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权力架构
所谓权力架构，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罗威廉更为出色的汉口两部曲中的第二部《汉口：中国城市的社区与控制，1796—1895》中，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公共领域”的概念。（WilliamT.Rowe，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 1895.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在本书中，罗氏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权力和商业发展的关系上。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阶层划分明显，以农业立国的清朝采取了“抑商”的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辩论的主要议题，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落后于西方的症结所在。
不过罗威廉在研究中发现，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汉口的繁荣似乎并不支持上述传统观点。他指出汉口的经济发展体现在两个层面：商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地方经济恢复不仅体现在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群体的贸易活动中，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商机到处存在，他们也是经济复苏的得益者和贡献人。面对繁荣的商业，地方政府并没有执行“抑商”的政策，而是采取了一种积极的配合扶植态度。罗氏总结，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财政对商业的倚赖益发显著，因为原有的土地税已经不能满足庞大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的政府只得转向商业贸易和商人寻求新的财源。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拥有繁荣的跨省贸易，正好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政支持。政府对商业的倚赖与放松对商业的行政管理同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放弃了行之已久的盐引制度。制度上从“官营”到“私营”的变化并不是汉口一地一时的现象，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到了19世纪中期，居于湖北要冲的胡林翼、官文等督抚官员不过是加快了已有的制度变革趋势。这些政策的核心就是放松政府管理，依靠牙行等制度，促进地方贸易发展。与此同时，商业行会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政府有鉴于此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对地方商业进行直接管理。新制度产生两点结果：一是商业摆脱了行政干扰，获得自由发展。同时商业运作本身也逐步合理化、规范化，例如商业契约合同广泛应用，金融借贷迅速发展，新的合伙经营模式逐渐完善等等。二是商人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许多非商业领域内也开始享有发言权。当然在19世纪末日渐壮大的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还是保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地方社会组织就完全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方
法论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罗威廉通过对汉口商业社会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开埠前中国城市的总体看法。作者的理论框架来自于韦伯的经典论述，他的研究着眼点也是与欧美城市史研究一脉相承，可是他的结论并没有将中国城市描绘成与西方发展模式相对的东方范本，相反在罗氏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发现东西方发展的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理论上的突破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是同步的，下面看看汉口史研究运用哪些新的方法，这有助于我们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宏观语境下全面了解本书的内容。罗威廉在本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的汉口研究得益于施坚雅的区域体系和市场体系理论。简言之，施坚雅的这两个理论都强调要了解中国地方社会，必须突破政府行政区域划分造成的人为限制，也就是说政府行政区划图上展现的社会和老百姓日常经历的地方社会是不一样的。具体到所谓区域体系，由于山川地貌限制，地区间的经济交往有一定的地域限制，在缺乏现代化交通的清代，跨区域的交往（包括人员和货物）都要考虑运输成本，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要远远大于跨区域的联系，因此幅员辽阔的中国实际上是由多个经济大区（macroregion）组成。在每个经济区内，有自己的经济中心，也有与之对应的边缘地区。（G.WilliamSkinner，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77.中文版见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所谓市场体系，是指普通百姓生活的乡土社会中存在着以集市为中心的村落共同体，村民的日常生活（商业、婚姻等）总是在这个小体系中进行。（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AnnAr-bor，MI.：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1964.中文版见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罗威廉的研究就是通过施坚雅的理论，将目光从行政区划转到自然形成的地方社会，汉口不是清政府地方行政统治的中心，因此它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其商业中心的特殊地位。同时，如果中国是由多个内部活跃的经济区组成，那么近代经济发展就不是简单的“沿海—内陆”模式。这个“沿海—内陆”模式其实是费正清理论中“冲击—回应”模式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翻版，它主要强调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西方和开埠口岸，新的商业模式从这里被引入中国，然后层级推进，从沿海走向内地，最终带动中国的近代化。而汉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靠自身经济纽带和地区优势而发展起来的内地城市的经验。寻找地方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的动因，实际上就是重新检讨西方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和中国近代化的内生因素。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从地域的着眼点上摆脱“沿海—内地”的束缚，还要运用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方法，了解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罗威廉《汉口》一书将研究的时段放在1796年到1889年间，为什么挑选这样一个时限？作者自己解释，研究起于乾隆禅位嘉庆这一年，是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蔓延数省、连续数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的地方统治和经济实力自此开始衰落，地方社会的权力格局开始发生质变。本书止于晚清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因为在张之洞任内，以西方为模式的近代工业化系统展开，汉口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样的研究时段划分，突破了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水岭的中国历史研究画线。其结果，正如罗威廉所强调：“19世纪中国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前的，消极被动地等待西方势力的到来”，汉口社会一直处于运动发展状态中，“西方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讲不过是强化了已有的发展趋势”。
个案研究的适用性
