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与法家等级观念相比较。法家在打破旧等级制上表现得比儒家激进，但法家并非不讲等级。商鞅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商君书·君臣》，4605页。）商鞅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韩非强调“贵贱不相逾”（《韩非子·有度》，4620页。）。但是，同样是突破旧等级建立新等级，儒家属于文明层次，法家属于野蛮层次。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4742页。）“争于气力”就是争于杀人的“丛林法则”。谁杀人多谁升迁快。商鞅说：“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商君书·君臣》，4605页。）商鞅要将秦人培养成“闻战而相贺”（《商君书·赏刑》，4598页。）。这是鼓吹用暴虐的方式更替旧等级制。法家反对文明治国。商鞅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4580页。）这是反对让农民学习文化。韩非说：“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韩非子·显学》，4748页。）这些是反对道德导向。依照法家主张建立的社会，人类必定倒退回野蛮。
与之相反，儒家是用文化本位的新等级制代替旧等级制。孔子用“六艺”为社会培养人才，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1112页。），提出有德者居上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1092页。）。孟子主张“贵德而尊士”，“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1128页。）。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1242页。）显而易见，儒家等级制是以文明为尺度，追求的是“正心”、“诚意”、“修身”的君子世界。法家鼓吹的是低层次的丛林法则。
(c)与墨家等级观念相比较。墨家也并非不讲等级。墨子说：“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墨子·尚同中》，4284页。）这强调了传统的君臣父子等差。墨子还说：“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墨子·尚贤中》，4279页。）这是要求加大贤者与平民的等差。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善于治事的人才。墨子打比喻：“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上》，4278页。）墨子批评当政者不任贤使能：“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尚贤下》，4282页。）墨家主张的黜陟标准是文明的。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韩非子·显学》，4748页。）但是，这个“能”主要是业务能力。墨子“尚贤”的比喻是：“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墨子·尚贤中》，4279页。）对于“有能者”，如果仅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可，如果进一步“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则大大不足。因为任事断令者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水平。特别是古代，人们生活封闭，视野狭窄，公共设施非常落后，对管理者的监管能力很弱，管理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官员个人的道德，而不是业务能力。所以，当时什么样的人能居高位，应当更看重德性。虞国宫之奇引《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591页。）“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左传·桓公二年》，551页。）鲁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728页。）郑子产说：“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728页。）晋史赵说：“盛德必百世祀。”（《左传·昭公八年》，779页。）儒家的君子标准主要在道德层次。荀子甚至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荀子·天论》，1271页。）荀子为强调道德而贬低技术过于偏激，但能凸现出儒家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今天看来仍然重要。今人对领导人的要求也首先注重道德。河北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说：“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孙中山。孔子是仁政，孙中山是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孙大午在线访资实录》，载网易商业报道，2003）孙先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对伟人看重的首先不是能力，而是道德。就影响力来说，领导人的道德远远超出其能力。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传上》，71页。）儒家对高等级者的要求，首先就是高道德。所以与儒家相比，墨家的等级制仍是低层次的。以上与诸家等级观念相比较可以得出，儒家的等级观念层次是最高的。
由上可见，仔细分析，对旧的贵族等级制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孔子的“中庸”方式。
例子四：孔子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是个现实性非常强的问题。孔子的观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1107页。）“和”是说不同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你的意见我尊重，我的意见你尊重，你我不同的意见和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合力。高音、中音、低音，糅合在一起形成美妙的音调；赤、橙、黄、绿、青、蓝、紫糅合在一起形成美丽的绘画；酸甜苦辣咸形成美味的食品。上个世纪初，世界上有三千多种小麦；上个世纪末，世界上还剩下两百多种小麦，基因的多样性正在丧失，这不符合儒家的“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史伯论兴衰》，6895页。）总之，“和”就是容纳多样性。与君子不同，小人追求的是“同”。小人所讲求的是，我比你强大，你就得放弃你的意见与我相同。你比我强大，我就得放弃我的意见和你相同。
孔子追求的是“和”。但是，人们对“和”的理解往往只是局限在包容多样性，而忽略了“和”意味着前进、上升。“和”就是“中庸”，“中庸”不仅仅是追求双赢，还追求共同前进。孔子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孔子的学生中有人可能是有神论者，比如子路。“季路问事鬼神。”“敢问死。”（《论语·先进》，1104页。）有人认为，“中庸”式的回答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笔者却以为，这种回答并不符合“中庸”，因为回答得太消极。“中庸”不但强调双赢、相互尊重，还特别强调共同前进、上升。对上述问题，孔子的回答不但没有排斥他人对鬼神的信仰，还包含着与信仰鬼神者携手共进之意。“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1104页。）孔子意识到，子路问鬼神其实质是问人，问死亡其实质也是问生。孔子不信鬼神而关注人的问题，不谈死亡而更加关注生。孔子和子路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孔子绕过鬼神问题和死亡问题，直接抓住双方下一步的共同点——人的问题和生的问题。总之，孔子面对子路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是求同存异的处理方法。他坚持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尊重了对方对鬼神的信仰，又开辟了双方共同前进的道路，做到了一举三得。
