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忏悔经卷（尤其是弘阳教的）在举行葬礼时常用，其中谈到人怎样才能脱离地狱的折磨而得救。（黄育楄书中提到许多忏文。另见《宫中档》45833，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宫中档》24036，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宫中档》15334，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以后几百年中明代后期印的经卷继续流传。正常损失，官府没收，信徒增加，还有佛教要求作为一种虔敬举动传播圣典，这一切都有助于重印、重抄它们。这里仅举一例，1697年在山东印的一部弘阳教的经卷中资助者写道：（本版）谨照祖师爷所藏明版。我家与会众他人聚资（重印）以表心迹。如若另有人要再印，请取雕版以使之付梓。（这次印的一卷书于1817年被发现，没收后烧毁。《上谕档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211，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52年两个教徒校订、重印了罗教的宝卷《苦功悟道卷》；1798年又一次重印，用了一个来自江西的印刷工和一个教徒家里的雕版。《上谕档方本》255—25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随手登记》（台北：故宫博物院）嘉庆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欧大年：《明代民间经卷》，9页。）还出现了新的经卷。清代前期的经卷经常仿照以前的经卷，复述明朝祖师的生平和教义，增加一些类似的后来门徒的事。比如，《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印于1682年，里面先是有关于罗祖师的内容，后来加上两个门徒殷祖（1540—1582）和赵祖（1578—1646）的内容，这两个门徒是罗祖师转世。（这部经卷显然说明了，16世纪末问世的白莲教宇宙观已被罗教的一些教派完全接受。档案材料表明罗教一直活动到19世纪初。见《宫中档·秘密结社》（北京：明清档案）461，1814年吴子祥案。从这些档案中我们知道，吴子祥的一个弟子向他的20个门徒每人募集1000～2800文钱（共有20～56两白银），用于重印罗祖师的5本书。在殷祖和赵祖的生平中都有关于无生老母和前世、今世、来世三代以及三位佛主的内容，而在罗清的生平中没有这些内容。）清朝政府档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教派首领都想自己写书（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弥补文字材料不足），但并没有很多人有足够的文化程度能做这样的事。对这些人来说，印书的危险和开销就意味着只能以手抄本流传，因此也就不能方便地广泛流传。19世纪初有个特殊的例子，一个名叫方荣生的漕运水手写了6本书，数量达130册，都是手写的，在方荣生被捕后全部被没收，没能再流传。（《军机处录副档·农民战争》（北京：明清档案）2764，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偶尔人们会发现有些教派首领靠灵媒来给他们的看法增加权威性，但很少有经卷通过这样的渠道传播的例子（前面提到在19世纪扶箕书写已成为写作新经文的常用方法）。（这样做很明显是在耍诡计。1766年，有个湖北人承认他骗人的方法，自己先写本书，再让灵媒背熟，以便他假装是受之于神。《军机处录副档·农民战争二集》54：1，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总之，新经卷缺乏明代印制装订精美的旧经卷的权威，很少能广泛流传。难以估计在某个时候有多少白莲教经卷在流传。总的来说，在手写经卷数目增加时明版经卷的数量在减少。1720—1840年间至少有2000本（几乎有400种不同的书名）被没收、销毁。（这个数字是我从看到的材料中估算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本没有被没收。至少到18世纪中期大量与罗教有关的经卷存在着。比如，1734年江西赣县（赣州府所在地）县令逮捕了一批人，一个是有7本“罗经”的教派信徒，还有一个人有47卷教派经卷，另一人有43卷，有个和尚有6本，一个寡妇的箱子里有6本，还有一群人共有19本，其他三个人每人有6本“罗经”。4个月后，这个县令又发现了970本“罗经”（《宫中档》10568，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宫中档》3455，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与弘阳教有关的经卷虽然出现在这一时期，但并没有发现很多。拥有经卷超过一本的人微乎其微，而且这些经卷印本和抄本都有（这种情况说明其信徒不太富裕且在地理上较为分散）。不过在19世纪初官方对弘阳教做的几次调查表明，偶尔教派的师父也比较阔绰。1817年在山东靠近大运河的一个县，有个人自称祖师韩飘高的第12代门徒，他有88卷教派经卷。其中有16本（21卷）全是有关教派的，但在这16本中只有4本是印刷品。在北京1814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另一位教派师父有19本不同的经卷（35卷），但只有不到一半可断定与教派内容有关。