从1984年本书英文版首发到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此书列入“编译丛刊”的第一批翻译书目，罗威廉的这一部汉口史已经走过了20年，作者本人也已经从美国清史研究新锐成为时下海外中国史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回首过去的20年，《汉口》中所展现的城市史、区域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方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反思吗？我想反思是有的，它主要来自如何理解和解决个案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反思之一是汉口案例的代表性问题。汉口所展现的是一个商业社会，正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商业贸易，所以商人在这里获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与之相配的是有限的政府行政管理权威。可能有学者会质疑，这种商业化的城市在清代中国城市中到底占了多大比例？在其他非商业城市中政府权力和地方社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更具体地讲，汉口一地所展现的以行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能动性和商人的独立性是否在其他地区也出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某种程度讲，其实这是一个给读者而不是给作者的问题。个案研究有很强的时空性，它的目的就是要质疑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此个案研究的贡献并不是在于要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而是要读者注意那些被原先理论框架所忽视的地方。一旦脱离了个案研究所处的时间与空间，结论必然要有所调整。例如同样是研究清代城市，梅尔清笔下的扬州地方精英就更有意识地将自身的文化活动和政治取舍联系起来，文化与政治、或者说精英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程度要比汉口的商人更密切、更微妙。（TobieMeyer-Fong，BuildingCultureinEarlyQingYangzhou.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中文版见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而在魏斐德对国民党时期上海警政的研究中，汉口地方所展现的社会与国家权力共生的局面就完全被现代国家的规训权力所代替，社会组织已经完全成为集权国家的附庸。（FredericWakemanJr.，Policing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1995.中文版见章红等译：《上海警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反思之二是“中国中心观”问题。柯文将“中国中心观”定义为“（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65页。）。根据柯文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罗威廉的汉口史是这种“中国中心观”的代表著作。不过当我们努力超越西方范式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西方的参与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中国中心观”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正如罗威廉在书中所说，清末，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切实地感受到了西方入侵带来的冲击，“对于汉口而言，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给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本书截止于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正是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势力全面侵入汉口地方社会的开始，因此如果要研究开埠以后的汉口，可能就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给出不同的答案。重新关注西方在近代中国的作用也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学术界的共识，2003年在密歇根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即直接以此为题，从中我们可以窥测新的美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型可能即将到来。反思之三是西方理论的应用。罗威廉的汉口研究有深刻的西方理论烙印，他对城市研究的宏观框架主要是建立在欧洲城市发展经验之上，比如他在前言中曾经提到了八部城市史研究论著，对象都是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城市。虽然随后罗氏提到了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藤井宏等人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为作者考察汉口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没有改变理论框架本身。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罗氏的研究着眼点上：公共空间、市民心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对于作者来讲，运用西方理论框架和概念，必须要考虑中国个案特殊性问题。比如在研究汉口商人的政治权力运作的时候，罗氏就强调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界定政治多元化和代议制民主等概念。他指出，对汉口社会组织在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如果将政治体系多元化界定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制度，那么汉口的社会组织远非是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独立政治单元，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复杂的合作而非对抗式的关系。但是如果放宽政治体系多元化的定义，将其理解为依靠多重政治资源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权力框架，那么无疑汉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征，汉口的行会已经在依靠自身力量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为自身团体和城市社区的共同利益与政府进行有条件的合作和有限度的竞争。当然运用西方理论（无论是顺其道而解之、还是反其道而用之），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避免将西方研究的关注点移情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例如欧洲近代城市的政治生活主要以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的矛盾而展开，这也就是为什么罗威廉汉口史第二部专门讨论城市管理中体现的“公”的领域和地方精英能动性。但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国家与社会的划分并不清晰，所谓的社会组织既可以掣肘国家权力也可以成为政府的工具，如何理解这种复杂关系还需要不断地研究。
这一本汉口史为罗威廉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五年之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罗氏的第二本汉口史著作《汉口：中国城市的社区和冲突，1796—1895》。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体现出的通过与西方比较而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被罗氏应用到了他的第三本书《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之中。（WilliamT.Rowe，Savingthe World：Chen Hongmouand Elite Consciousness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2001.）而他否定“中国停滞论”，要在中国内部寻求近代发展动力的观点最终成为罗氏为《剑桥中国史·清前期卷》所写“清代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一章的主题。（WilliamT.Rowe，“SocialStabilityandSocialChange”，inDenisTwitchettand JohnK.Fairbank，ed.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ume9，PartOne：The ChingEmpireto1800.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在此，我希望通过介绍罗威廉的第一本著作，为读者了解近二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转型和罗氏自身研究特色提供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