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J.R.麦克尼尔在他的论文《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环境史》中指出的，王朝的健康状态对于人们如何对付气候和经济状况的渐变及其有时对人类群体行为的突发影响是很关键的。“中国的农业景观和中国内地的几乎每一顷土地最终都彻底以人为中心了”，而且因此“对于迅速和彻底的变化是高度易变和易受影响的。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社会就这样把自己禁锢在如此的环境中，这个环境需要长期高强度地维护以避免突然的经济衰退”——这种维护是大规模地由稳固的、有化解能力的王朝所提供的。用麦克尼尔的话说，“这种环境赋予了强烈的周期表征，表明了一种长期的生态平衡，在这种平衡中，超越人类基因的景观以一种为帝国财政、瘟疫和战争的不规则的律动退化和恢复”（1998，37～38页）——在明清变迁的过程中我们见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对这些问题的精确研究是区域性的和宏观周期性的分析模式的目的，这种模式为施坚雅所发展并如此革命性地应用于对中国的研究。在施坚雅式的研究中，王朝状况的变化并未被忽视，在宏观区域中长期的增长和衰退类型互动的许多因素中，它们只是变成了附属性的，这些变化被经济地理的术语所限定，但“立即就成为社会共同体、准政治性的制度和文化载体的单元”（1985，288页）。的确，中国通常被具体化为一个在王朝名目下的整体，它作为一个生产性的研究单元消失了，只剩下周期循环和变成曲线的、通常是不同步的宏观区域的长期走向，这“使对某种史学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即能否把变化概念化为连续的、没有显著特点的各个时期或内部同质的各个阶段”（289页）。因此，对于中国北方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宏观区域（提出这两个特别相关的区域）相对剧烈的衰退中的一群因素来说，清的形成就变成了17世纪的一个共性的术语——后者开始得稍晚，然后发生得更剧烈。中国北方在该世纪最后25年中开始恢复，到1800年达到自北宋以来繁荣的顶点，而东南沿海则继续下滑，直到晚清开始恢复之前，进入千年期间内时间最长、程度最大的低谷。（这是我对施坚雅表一（279页，1985）的解释。）施坚雅的方法要求所研究的区域在经济上是发达的，历史资料记载是丰富的，这样，在中国内地以外，他所处理的就只有满洲，但他发现满洲“只是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冒出来”，因此并不具有“前现代的区域周期的历史”（279页）。但与中国内地相比这样欠发达的中国北部，在狄宇宙提出的亚洲腹地历史分期中（1999b），的确没有显示出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陲》的那种相当恰当的、与中国同步的周期，而是在世界的场景中，显示出欧亚大陆腹心地带发展的不规则的律动。这样的图式勾勒出“草原帝国”（包括那些起于松花江—辽河流域的草原边缘地带）能量的各个发展阶段，以得到和处置外在于它们基本环境的资源，即经常地和最大量地从像中国这样的欧亚大陆外缘的农业地区得到的资源。狄宇宙设想了四个汲取和处置资源的不断增加复杂性的阶段：贡赋、贸易伙伴、双重管理和直接收税。在这些阶段中，接二连三的欧亚大陆腹心的政治实体，“显示了他们扩张战略的能力，但又没有放弃以前的战略”（1999b，27页），通过书面材料和非书写传统了解和选择性地利用他们的先人的手段，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手段。他把元和清放在最先进的阶段中，即直接收税的帝国，“这不再把他们的生存、即使是部分地放在从邻近的长期定居的邦国收取的贡赋基础上，相反，它们能够直接从被征服的领土上获取资源”（34页）。他强调说，复杂不纯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被多次潜伏期所干扰的。在建立于蒙古文化因素（如文字）的过程中，在与蒙古人密切合作、继续创造和成功利用全新体制（如理藩院）的过程中，清的创造性非常适合这个概念。清作为两个直接收税帝国的后者，因此在“亚洲腹地实体”中，成为最先进的实现者——这个特点与当前“清朝重观”的趋势相一致，特别是以其亚洲腹地的尺度来看，即把清朝重新审视为一个不仅仅是“中国的”王朝。（见罗友枝，1996；米华健，264页注25，1998。）对于那些希望扫描比中国腹地和亚洲腹地的全部还要广阔的地带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反对王朝体系式的周期或螺旋式上升的人来说，特别是在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脉络里，世界体系论具有最大的优势。一方面，有一个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三部曲《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0，1988）——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副产品——所建立的阵营，它把19世纪以前的东亚的大部分置于他所关注的甚至是半边缘地区以外：这个关注就是创造第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后者具有内发的、循环的原动力，它们都是由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期间的欧洲扩张和一个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发展所创造的。