如此看来，儒家的开拓进取不是靠牺牲他人得来，而是包容了他人的特殊性。比较历史上世界其他种类文化会发现，儒家的包容性最强。(笔者声明：此处绝对无意贬低世界各个宗教。在当今，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大都走向主张人类相互宽容与和睦，谋求人类的解放与福祉。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其实是违反这些宗教的本意的。中华文化也有许多不如世界各个宗教之处，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
例如，中世纪的基督教。儒家祀百神，基督教信奉的是绝对唯一神。历史上基督教曾只许信上帝一神，谁敢信其他神就是异教徒，必遭讨伐。1096年到1270年，欧洲天主教会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上层僧侣打着消灭异教徒、解放耶路撒冷等圣城的旗号，向近东地区的东正教和穆斯林发动了八次“圣战”。第一次于1097年春在君士坦丁堡集结近四万人，经小亚细亚向耶路撒冷进攻。十字军沿途抢夺、杀人放火，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于1099年7月15日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七万余人，血洗全城。第四次东侵主要是攻击国力衰弱的拜占庭帝国。1202年，法、德、意十字军由海路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4月攻陷君士坦丁堡，焚城掠夺达一星期之久，把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烧光，甚至挖掘坟墓，劫掠殉葬品，所有文物、艺术品、文献图书损失殆尽。
历史上基督教不但要消灭异教徒，还在其内部迫害异端。一种宗教流传于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应是正常的。按儒家的“和而不同”精神，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互相商讨、切磋，共同提高，不应该封杀对方，更不应诉诸暴力。可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没有一点宽容精神，只要有一点与教会确定的说法相左就被打成“异端”，遭到审讯。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一般设在修道院内，审讯秘密进行。宗教裁判所所制订的审讯条例：有两人作证，控告便能成立。证人如果撤回证词，就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用刑。被告不仅要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辩护者应受罚绝。被告认罪之后，如果翻案，按异端处理。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宗教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500年，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分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至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
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彻底完结，甚至对一些国家的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里根时代相当张狂、苏联解体后更加活跃的新保守主义。“他们自称要把上帝的理性之光普照大地。”“极力鼓吹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加上‘道德’的印迹，为了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他们总是埋怨美国不够‘狠’。例如，一个叫尼奥·弗格森的教授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打赢朝鲜战争，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反对麦克阿瑟将军把战火烧到中国，没有在中国扔50枚原子弹！”（詹得雄：《思潮起伏看美国》，载《参考消息》，2007-02-22）
伊斯兰教也信仰绝对唯一神，排斥异教。穆罕默德说，多神教徒都是一些瞎子、聋子，有眼看不见安拉指示的正道，有耳听不见安拉使者的召唤。说他们犹如在疾雷闪电中紧闭双眼、紧掩双耳的人一样，怕见到亮光，怕听到声音。说他们死后要进天堂的大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他们要想得到安拉的恩惠，犹如徒手站在井台上的人想喝井水那样枉费心机。（参见王怀德、郭宝华：《伊斯兰教史》，27~2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对于犹太教，穆罕默德说，“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教徒”，“期待着有机会给他们以坚决的打击”（同上书，34页。）。
公元627年，伊斯兰教真正成了麦地那独一无二的宗教，“麦地那出现了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团结起来的新型社会。随着穆斯林势力的壮大，穆罕默德改变了初期那种各行其道的策略，说：‘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这等人是最可恶的人。’”（同上书，42页。）《古兰经》中有“为安拉之道而与不信的人进行战斗”的说法，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是以此为号召，发动圣战，东征西讨完成了他的十年哈里发历程。（参见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教文明》，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伊斯兰教内部又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两者互不相容。在伊拉克，阿里大清真寺就是在两者的冲突中数次被炸。在阿富汗，塔利班竟然用冲锋枪射死了信奉什叶派的十几个伊朗外交官。塔利班还搞了毁佛运动，炸毁了闻名世界的巴米扬大佛，强迫阿富汗的佛教徒穿特殊颜色的服装以示羞辱。
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冲突也很激烈。在巴勒斯坦地区和黎巴嫩，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各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一再冲突，多次演变为战争。2006年因真主党绑架以色列士兵而引起的冲突，使黎巴嫩二十年的建设成果几天的工夫化为灰烬。在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矛盾尖锐。印度教徒拆毁了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巴克里清真寺，伊斯兰教徒烧毁了印度教徒乘坐的火车，一些极端分子制造了孟买六连炸。一些极端的锡克教徒企图制造动乱，印度教徒就支持政府进攻锡克教的“金庙”。锡克教徒刺杀了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印度教徒在全国痛打锡克教徒，烧毁他们的店铺。另外在泰国、菲律宾、印尼、尼日利亚、苏丹、索马里、前南斯拉夫、前苏联，都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冲突，造成许多冲突和恐怖事端。在北爱尔兰，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冲突也成为制约当地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佛教应该说在世界几大宗教中最为宽容。可是，佛教在佛陀圆寂后也很快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双方后来又衍生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历史只有它们相互分离各自发展的记载，没有相互融合的记录。大乘佛教进入中华又形成许多宗派。各宗派之间互相攻击其他宗派为“偏教”——即只有真理的一个片面，而夸耀本宗为“圆教”——即得到了完整的真理。有些宗派内部也发生了为争夺“法嗣”——正统而伤人甚至夺命的事，比如禅宗神秀对慧能的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