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十年中，在讨论中国历史时，主张放弃王朝周期的“陈旧观念”已成为老生常谈。（关于对王朝周期构造的详细研究，见杨联陞，1961。对王朝范式特征的概括与批评在罗友枝和米华健最初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有所反映。罗友枝指出：“王朝史假定，在说汉语的世界，王室的兴衰是内发的偶然纯粹的国内事件，王朝史的观念在1911年以前的千百年里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那时儒学思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这一传统把当代的历史研究置于过于狭小的范围内。除了来自亚洲腹地的征服的例外，这个模式还忽略了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外部世界的事件，并且鼓励了一种把中国视为一个其历史原动力为内部因素驱动的一个区域的观点”（1页）。米华健特别引用了（4～5页）为费正清广为使用的《东亚：伟大的传统》（1960）所描绘的王朝周期模式以及《剑桥中国史》的组织架构对西方学生的导致改变的影响。此外，1997年举行的“宋元明变迁：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会议也试图找出重要的现象，不限定在一个特定朝代，而在大约6个世纪的时期内加以充分的讨论。关于此会议的论文集，见史密斯和万志英主编，2003。）尽管多数学者会承认特定的王朝主题的某些合理性，同时许多人也承认，全然放弃也会使我们脱离所研究的王朝时代的人的意识。无论如何，随着战后历史学总体上的社会史趋向，东亚史的学者逐渐追求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并不像政治、思想和制度问题那样，总是与王朝统治直接相关。这可以部分地归于那些历史学家，他们成功地把历史知识的边界从政治中心向外拓展，并寻求远远超越标准编年史的史料。这一成功的程度当然由于战后数十年中图书馆、档案馆和学术出版的改善而增大。但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派的历史研究对社会经济研究的刺激，其影响在太平洋战争后的二三十年里，在东亚和西方的东亚史学者那里达到巅峰。（但正如米华健在其最初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的，“尽管有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和现代分期的支撑，但古代作为一个把1840年以前的一切都一概论之的概念，以及大多数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史都被置于‘封建’时代，这些事实还是让中国学者继续使用传统的王朝式的时间划分，对此他们感觉用起来最为顺手”（5页）。）自那以后，对远离政治——如今对政治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政治——的历史因素的主要推动便是所谓历史学的年鉴学派，后者可以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及其对长时段的强调为代表。（布罗代尔派对中国历史的探究之例，可见于极为充实的会议论文集《时间的积淀》（1998）。）
人文地理学的渐变观点，即一年一年、十年十年、一朝一朝的变化都几乎难以察觉的观点，被这一研究路径引入历史学概念化的前列。中国文明是一个悠久和具有完好记录的文明，它是与东亚同样大和内部联系密切的世界的一部分，在对像中国这样的文明的研究中，这一路径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它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史所经历的巨大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场复兴是由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的几部极具震撼力的著作所引导的，这些著作在审视大规模的、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时，逐渐把欧洲与亚洲联系起来。（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崛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描绘了非洲大陆与欧亚大陆文明间的互动，作为欧洲在1500年后最终崛起的来源，这一描绘是具有震撼力的。《欧洲的草原边疆》（1974）、《蝗虫与民族》（1976）、《追求强权：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力与社会》（1982），以及《火药帝国时代，1450—1800》（1989）显示了他不断前进的努力，去认识泛欧亚大陆的动态发展。麦克尼尔是1982年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者，也就是说，世界史作为“先进的学术领域”（瓦德尼，1990）的开端，是以1990年《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刊号为标志的，关于麦克尼尔对中国的理解，特别参见布鲁，29～31页，2000。）尽管这些趋向的结果已经削弱了作为分析单元的王朝，但王朝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并未消失，而周期——或者带有遗传性的波动——比任何时候都更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