（关于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有用的、但现在多少有点过时的介绍，见山农（Shannon），1989。）另一方面，反对方阵营的代表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巴里·盖尔斯（BarryK.Gills），他们把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看做在整个历史上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和财富积累周期中世界经济活力的核心。（关于对这两个阵营——可由使用或省略“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中的连线加以识别——其他参与者的说明，见散德森（Sanderson），1995，和以下丛书：《圣者，1978—1987——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年鉴》。）在这两种路子中，其中一种几乎可以全部被提供出来，作为对清朝的清晰参照。弗兰克和盖尔斯与沃勒斯坦分道扬镳，主要是他们以更长期的视野观察世界历史——他们回溯了5000年，同时他们也拒绝承认，在最近几百年中演进的世界体系在共存的核心—边缘结构中与盈余积累体系有本质的不同，这在人类历史上已出现了许多次。在各种循环的类型，不同的邦国、帝国、文明或商业组织中，每一次都构成了霸权或超区域的超级霸权。以此观点，欧美超级霸权只是最近的事，而且因为每一个优势的周期都比前一个更强，它就首次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和影响最广的。只有当后来者在各个次大陆的“世界体系”中和在其范围内利用了千年发展，只有在他们事实上全权利用机会攫取了新大陆的资源，欧洲人才成为了例外。无论如何，根据弗兰克和盖尔斯的研究，欧美人异常的优势现在也在消退。（关于这一研究的简要说明，见弗兰克和盖尔斯，1993；盖尔斯和弗兰克，1993a；盖尔斯，1993。）对此路向最基本的是一种资本积累的理论，这种理论激进地注意那些贵金属，黄金、特别是白银的世界流通，它们最通常是用在大规模的和远程的经济交易中的。这种理论由于威廉·阿特维尔、丹尼斯·弗林（DennisO.Flynn）和阿尔图鲁·吉拉尔代兹（ArturoGiraldez）这类学者的著作而越来越流行，显示出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对外来白银的巨大需求（由于贵重物品持续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以及银本位财政方针的规则化），这极大地说明了盖尔斯和弗兰克1993年的第二部书与弗兰克1998年的著作之间的差别。前者把蒙古统治的时代（1250—1450）视为一个衰退，是欧亚大陆的“B”阶段，并且把随之而来的“A”阶段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转让给了沃勒斯坦及其西方崛起的版本；后者则把1400—1800年这一时期、即从明初和明中叶到清代中晚期，视为没有衰弱的中华超级霸权之一，是时，“整个世界经济秩序是——从字面上说——以中国为中心的”（1998，117页）。这与另一些世界史学者的发现迥然不同，后者使用并非资本积累的标准，倾向于把中国的明清时代视为一次衰落。（W.H.麦克尼尔，1982；关注市场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军事实力中的各种关系，他把中国的“支配时代”放在公元1000年到1500年。此后他发现，由于政府的那些人对企业家和武人很轻蔑，中国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更能“化解武力和财力之间的固有的反感”，而它对文明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领先也“烟消云散”了（25页）。斯米尔（Smil），1994；关注资源和能源利用，他表明，尽管中国在有效利用人、畜和水力上优势确立得早，保持得时间长，却未发展重要的风力，就像13—19世纪欧洲所做的那样；尽管中国很早就大量使用煤，但国家的经济依然极大地依赖于非矿物燃料，在与18世纪之交英格兰发明蒸汽机之后的欧洲相比较的能源利用表上，象征性地跌落下来。“到1700年，典型的能源利用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丰富的水平，在中国和西欧还是很类似的。此后西方的前进开始加速……到1850年，两个社会就分属两个世界了。到1900年，它们被一个巨大的成就鸿沟所分隔：西欧的能源利用至少是中国的4倍。这项成功的基础要回溯到中世纪……1700年以后飞速发展的时期被创造性的实际发明所引导，但19世纪的巨大成功又受到科学知识增长与新发明的设计和商业化之间的直接反馈所驱动”（234页）。阿德斯亥德（Adshead），1988；琢磨出一大套标准，对明清时代采取最负面的看法。按他的说法，16世纪下半叶欧亚大陆的4个帝国——明代中国、帖木尔—蒙兀尔晚期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鼎盛期，“都因塞维利亚大西洋经济第二次和更大的扩张期引发的普遍繁荣而共鸣”（74页）。此后，中国为“体制制约”所表征（183页），是一个“由从佛教向新儒学——一个无力的一元认识论——的转变产生的动力丧失”（187、193页），是用限制需求而非扩大供给对物质短缺的回应（192页）。