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 Societyina ChineseCity，1796 188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该书中文版见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本文据英文版撰写。）
——罗威廉《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读后
□马 钊汉口，武汉三镇之一，古有“水陆双城”、“九省通衢”之称。在清代，汉口与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天下四大镇，为茶、盐、米、药聚散之地，商贾云集，早有“汉镇之繁庶遂甲于全楚”的美称。从今天治史的角度来看，史学家可以找出无数理由去写一本有关汉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著作。不过在美国学者罗威廉教授开始研究汉口的20世纪70年代，以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以下简称《汉口》）的1984年，写一本地处内陆的汉口史、乃至写一本近代城市史的著作，都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要理解罗氏汉口史的历史意义，我们就必须首先回到当时的美国史学语境之中，考察这本著作的创新之处和深远影响。罗威廉教授在本书前言中说明，他对汉口的关注还要追溯到 7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当时的中国史研究还基本遵循美国汉学鼻祖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理论模式，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框架探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这一时期在费正清亲自指导的哈佛大学出版社中国学论著系列中，所有著作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特别是清代的政治制度，这是了解中国近代“回应”的制度基础；第二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是改变中国近代走向的基本动力。于是乎，在林林总总的制度史、外交史、人物史研究中，罗氏的城市研究显得凤毛麟角。不过该书甫一出版，一向以言词直率谨慎著称的诸多美国史学杂志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在中国读者广为熟悉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前言中，作者保罗·柯文明确指出，《汉口》一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范式转型的代表性著作之一。（PaulCohen，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 RecentChinesePas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4.中文版见林同齐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罗氏的著作不仅在美国学术理论转型过程中居功至伟，还开创了一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先河。时至今日，城市研究已经成为中外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研究近代城市行政管理、商业发展、社会组织甚至妇女文化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汉口》一书的影响。本文希图在有限的篇幅内，从建筑空间（urbanspace）、社会结构（socialorganization）和权力框架（powerstructure）三个问题着眼，对本书做一个介绍，同时在本文的最后，我将讨论《汉口》中涉及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考察该书是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地方社会历史的认识。城市建筑空间研究城市建筑空间，其实就是研究城市建筑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建筑在城市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在《汉口》一书中，作者十分关注汉口的城墙、街巷以及行会公所的公用建筑，这样的着眼点
实际上来源于传统的欧美城市史对城市公共建筑的研究。西方所谓公共建筑，主要包括城防设施、市政厅、教堂、纪念碑、图书馆和市场等。通过研究这些公共空间，城市史学家指出欧洲中世纪以后出现的城市发展和城乡差别主要就体现在城市公共性建筑的出现，例如城防设施将城市与乡村分开，市政厅的出现为市民行使政治权力提供场所，宗教场所的开放成为市民的精神纽带，标志性的纪念建筑实际上也是一个博物馆，记载了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和重大事件。与乡土建筑风格迥异的城市建筑是欧洲社会近代化的标志，同时公共空间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诞生。
在罗氏之前的中国史研究也是从清代城市空间的特点上来分析中国和西欧在近代社会发展的分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牟复礼的研究。（Frederick W.Mote，“The City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inJames T.C.LiuandWei-mingTu，ed.Traditional China.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70.）牟复礼指出中国城市内既没有与乡土建筑迥异的建筑形式，也缺少开放的、供市民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城市建筑多以低矮单层房屋为主，政府衙门、商业店铺、寺庙和民用住宅在建筑外形和装饰上大同小异。在欧洲城市中人们可以看到从中世纪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到近代维多利亚功能主义建筑的转型，但在中国，新建筑沿袭了旧框架，颇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单一风格。中国城市单调、缺少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形态说明了近代之前中国城乡差别并不明显。牟复礼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城市建筑大多采用“四合院”形制，建构起连绵不断的“内闭形”空间，因此缺乏西方式公园、市政厅、教堂等开放的公共活动场所。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宗教建筑，中国城市虽不乏帝王庙、陵寝、孔庙、佛寺道观、关帝庙和土地庙等宗教建筑，但是这些建筑背后都体现着国家权力的身影，它们并不是满足市民宗教生活的公共宗教活动场所，而是国家操纵城市精神生活的象征。因此，中国城市中缺乏那种类似于西方式的、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之外的宗教神权。同样由于中国宗教依附于国家权力，中国城市中的宗教建筑通常缺少西方同类建筑的辉煌宏大的外在形态，它们通常与民用建筑形构类似，以至于淹没在寻常巷陌之中。
