他字亦可参考。《杜诗附记·喜雨》(卷一二)，翁方纲校：“杜句‘佳期赴荆楚’，‘赴’一作‘付’。”附记云：“‘付’字亦正可相参。”《西郊》，翁方纲校：“杜诗‘无人觉来往’，旧作‘竞’，一作‘与’，荆公定作‘觉’。”这样处理校勘，态度严谨，方法科学。
学术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商榷与评论。翁方纲对一些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也进行了评论。对王士禛的评论最可注意。他认为王士禛是清代杜甫研究的极有见解的学者，往往能发杜诗的奥秘，但由于王士禛论诗主神韵，并不能完全理解杜诗的博大精深，所以很多评论是错误的。《杜诗附记自序》云：“始于诸家评语慎择之，惟新城王渔洋之语最发深秘，乃遍摭其三十六种书，手抄一篇，题曰杜诗话，自以为有得矣。然而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八哀诗》(卷一四)，翁方纲云：“《八哀诗》，渔洋诗话竟评其冗杂不成章，又以啽呓语目之。盖渔洋于诗专取轻圆俊利之句，于杜法无当也。如是，则《三百篇》变雅中亦颇似多后人不可尽晓之句，又当如何？”《舟中雪夜有怀卢十四侍御弟》(卷二○)，翁方纲云：“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论述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就和得失缘由，都客观公正，合情合理。他还批评王嗣奭《杜臆》关于杜诗版本文字的说法有很多错误，对于仇兆鳌盲从《杜臆》也进行了批评。《催宗文树鸡栅》(卷一三)，翁方纲云：“《杜臆》谓旧本颠错，移‘踏籍盘按翻’句在‘终日’句上。移‘课奴杀青竹’句在‘塞蹊’句上，移‘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二句在‘我宽’上。仇本从之。不知‘踏籍盘按’正接上句‘憎’字也，‘织笼曹其内’正接上句‘问儿所为迹’也。此所谓‘一一当剖析’也。‘不得’二字，直贯下‘稀间’二句，则‘我宽彼免变’接更从容不迫耳。岂有此间插入‘来归’‘问迹’二句之理耶？《杜臆》之不可信，往往如此，仇本妄从之，而外间学人或有执以为说者，故不可以不辨。”翁方纲的批评甚为有理，版本校勘非王嗣奭所长，故多曲说。他还批评朱鹤龄注释错误。《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卷一)，翁方纲云：“谢灵运拟阮瑀诗：‘步凌丹梯。’注：丹梯，陛阶也。又《游敬亭山》诗：‘即此凌丹梯。’注：谓山也。朱鹤龄曰：‘二注不同，当从前说。’方纲按，朱说非也。此句上承鸿宝，下接淮王孙登，则此丹梯正谓登山耳。”其说甚是。
翁方纲是清代一位重要的杜甫学家。他的杜甫学成就斐然，颇具特色。然而也有明显的不足。翁方纲大约是为了研究有新意，刻意避开杜甫学一贯的一些重点与热点，如杜甫其人、杜诗的思想内容，这本无可厚非，但却使他的研究成果显得不那么完整，也觉得分量不沉。研究中，往往过分重视诗的所谓关键部位，“笋缝簇节”，有点目无成竹，所见难免褊狭，论述不够大雅。解说杜诗时，有些地方说得太玄。如《望岳》，翁方纲说：“‘夫如何’三字，乃是从下句倒卷而出，‘夫’字即坐实岱宗如何者。”(《杜诗附记》卷一)“夫”字不过是语助词，将疑问句化为陈述句，说它“坐实岱宗如何”，有点莫名其妙，不着边际。我们的批评近乎有意挑剔，而所得也不过是微瑕，更表明翁方纲杜甫学成就的特出。
一四潘德舆
一
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又字四农，山阴(今江苏淮安)人。为人至孝，父咯血，割臂肉和药进。对祖母孝敬弥至。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尝以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潘德舆传》)。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座主侍郎钟昌对人说：“四农乃吾师也。”潘德舆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一三卷，《诗话》十三卷。潘德舆是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对杜甫非常崇敬，一生研究用力甚勤。他在充分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称为一位集成式有创新性的杜甫研究学者。
二
古代品评人，首先是看思想品德，儒家尤其如此。潘德舆研究杜甫，也是通过对其著述与行迹的研究，对他一生进行评定。根据儒家品评人物的标准，潘德舆对杜甫作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杜甫有救世之心，有经邦济世的伟大才能，可惜不为世所用，故将其思想表现在诗中，而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出处与孔孟合，是一位圣人。他说：“赵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寓于诗。’其曰：‘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有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诗，人之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为人，则《新唐书》本传云：‘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数语亦简而核。然本传又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则于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于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窾要。而其难进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尝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昼’之宗派哉！详见集中各诗，不及备述。赵氏只引二联，尚属挂漏。然断之曰‘王佐之才’‘出处与孔孟合’，则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而鄜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抉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于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黄氏彻曰：‘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云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据此，则谥以文贞，其美尚有不尽者欤？”