（《外纪档》，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剿捕档》（台北：故宫博物院）435，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对白莲教经卷没收最力的人是黄育楄，他是道光年间一位精力旺盛的地方官。黄育楄先在巨鹿后在沧州（两地都在直隶）任职，他在1833年搜缴到20种不同的宝卷，1839年搜缴到30多种（其中只有5种是印本）。他在《破邪详辨》中探讨了这些书。他试图要说明白莲教的让人难解之处及其邪教性质。）这些例证都表明通常能够得到的经卷数量之多。同时也说明诵经教派并不局限于只用白莲教经卷，而是有必要兼容并蓄，要拥有并诵读更多正规的经卷，诸如《金刚经》、《心经》和《观音经》。为了说明单独某部经卷的内容及其能够留存下来的历史，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部年代很早的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现存的一本印于1523年，由长方形（15英寸长、4英寸宽）的两大卷组成，采用佛经常用的折叠装订，大字印本，锦缎封面，在每卷的首尾还有木刻插图。有24章的经卷描述了有位祖师（称太皇或无为祖师，没有具体名字）被无生老母派到人间，指示得救之路，留下了这本书，然后又回到天庭。
真主静谧来世间，
隐名埋姓居乡里，
秘传教授金丹道，
三会过后俱皈真。经卷
中大部分内容（有可能是来自于他活着时的具体辩论）都是祖师对个人提出问题的回答，这些人想弄懂他的思想体系。因此白莲教的宇宙观和末世论都以比较具体直率的语言来解释。这个祖师要信徒烧“还乡香”，教他们“三皈”和“五戒”，还教他们一种特殊的打坐运气技巧，能够让人出走，看见在“天外天”的无生老母。这部经卷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词句，在简单的文字中有着新的特殊含意：“认祖归根”、“上龙华会”、“见母得信记名”、“保运性”、“进圣宫勿复生”（《九莲宝卷》。这些词都出自其中第三章（品）。）。这些词句在大多数白莲教的经卷中一再出现。我们知道《九莲宝卷》至少在1523年就已经有了，但它后来的版本情况比较零乱。1693年和1899年两次在苏州重印，1909年又印了一次。清政府没收这本书不少于8个版本，分别在1775、1788、1805（没收两个版本）、1814、1816、1817和1823年，地点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甘肃、陕西、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和江西）。这些被没收的书有些是印本，有些是抄本。另有几本保存了下来，到20世纪落在学者手中。这些被没收的书中有三种是两卷本的明版，另有两种是一卷本的简本，还有一种前面有一篇根据扶乩写成的新序。（黄育楄4：2327；《军机处录副档·农民战争二集》106，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初九；《宫中档》50279，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宫中档》54485，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九；《上谕档方本》4950，嘉庆十年五月初七；《外纪档》（北京：明清档案）93，嘉庆十九年二月初四；《那文毅公奏议》（1834年；1968年台北重印）42.4145，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档方本》5356，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初九；《外纪档》，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档·农民战争》2297：6，乾隆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宫中档·秘密结社》493：1，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有关现存的经卷见傅惜华：宝卷目录，61页；李世瑜：《宝卷综录》，167号，北京，中华书局，1961。）诵经教派会众不仅像僧尼那样唱诵圣书，而且他们做的还更像是宗教职业人员。许多教派为会众举行葬礼。在中国社会中葬礼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死者的魂灵送入阴间（也就是为了保证他尽快更好地转世）。这样的服务当然有的简单，有的很复杂。葬礼也是僧人和道士为社会所做的一项重要服务，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据教派会众自己说，他们补充了僧道的不足，不仅为教派信徒举行葬礼，还为因太穷请不起僧人、道士的其他人举行葬礼（白莲教派中经常有和尚参加，也让信徒更容易掌握这些技能）。（《宫中档·秘密结社》490：2，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有关和尚的情况见Welch：《中国佛教习俗，1900—1950》，99、491页，7章。居士不做这些佛事。）这样的葬礼内容会包括诵读整部经（有些是教派的经，有些不是）和比较短的经忏，经忏能够用别人积的德来消除死者的罪过。正如白莲教诵经的厅堂是模仿佛寺的传统一样，教派的葬礼也是仿照其虽不那么堂皇但同样有利可图的佛事。