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清史译丛(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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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华帝国后期白莲教的传播(2)

诵经教派应该被看做在供虔诚的佛教居士所用的聚会和奉献场所长期发展的产物,欧大年以前写到过这些人。(除了前面注中提到的欧大年的著作,另见他的《中国宋元时期的白云教》(“TheWhiteCloudSectinSungandYuanChina”,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2:615642,1982)。)一般来说,教派成员都像僧尼一样终生吃素,认真遵守佛教的清规,定期聚会行礼诵经。他们还为更大的社区从事宗教服务(尤其是在葬礼上)。只要可能,信徒就在正式用作宗教活动用的建筑中聚会。强调聚会活动,男女被允许聚在一起;同时禁欲也被认为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团体中,教派成员间的横向联系很密切,信徒的生活通常都深受宗教活动的影响。纵向的联系也存在,因为像所有的白莲教派一样,这些团体都是靠师徒间传教才得以延续。每个教派都将其起源追溯到一位祖师爷(最好是明朝的)身上,教徒一般也都知道以前祖师爷的名字。因为诵经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教派吸引了比较有文化的信徒,还因为其崇拜必需的公共建筑和印刷经卷颇为光鲜,所以这些团体都是在城市里发展起来的,并避开了官府积极搜寻的地区(清朝中期那些与这种诵经模式非常接近的教派用了罗教和弘阳教这些名称)。(有关罗教已有不少学术著作。见欧大年:《漕运水手与佛陀:中国明代的罗教》、戴维·E·凯利:《庙宇与漕船:18世纪的罗教和漕运水手会帮》(“Templesand TributeFleets:TheLuoSectsandBoatmensAssociationinEighteenthCentury”,Mod-ernChina,8:361191,1982)。有关弘阳教见泽田瑞穗:《弘阳教初探》。)诵经教派让信徒过一种近乎寺庙的生活。教徒要像僧人和道士那样正式地终生吃素,把“开斋”看成等同离开教派一样严重的事。他们还正式地接受佛教信仰中的主要戒律。最常见的入教规矩是要保证遵守五戒,保证戒杀、戒盗、戒饮酒、戒说谎和戒淫。信徒们还承认佛教的“三皈”:佛、法、僧。(J.J.M.deGroot在研究19世纪后期厦门龙华教的著作中,用很长篇幅详细描述了一次入教仪式,他指出这很像寺院的授职仪式。见《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SectarianismandReligiousPersecutioninChina.阿姆斯特丹,1903—1904;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本,1971),204~215页。对众盟誓也是20世纪宣称自己是虔诚佛教居士的一种通常的方式。见Holmes.Welch:《中国佛教习俗,1900—1950》(ThePractice ofChineseBuddhism,19001950.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1967),317、358~364页。)教徒还模仿僧尼给自己取法名,一个教派或是同辈的成员都经常用一个共同的东西来强调团体作为一个代理家庭所起的作用。虽然并不要求那些希望从虔诚生活中获益的男女放弃家庭,但禁欲行为仍得到赞扬。存在着全是妇女参加的教派以及在信徒过禁欲生活时期安排好厅堂供他们居住,比如男人离开家以及让未婚妇女或寡妇住,这样就能让人过上半寺庙生活。(有一个例子,几个男信徒采用极端的做法,自愿阉割以表示他们禁欲的决心,见《外纪档》,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实际上这种教派对妇女特别有吸引力,给她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活动区域,获得教育和领导地位的新途径,也使得她们能够回避家庭。对这种类型白莲教派成员的生活来说“聚会”是关键的。这是成员作为群体聚在一起的机会,也是供他们聚集祈祷的场所。这些聚会还与那些普通大众宗教(很少有这样的聚会)的教派崇拜不同。聚会的频繁程度可以大不一样。最频繁的在新月和满月每月聚会两次,农历的初一和十五,还要在每年的其他特定日子里聚会。有些教派还模仿寺庙在每年农历六月把它们的经卷拿到外面去晒(晒经)。在其他教派,一个师父的生日或忌日或许也会成为聚会的日子。在普通人对祖先或是特定的家庭邻里神灵献上正常供奉之外(有关日常的宗教活动见StephanFeuchtwang:《台湾的家庭与社区崇拜》(“Do-mesticandCommunalWorshipinTaiwan”,inArthurP.Wolf,ed.,ReligionandRitual inChineseSociet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4,pp.107111)。),白莲教派还崇拜它们自己的神;为这些崇拜活动而聚会是在强调它们属于不同群体。经常的定期教派聚会促进了团结,并通过集体举行礼仪活动使之规范化(能够进行群体活动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白莲教对那些没有家庭在身边或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具有吸引力)。聚会通常都在教派成员或是某个资深师父家里进行,但只要有可能,信徒都会为他们的崇拜活动设立单独的房间或是房舍。