“在1350—1650年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急剧变化……如果不再以区域来看，它依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社会是最有文化的，其经济依然提供了最高的人均收入，中国的小政治首脑、其增生扩展的躯体、其大脑的萎缩，使其在一个不断进化的哺乳动物的世界里，越来越像一个恐龙”（194页）。）以此大历史的观念，集中导致了明朝灭亡和“满洲征服”的17世纪中国的各种问题，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和扩展的长期而上扬的曲线图上，只是短暂的一次下挫。它们是一次短暂而剧烈的世界性财政危机的支脉，也许因不利的气候变化而更加恶劣，导致此次世界性财政危机的原因，是银锭供应和流通的一次突然的异动（弗兰克，1998，246～247页）。弗兰克不大理会17世纪欧亚大陆总危机的说法，为明清中国保留了一幅400—500年霸权周期的合乎节奏的图景，而这个霸权周期是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的，这一看法是他和盖尔斯在1993年提出来的。直到8世纪中叶之后，亚洲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言，才在9世纪早期进入了周期性的下滑，而中国是亚洲中最后显现这一下滑的地区。（西方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之间出现差距是很晚近的事，在19世纪以前还看不出来，因此中国曾是亚洲超强经济的栋梁，这样的看法发端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979）一书，关于此，见布鲁（Blue），6～37页，2000。）西方由于从新大陆获取金银而使自己大发横财，所以直到此时，它才能够买到通向支配觊觎已久的亚洲贸易的门路，并因此开始了当今这个欧美超级霸权的周期，而这偏离了它在北大西洋的核心（弗兰克，1998，第5—6章）。在这幅图景中，无论中国是哪个朝代在统治，这一“金银通货论调子的单色”（阿德斯亥德，1999，1274页）都是无大差异的。对世界体系论有几种典型的批评，或说其特点是过于狭隘的、单一经济因果的解释和值得怀疑的整体论假设，或说它没能充分地对这个周期进行实证，在史实上还经常出错，等等（山农，989，第6章），这些批评一直被用来针对弗兰克的选择性的世界体系学说，而弗兰克本人则呼吁对诸如收入分布、要素成本、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更为比较性的研究，以检验其周期的可靠性。仿佛预料到这一暗示，有若干对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进行实证性的历史比较出现了，结果这些历史比较一方面支持了弗兰克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贬损了他的研究。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1997）和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都对中国和欧洲进行了复杂仔细的比较。他们都试图发现以下情形的原因：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在19世纪以前，他们在几百年中的发达程度都比较接近，但欧洲却以与人们的直觉和预期相反的许多方式，突破了在两个地区都同样明显的斯密型和马尔萨斯型的对成长的限制，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持续人均经济成长与扩展的体系的核心。也即，他们试图解释为何是欧洲，而非中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成为工业化的和“现代”的捷足先登者。王国斌和彭慕兰都把中国视为出色地应付各种生态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主要是逐渐严重的食品和燃料资源短缺基础上的人口压力，而这些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地区都将面临的，另外中国还要应付19世纪行政效率减弱的问题，但二人都在驳斥这样的说法，即中国在19世纪最终屈服于环境耗竭和人口过剩，只能靠20世纪生产关系的西化来挽救。相反，清代中国被描绘为统辖着广袤版图和众多人口的国家，在日益具有挑战性的生态条件下，最为接近稳定的前工业化社会经济繁荣的可以想象的顶峰。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在许多世纪中都具有意义的经济安排、政治结构和国家机器建设最佳化的结果。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它们都在作为其合理延伸的帝国王朝秩序的最后几百年中继续具有意义，而这一帝国王朝秩序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世纪。
但在强调超越、威胁和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欧洲现代性的形成时，王国斌和彭慕兰却产生了歧异。王国斌认为，在与中国经济依然相似的欧洲经济同欧洲、而非中国所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条件之间（变化的结果并非明显更有效），存在着互动，他强调的是这种互动中的偶然性；彭慕兰则在把偶然性贬损为一种解释方式的同时，强调欧洲人因进入新大陆而获取的横财及其与加大提取矿物燃料的关系，强调他们在新旧大陆咄咄逼人地追求武装的海外商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