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断定人生是“苦”。生老病死是苦，不得不跟所憎恶者在一起是苦，不得不与所喜爱者分离是苦，物质上和精神上得不到满足也是苦，等等。他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人生所处的世界也是“苦”。为什么会有“苦”呢？因为有“生”。生是苦的开端，生命是受苦的实体。为什么会有“生”呢？这是由“业”决定的。人有身、口、意三业，这些行为、言论、思想决定了未来的果报。众生根据所造业的善恶不同的性质，而在“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中轮回。众生为什么会“造业”呢？因为“无明”，即无知，对佛教所讲的一套学说无知。众生又为什么会“无明”呢？因为有贪心和追求享乐的欲望。因此，要消灭“苦”，就要“不生”（“无生”）；而要“不生”，就要不“造业”；而要不“造业”，就要断除“无明”，相信佛的教说；而要断除“无明”，就要根除“贪”、“爱”。只有根除“贪”、“爱”等欲望，才能相信佛教，消除“无明”，进而不“造业”、“不生”，最后消灭“苦”，获得“解脱”。
释迦牟尼的这种学说，涉及人和世界的起源问题。他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造人和世界的说法，继承了刹帝利卜拉瓦罕王创立的“轮回”说和婆罗门教的“业力”说，进一步提出“缘起”说。“缘”，指条件、因果关系。他宣扬“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人生现象就是由“无明”、“行”（意志活动），乃至“生”、“老死”等一系列不同环节组成的互为因果的循环过程。因此，要消除后果，必须根除前因。要消除人生的痛苦，不能靠祭祀拜神，也不能是一味折磨自身，而只能采用净心和恪守道德规范的方法，消除“贪”、“爱”和“无明”这些产生痛苦的原因，才能达到目的。
（二）解脱说
消灭人生的痛苦，是为了达到解脱的目标。婆罗门教认为解脱的最终目的是，使个体灵魂的“我”和宇宙主宰的“梵”达到统一、同一，也就是所谓亲证“梵我一如”的境界。释迦牟尼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人是由物质的与精神的因素和合而成的，没有精神的主宰，没有灵魂，人是“无我”的。他吸取耆那教的清净与染污的学说，又抛弃耆那教对于染污的原因和清净的证得的理论，主张以“涅槃”为解脱的目标。涅槃是梵文Nirvāna的音译，原意是指“火的熄灭”。释迦牟尼所讲的涅槃是指通过修持，熄灭生死轮回而达到的解脱目标，是佛教的最高理想。具体说，涅槃就是贪欲、无明、烦恼永远灭尽的精神境界，就是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相传，释迦牟尼在成道时，曾宣称他获得了真正的知识：生死已断，已得较高生活；无明已破，知识已生；黑暗已破，光明已生。他的心灵超越世间，得到了解脱。
（三）中道说
关于达到涅槃的方法，释迦牟尼在首次说法中，就根据他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享乐”和“苦行”是两种过分的行为，都不可取，不能学，只能“舍此二边，有取中道”。就是说，只有遵行不偏不倚的“中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修行方法。他强调自我放纵和自我虐待是两种极端：一味追求满足肉体的欲望，是卑鄙的；自我禁欲，毁形残身，是疯狂的，二者都是无益之举，都不是正常的宗教生活。正常的宗教生活应当是正确的沉思、学习、行动。释迦牟尼的中道说，既和主张享受的顺世论不同，也和提倡苦行的耆那教不同，实质上是在取舍这两派主张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切身体验建立的，这就必然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中间色彩。历史的辩证法表明，正因为释迦牟尼的中道说不持极端，适应性强，所以很快获得了广泛的流传。
释迦牟尼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创建僧伽制度的活动。僧伽即僧团，是出家佛教徒的组织形式。当时婆罗门教并没有组织起来过宗教生活，耆那教是有组织的，佛教也实行有组织的修行生活。除了僧伽，佛教还有在家修持的信徒，称为“居士”。起初释迦牟尼只准男人出家，后来又允许妇女出家，甚至接受妓女出家。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人，以婆罗门出身的居多，也有商人、猎人、理发师、强盗、杀人犯等，奴隶是被禁止入教的，在释迦牟尼的传记中没有提到首陀罗加入佛教僧团的事，事实上他们也难以挣脱奴隶主的统治，出家修道。相传释迦牟尼有弟子500人，也有说1250人，其中有名的“大弟子”10人，如婆罗门出身的舍利弗和目犍连（略称目连），协助释迦牟尼领导徒众，出力很大。大弟子迦叶（摩诃迦叶）也属婆罗门种姓，传说后为佛教第一次结集的主持人。又如释迦族人阿难（阿难陀），是释迦牟尼心爱的随从侍者，释迦牟尼临终时就将最后的教导托付给他。释迦族人的理发师优婆离（优波离）、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罗罗也是大弟子，此外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摩诃迦旃延）、阿那律（阿尼律陀）也都是释迦牟尼的主要门徒。
起初，释迦牟尼并没有为僧团制定任何体制。僧团的戒律是根据所发生的事例逐渐形成的。遇到发生事件和疑难时，僧人请释迦牟尼裁决，于是他的决定被认为是关于此事的“法律”，也就是戒律。释迦牟尼制定的戒律，涉及个人品德行为，包括衣、食、住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禁忌，构成了信徒们的宗教实践，也成为维护僧团组织和秩序的有力杠杆。这些戒律中，最重要的为在家和出家信徒共同遵守的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出家的戒淫）、戒妄语和戒饮酒。至于为出家的僧、尼制定的戒律，更是条目繁多，非常严苛。重要戒律一经制定，就不更改。但是，释迦牟尼并不强迫他人遵守，也不要人发誓服从或作出理智上的牺牲。