这些地方可能是在模仿寺庙或祠堂,它们的叫法不一,诸如“斋堂”、“庵堂”和“经堂”。在不遇到官府迫害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发展的轨迹(中国的大多数崇拜都是如此),先是在私人家庭的普通房间举行崇拜活动,后发展到这些人家特定的房间,再发展到附近单独的建筑,直至有人捐赠庞大的独立厅堂。教派的厅堂有多种用途。它们可以用作信徒临时或永久的居所,还可以设置供奉祖师和神灵的祭坛。里面最常见的是祖师的像;而无生老母和(未来救星)弥勒佛的像很少见到。在这些厅堂里信徒可以存放供奉所需的物品:蜡烛、焚香、乐器和经卷。但厅堂归大家所有对团体来说具有危险性。政府知道,有教派建筑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富裕、信徒众多的白莲教团体。这些厅堂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没收,或是毁掉,或是转为公众使用。(18世纪中期政府曾专门大规模地寻找并毁坏教派的厅堂。见戴维·E·凯利:《教派与社会:在漕运水手中罗教的演变,1700—1850》(“SectandSociety:TheEvolu-tionoftheLoSectAmongGrainTributeFleetBoatmen,17001850”,Conferenceon OrbhodoxyandHeterodoxyinlateImperialChina:CuturalBeliefsandSocialDirisions,Montecito,California,1981082026)。)无论在哪儿举行教派聚会,主要活动都是集体诵经。这样的诵经一般还要供奉教派的神,参加者吃一顿素斋。有些教派可能还有别人捐赠的地,有固定收入,但得到的钱必须用于每次聚会时买香、供品和食物。关于诵经活动的详细情况很少有人记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间情况肯定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佛教僧尼的诵经是效仿的榜样。(对和尚诵经的记载见J.PripMoller:《中国佛教寺庙》(ChineseBuddhistMon-asteries.Copenhagen,1936,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重印本,1967),365~367页;Welch:《中国佛教习俗,1900—1950》,3章。有关白莲教的诵经活动见欧大年:《民间佛教》,186~188页。)聚会时,信徒对着香案和经卷弯腰行礼,点上香,奉上水果和茶(就像普通的崇拜活动所做的一样)。(在家里和寺庙举行的普通崇拜活动都会有各种供品。见Feuchtwang:《台湾的家庭与社区崇拜》,110~111页;阿瑟·沃尔夫:《神灵、鬼魂与祖宗》(“Gods,GhostsandAncestors”)载于氏著《宗教与礼仪》,176~182页。按照Feuchtwang的评判,这些白莲教的供品都是相当“纯净的”,表示献给最高的神灵。)然后他们就坐下,齐声诵经,同时敲木鱼发出橐橐的声音,敲铜铃发出叮叮当当声。这些聚会的长短可能是依据参加者的空闲时间而定,但正常情况不会超过一天几个小时。会众只是用含糊的说法提及诵经的作用——“驱邪招福”(很难说信徒对宗教活动通常所做的简单解释是反映了人们对该教哲理基础理解不深,还是因为当时史有记录的禁绝该教的敌对气氛。),但他们诵经肯定要为诵经者积德,同时也为别人积德,像僧人一样他们也能为别人积德。显而易见,在诵经所起的重要作用中,拥有经卷对这些教派的活动至关重要。有一部经卷中写道:“若不熟悉经卷,就难以了解生死。”(《太上祖师宝卷》,第二部分,12页。)尽管16世纪以后中国的印刷物增加,使得为大众所用的文献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数量,但在18世纪教派经卷还不多。加入一个教派就意味着有机会阅读并拥有这些经卷,学会诵读,甚至还会抄录它们。师父像僧人一样会讲解经卷,并通过逐字解释间接地教人学会读书。(对这些经卷如同儒家经典一样还加了注解,这说明教派师父也经常向弟子解释经卷。比如,对《叹世无为卷》所做的注解给生僻字注了音。见欧大年:《明朝民间经卷:罗清的宝卷及其无为教介绍》(“MingDynastyScriptures:AnIntroductiontothe Pao-chuanofLoChingandhisWu-weiChiao”),未刊论文,1976,11~12页。)在清代中期诵经教派中发现最多的经卷与16世纪两位重要的师父有关,他们后来被尊为罗教和弘阳教的祖师爷,这两人是罗清和韩飘高。有五部六册归在罗祖师名下,在他死后的几百年中,这些经卷被使用不同名称的白莲教派珍藏阅读。在最初的印本中,这些经卷谈的是明代后期民间佛教有关得救的内容,用的是比较抽象的语言(“无垠虚空是无限之体”),里面没有与无生老母有关的宇宙观和末世论。(欧大年在《漕运水手与佛陀》和《明代民间经卷》中分析了这些经卷。

这些经卷的一些内容见傅惜华的《宝卷目录》(“CataloguedesPao-kiuan”,MelangesSi-nologiques,Paris:UniversitedeParis,1951,p.46)。)虽然最早的经卷不是这样,明代后期的经卷与飘高祖师以及他的教是一致的(泽田瑞穗在他的《宝卷之研究》中列出21种弘阳教的宝卷,里面有几种谈到了韩飘高的情况。其中至少有几种从标题看显然是明代的宝卷。另见育楄《破邪详辨》(1883),这些宝卷大多都在该书中被提到或被引用。有些宝卷借用的是罗清五部六册的书名(或许还用其内容),只是简单地在标题上加上“弘阳”或“混元”。),提出了形成白莲教信徒思想的历史观念:有关无生老母关心她的人间孩子疾苦的故事,无生老母决定要派一个师父(此处是飘高)向人们揭示得救之道以及弥勒佛要降临的允诺(后来自称代表罗清教义的宝卷也包含这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