(《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虽然结论言辞闪烁，而所引的都是对杜甫的顶级品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推崇杜甫为孟子似的圣人。这是古代对君王之外的人所能做的最高品评。尽管前人也有隐隐推杜甫为圣人者，但只是提出观点，很少论述。潘德舆荟萃众家极度推崇杜甫之说，加以详细论证，可以说达到历来推崇杜甫的极致。杜甫确实是历史上完全践行儒家思想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产生了变化，而像杜甫那样践行儒家思想的人，更显得可贵与令人尊敬。潘德舆推崇杜甫为圣人，是对历来尊杜说的总结与拓展，也符合学术发展的潮流。
杜甫所以伟大，是因为《杜工部诗集》。潘德舆认为，杜甫诗的价值就在于它表现了杜甫的“发乎性，止乎忠孝”，就在于杜甫把儒家思想运用得非常得体。潘德舆说：“苏轼曰：‘太史公论《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耳，乌睹诗之正乎？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作。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而已矣。若夫发乎性，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按少陵之诗，千古无不推奉，然至比之变风雅止矣，东坡更谓其为风雅之正，尤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发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评杜实至精矣。荆公诗‘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又足为‘发乎性止乎忠孝’注脚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尽管文章主要引苏轼的话，但却不是苏轼之言的简单重复，而是有所发展。潘德舆认为，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杜甫已将忠孝化为自己的性情，将忠孝化为自己的灵魂，因而杜甫这样的人所写的诗表现的也就是天然的忠孝、纯粹的儒家思想，这样的作品也具有造化般的力量。潘德舆的论说极为深刻，完全抓住了杜诗的本质，揭示了杜诗的魅力所在。
在学术上，潘德舆非常耿直。他虽然极度推崇杜甫，但认为杜甫还是有违背儒家思想的地方。他认为杜甫早年有些躁率，与一些位高的小人交往；后来对一些失节的朋友，不能毅然断交，并为其辩解与惋惜。这些都是杜甫违背义理的地方。他说：“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哥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于义理哉！别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于诗者必知之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批评非常严肃，但又有分寸。从儒家角度看，事关大是大非，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很有意义。在整个杜甫研究过程中，像这样剀切的批评非常少见。潘德舆这样批评杜甫，是防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部分产生消极影响，从而让杜甫的诗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儒家思想。
潘德舆非常重视对杜甫艺术性的研究，有很多创造性的见解。
首先，潘德舆发展儒家的诗有六义之说，认为杜诗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兴，表现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他说：“李氏纲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诗》亡而《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类比义，虽近乎俳，然爱君之诚笃，而疾恶之志严，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心不忘君，故其词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摹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也。’按作诗当先辨六义。《风》《雅》《颂》，朱子谓之三经，赋比兴朱子谓之三纬。三代以后，《风》《雅》《颂》之体不可摹袭，而赋比兴，则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虽无风雅颂之貌，而实风雅颂之心也。作诗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而去风雅颂益远。唯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学诗者熟玩《三百篇》之比兴，而子美之真心不难求，大节不难见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潘德舆论述的核心是比兴。他所说的比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内容方面的，即所谓“比兴之旨”，其含义即相当于陈子昂所谓的“兴寄”(《与东方虬论诗书》)、白居易所谓的“风雅比兴”(《与元九书》)；二是艺术方法方面的，即“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象化的方法。他认为杜甫超过一般作者的地方在于，站在儒家立场上，运用各种比兴的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敦厚深沉地表现思想感情。他认为杜甫真正实践了儒家六义之说，得六义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