有些教派还提供一种不那么正规也不很显赫的服务：发放送魂灵从阴间到天堂的路引。这些路引可能与僧人、道士制作出售的相似。（这种路引的图像见亨利·多雷：《中国迷信研究》（HenriDore，Researchesinto ChineseSuperstition.上海，1914—1938，台北，正文出版社重印本，1966）第一部分，69～79页。）路引是单张的纸片或绸布，上面写的内容祈求教派神的神力，通常再盖上正式的印章。教派会众大量印制，留下填写持有者名字的空档，然后把路引卖给个人或者死者亲属。纸片或是烧掉，或是放在装殓尸体的棺材里（也可能两种方法都用），以便在阴间使用。任何人都能用路引，不管是否为会众。类似的文书也有专门给白莲教徒的，用来证明其会众已被选中，摆脱了生死轮回，进入了无生老母的天堂。按照他们经卷中的说法，有些教派称这些文书为“合同”。发给新教徒四张纸：两张上写着要唱诵的经文，两张是合同。合同是两张黄纸，上面写着持有者有权进入阴间并确保其会众身份，这样持有者就“能把己的名字对号，然后被带至金城，乘银舟渡过（苦海）”（《宫中档》47961，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档》48013，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四；《宫中档》50279，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档方本》292 95，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二；《军机处录副档·农民战争二集》58：7，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给被选中（遇缘）会众文书证明的想法在所有白莲教派中都有，在所有白莲教经卷中都提到这样一个过程，登记，然后在到达云城参加龙华会时再将自己的名字对号。（见《九莲宝卷》，9、19章。）（这种得救方法也反映了官僚体制的做法渗透到中国大众文化的程度。）上面只是笼统地勾勒了一类白莲教派典型的大致格局。当然历史实际不仅要远为复杂得多，而且还是在不断地变化。
有那些与其原型非常相似的教派，并且长时间不变，但其他教派就会不停地演变。最早的材料表明，“典范的”诵经教派（其最好的例证是18世纪前期的罗教）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了解这些条件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些教派在别的地方获得成功时必须要变化。诵经教派可以发展得最为完善，不仅能举行公众聚会，修建崇拜用的房屋，而且会众的文化水准足以读懂经卷，他们有足够的闲暇经常聚会，有钱财资助修建厅堂，添置经卷和宗教用品。因为清政府是逐渐地查禁所有白莲教派，所以信徒就能在政府很少防范时最为自由、安全地信教。早期的材料证明，这类发展完善的教派最容易在城市里、尤其是在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繁华大城市里发现。在那里教派拥有成百上千的会众，还拥有许多经卷和厅堂整齐的建筑。（在除了北京以外的大城市里，政府和社会上层对教派的活动显然很少有兴趣。）寺院的僧人可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宗教活动上，是因为他们不用操心日常生活，还因为其所属的机构给了他们门徒和训练。诵经教派大致也有相同的条件，不过他们要适应世俗者的生活。其社团不时地要分散开来，会众也只有少量闲暇参加活动，他们所受的宗教训练也差得多。要保持这种世俗的虔敬生活既困难也糜费。政府的追查会毁掉经堂，没收经卷物品，驱散社团，这就使得团体要重新活动，缓慢小心地积聚新的资源以恢复过去的宗教生活。在大运河南端的罗教教派就再也没有从18世纪中期的迫害中恢复元气。
那些分布在不如其意环境中的诵经教派发现他们难以建造、维护最简陋的建筑。可以来看看18世纪后期安徽亳州一个村子里9个人遇到的事。（《大清历朝实录》，沈阳，1937；台北重印本，1964，980.1011，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宫中档》42617，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他们中有几个人年轻时从家中老人那里了解了经卷，学会了诵经，养成了吃斋的习惯。1781年在他们年长时决定恢复这些活动，聚集起来。王福（WangFu）带来了一部罗教经卷和其他材料，这些都是他祖父用过的；刘北（LiuPei）有一些他母亲用过的类似东西；李泽清（LiTzu-ching）从熟人的后代那里得到一部罗教经卷；李世登（LiShih-teng）从舅舅那里继承了一卷经卷。在这些经卷中都记载了五戒和要人做善事的内容。然后（因为）要驱灾招福，他们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去王福家唱诵。后来所有人都很熟悉王福，去他家听诵经。于是他们就学着自己诵经。后来信教的人中有两人为自己使用方便而去找经卷，一人向朋友借了1卷，另一人从去世的亲戚那里得到5部经卷，还抄了王福的罗经。以后除了每月两次的聚会外，只要这个群体成员谁家中有人生病，所有人就到这人家中聚会诵经，希望能“驱灾”，然后再一起吃顿素斋。
这个教派初期组织性并不强：他们没有分开的厅堂和崇拜用品。另一方面，对过去组织和礼仪活动的记忆，能够识字以及容易得到经卷，这一切都使他们能在经过20多年的间断后原样恢复这些虔诚的活动。很容易就得到罗教经卷显然是这个群体获得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