释迦牟尼还为僧伽规定了云游乞食、雨季安居和犯过忏悔等制度。据传，起初释迦牟尼的弟子是一年之中不分季节的在外云游。每天步行到有人烟的地方募化午餐，手持饭钵，眼睛向下，默不作声，接受别人放进钵中的任何食物，包括肉食。有时也接受某一虔诚人士的邀请到其家中吃午饭，主人将其预备好的食品放进僧人的钵中，再吃。午后专心坐禅，不再进食。但是不久，释迦牟尼就吩咐弟子们遵守行脚僧人的既定惯例，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在外徒步旅行，雨季则休息3个月。印度雨季约在5月至8月之间，在此期间禁止外出，以免伤害草木小虫，而要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期称为“安居期”。在安居期即将结束、众徒拟分赴全国各地云游乞食以前，要召开为期两天的忏悔集会，称为“自恣”。请别人尽情（恣）揭发自己的过失、错误，自己进行反省忏悔；同时也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其过失、错误，以有利于改过归正。
随着出家僧人增多，集会需要一定的场所，每年坐雨安居，更需要有专门的居处，于是就有寺院的建立。释迦牟尼在世时，随着威望的日益提高，信徒们也逐渐形成风俗，专门为他修建房舍，供他休息、居住、坐禅、讲道。这些建筑已经具有寺院的规模。相传萨罗国舍卫城的一个大富商，叫做给孤独长者（须达多），他在皈依释迦牟尼后，想请释迦到舍卫城度过安居期。他选定波斯匿王太子祇陀（逝多）的花园，经过多次商谈，他以足够铺满全园的金钱购得此园。祇陀太子出卖了花园地面，而将园中树木奉献给释迦。因以两人名字命名，称为祇树给孤独园。给孤独长者在花园中修建了住室、休息室、储藏室、库房、厅堂、浴室、水池等，供释迦使用。祇树给孤独园也称为祇园精舍，与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最早的两大精舍。释迦牟尼在此居住说法长达25年。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教义，并经过45年云游各地，广泛传播，吸收信徒，组织僧团，佛教逐渐为印度人所接受。释迦牟尼被弟子们奉为教主，他逝世后的遗骨被奉为圣物，成为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他一生行事的重要地点也成为信徒们敬仰的圣地，如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首次说法）地鹿野苑和涅槃地拘尸那加等，都成朝拜的圣地。释迦牟尼在世时，把教义口授给弟子，相传在他逝世的当年，由大弟子迦叶召集众多比丘在王舍城共同忆诵确定佛教经典，即所谓第一次结集，由大弟子阿难和优婆离分别诵出经、律二藏。此后又再辗转相传，后世发展为《阿含经》。此经就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和他逝世后100年间，佛教主要在古印度恒河中游一带流传，佛教教团比较统一，都奉行释迦的教法，比丘持戒严谨，基本上以乞食为生。历史上通称这一期间的佛教为“早期佛教”，也称“初期佛教”。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是东方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了印度宗教和思想的各种部门，影响了尔后印度历史的发展，而且由于它的向外传播，也影响了亚洲许多国家的宗教、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变化和发展。
应当肯定，佛教绝不是拯救人类苦难、克服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它为人们所指引的解脱之道，只能导致人们去一味专心于个人的修持，以求达到个人的心灵平衡、精神愉悦，从而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火热斗争，无视社会的改造。历史表明，佛教在发源地印度流传到13世纪就趋于消亡了，在中国到唐代以后也走向下坡路了。但是佛教的产生，毕竟是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也是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至于佛教所带来的文化的发展，其中有些内容也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企图按照佛教教义去改造世界，使人民摆脱痛苦，获得精神的解脱。但是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剥削阶级的痛苦是根本不同的，广大人民的痛苦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造成的。摆脱痛苦的正确途径，应当是铲除产生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根源，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释迦牟尼强调解除痛苦、达到理想境界的途径是，出家修道，断除欲念，并且把希望寄予来世。这只能把人们引向消极的服从和忍辱的道路，使人们安于现状，听任现实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这不仅不能减轻和解除人民的痛苦，相反，还有利于剥削阶级，成为他们维护统治的工具，从而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从释迦牟尼创教活动得到的社会支持力量来看，佛教代表的是刹帝利、大富豪商的利益。佛教产生时，得到了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影坚）王及其嗣子阿阇世王、萨罗国的波斯匿（胜军）王及其妻子末利夫人、释迦部落国的罗阇摩诃那摩、阿槃底国的罗阇摩度罗等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如频毗娑罗王就给释迦供养，还给了一处宣传场所——竹林精舍。