虽然《汉口》一书并不是对牟复礼研究的直接回应，但是研究汉口，特别是研究汉口的公共建筑的特征和功用，用意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中国城市所谓“封闭性”、“停滞性”和“官僚性”的认识。首先是要重新理解城墙的意义，罗威廉在书中强调汉口的城墙是城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城市社区与周边乡村分割开来，还体现在城墙的建造过程。修建汉口城墙并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为了抵抗太平军攻城以及战后城防，本地绅商自发筹集修缮城墙的资金，因此这是一项公共工程，它的背后是地方精英如何运用自身财力参与政治活动。其次罗氏关注的是行会建筑，他发现随着汉口商业发展和太平天国之后经济恢复，这些商业议事管理机构得以重建扩张。在书中，罗氏指出19世纪汉口的行会发展与商业繁荣同步。本来迅速发展的商业就并非由少数团体或个人垄断，加之太平军的占领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战事破坏了汉口原有的商业结构，当清军重新占领汉口，城市商业恢复往昔繁荣的时候，人们发现起主导作用的几乎是新一代商人与商号。汉口新的商业格局掌握在多个商人团体手中，例如有依靠曾国藩湘军起家的湖南商人，控制金融交易网络的宁波商人，精通洋务贸易的广州商人，和那些虽行事保守但实力尚存的徽商和晋商。不同的地域商人团体建立了自己的行会，既管理自身商贸事务，也插手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些行会虽然不像欧洲城市中市政厅那样政治意义浓厚，但也为绅商的政治活动提供舞台。
从罗威廉对汉口城市建筑空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是这些建筑在城市日常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功用。如何使用空间？什么人使用空间？使用空间的意义何在？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有明确理论指向的，罗氏的矛头就是马克斯·韦伯对城市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论述。
城市社会结构
城市是韦伯论述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一环，罗氏在《汉口》一书前言中对此作了总结。根据韦伯理论，欧洲中世纪以后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多重深远影响。从法制角度看，城市孕育了自由平等精神和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理念，这直接导致封建城邦制度瓦解；从政治角度看，代议制民主也是城市发展的产物，相伴而生的是官僚制度和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制度（例如财政预算等）；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城市发展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它培养人们通过精心计算投入和产出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后在经济机构方面，城市商业机构的发展壮大直接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罗威廉在总结韦伯对西欧城市经典描述之后，强调韦伯以西方城市为模式对中国城市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论述，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根据韦伯的理论，首先，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没有城乡差别，城市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单位，它的管辖范围拓展到了附近乡村，是没有空间（城乡）区分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单元。于是乎，中国的城市是国家统治的堡垒，城市中的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生活都处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控制之中，社会处在依附地位，无法形成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市民政治自治。其次，在社区生活和市民心态方面，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居民保留着异乎寻常的乡土纽带。无论是官方的保甲制度，还是市民姻亲及社会关系，都强化了省籍、乡籍认同，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居民之间缺乏一种超越籍贯分野的市民身份认同。
罗威廉通过研究汉口的商业和商业组织，提出了和韦伯完全不同的结论。就社会组织而言，罗氏强调19世纪汉口的商业行会迅速发展。行会不仅控制了商业贸易，而且机构、职能、实力也逐渐扩张到了商业贸易以外的领域。这时期的行会关注的不再是本身小团体成员的自身利益和行业利益，更多的是城市社区的共同利益，比如城防、消防、公共安全、市政管理等。以行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城市生活中的活跃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太平天国后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的显著特征。这种脱离了行政管理体制的自发社会组织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比罗氏稍早的魏斐德和孔飞力的地方团练研究也有相同观点。（Frederic Wakeman，Jr.，Strangersatthe Gate：Social Disorder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66.中文版见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hilipA.Kuhn，RebellionandItsEnemiesinLateImperialChina：Militarization andSocial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中文版见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不过汉口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以行会为依托的政治和社会“离心力”产生于城市社区和商业资本。制造“离心力”的人群不是靠团练起家的军功阶层，而是富甲一方的商贾士绅。回到市民身份认同这个问题，罗威廉发现晚清汉口行会的成员身份复杂，很多情况下，行会已经不再以乡土籍贯划分，它的包容性越来越强。罗威廉指出在清代，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以汉口为例，城市居民中包括了大量省籍不一的移民群体。通常意义上讲，各地移民以乡土籍贯为纽带，建立各自的行会，保持不同的地方认同，结果市民虽然同住在一个城市，但是并没有形成共同的地方认同。但是在汉口，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团体逐渐淡化了籍贯认同，而是越来越主动地将自己界定为“汉口人”，这种对客居地的认同直接导致了跨越省籍界限的共同的市民身份的形成。在19世纪，中国城市不仅拥有一个市民阶层，市民之间还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城市社区。当然，罗威廉强调，汉口的市民社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汉口地方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不稳定的下层社会，居无定所、人无恒业，他们成为地方社会秩序的威胁，城市行政管理当局和士绅阶层逐渐意识到来自下层社会的威胁。同时，城市中逐渐出现了有意识的阶层划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发展和地方工业化，这种阶层意识愈发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