此外，上面提到过的大富豪商如须达多，就是释迦的最有力的施主。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时，从菩提树下站起来，最先向他奉献食品的是两个商人。在释迦招收的弟子中，起先是五比丘，其次就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带来了60个人，皈依释迦。佛教“五戒”中的“戒偷盗”，具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这在当时对促进商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商人也最害怕战争，“五戒”中的“戒杀生”也备受商人的拥护。佛教徒和商人的主张都属于主张变革的沙门思想体系，是非正统的异端，同受婆罗门的歧视。经济利益、学说主张和社会心理的共同点，把早期佛教和商人结合在一起了。由此可见，佛教是代表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富商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宗教。虽然佛教并不直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它和刹帝利、商人互相依靠、互相支持，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间接地对劳动者也是有利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反对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主张梵神创造世界说，提倡杀牲祭祀，推行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佛教反对神创造世界说，不承认婆罗门的神权，不崇拜偶像。释迦牟尼也反对杀牲祭祀。婆罗门以祭祀为职业，祭祀规模大，时间长，要杀大批耕牛。婆罗门为国王举行一次“灌顶大礼”，要收取10万头甚至20万头牛的酬金。佛教不仅谴责杀牲祭祀，还规定了“戒杀生”的戒条，这对保护耕牛和发展农牧业，起着有益的作用，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佛教还对种姓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反对婆罗门的四个种姓不可改变和“婆罗门至上”的观点。释迦牟尼主张“四姓平等”，首先是业报轮回方面的平等，也就是无论种姓、出身、职业的高低，都根据自身的业报决定生死轮回。婆罗门教主张，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含有梵的分子，才能最终与梵结合、统一，获得高级的“再生”。佛教把人的宗教尊严置于从属于人的个性和品行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属于某一种姓的特殊地位上，强调每一个信仰者都可通过努力修持而期望获得超度。佛教打破人种优劣论，强调人格的教化和自我完善，认为修善业、有功德的低级种姓的人也可以在下世生于富贵人家，修恶业、有罪过的高级种姓的人也可能在下世生于低贱人家。其次是在出家修行和僧伽内部实行平等。佛教宣传所有的人都有权出家学道加入僧团，而不问其出身如何，属于哪个种姓。在释迦的僧团中，理发匠优婆离就是出身于低级种姓的。在僧团内部，不管原来种姓高低，都是彼此平等的。释迦牟尼的这种“四姓平等”的观念，在宗教领域里众生平等的观念，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释迦牟尼的“四姓平等”主张是不彻底的，他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整个社会的种姓制度，而是反对婆罗门，其目的在于提高刹帝利和富商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提高刹帝利的政治地位。对于种姓的产生，佛教不同意婆罗门教宣传的神造成的观点，而提出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新说法，并且在种姓排列的次序上，总是把刹帝利放在第一位。可见它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废除种姓制度，只是想贬低和否定婆罗门种姓，甚至还迁就种姓制度，承认社会的不平等。同时，还应指出，释迦牟尼的“四姓平等”说，客观上还掩盖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这又是有利于剥削阶级的。
此外，佛教的缘起说中，阐述了因果联系的理论，发挥了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原因、条件所构成，并处在永恒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的观点，这都是合理的辩证法思想。释迦牟尼反对祭祀，不拜偶像，重视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强调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也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虽然他所设计的宗教生活、修持途径、解脱目标，从总体上、本质上来看，是错误的、不可取的。释迦牟尼还反对神权，不承认神创造世界。但是又承认天神的存在；不承认灵魂不灭，但又主张轮回转世，从而陷入了深刻的理论矛盾之中，不得解决。
§§§第二节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印度经历了早期佛教阶段之后，又依次相继经历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个阶段，到13世纪初便在印度本土衰落了。
一、部派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