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一：笔者以为，“中庸”在中华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于群体的无意识中。原始社会是非常野蛮的。比如我在山寨之外看见一个陌生人，我很可能上去就用石头把他砸死，拖回尸体大家分而食之。我不打死他，他可能也会打死我。原始社会整族地杀伐他人应是家常便饭。可是，在我们中华原始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一位伟人——黄帝。黄帝不单是个人名，还是个文化概念。什么文化？“中庸”。虽然他还没有能力自觉概括出“中庸”两字，但在他处理族际之间的矛盾时已经隐含着“中庸”。《史记》载：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治五气”，“五”是多，“气”指不同的风俗习惯。“治”是协调。黄帝协调许多氏族部落的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不是强迫大家只接受某种风俗习惯。“艺五种”，是把各个地区不同的树木种在一个特殊场合，表示对各个氏族部落的尊重。有点像今日各国互相在对方国家种植自己国家的树木作为友谊树。“教熊罴貔貅虎”，“熊罴貔貅虎”是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对象。是“教”而非强制，这是向大家展示自己先进的文化，带动落后民族进化。由于协调了自己与周围氏族部落的关系，更远一些、更落后一些的氏族部落——“鸟兽虫蛾”也受到教化。甚至更更远更更落后的氏族部落——“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也受到影响。除了对蚩尤和炎帝，黄帝好像不怎么用兵。尧继承了黄帝以来的传统，用和谐的方式协调各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与此相应，“龙”文化或许由此而发端。“龙”是古代的文化符号。“龙”在西方世界的传说中是恶魔怪兽。“龙”能喷出有毒的气体和烈焰，大量吞噬人和家畜。所以，古希腊有勇士屠龙的说法。西方的“龙”意味着对抗，搏杀。所以，我国才有人提出为了减少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误会，中国不要再赞颂龙图腾。笔者认为无此必要。中华的“龙”在上古华夏地区的产生，反映的是各氏族、部落、民族之间的共存共荣、双赢发展。所以，中国“龙”的文化就是“中庸”文化。“龙”身是长条形，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长条形动物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身是狮子头，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狮子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头上有角，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有角动物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嘴上有须，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嘴上有须动物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嘴据说发源于猪嘴，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野猪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背部和腹部有鳍，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水生动物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腹下是鹰爪，这说明历史上，曾有一个以猛禽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了。“龙”能够在天上飞，水里游，陆上走，树上盘着。这说明历史上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有高山住的，水边住的，平原住的，还有森林狩猎民族。“龙”的颜色有青、白、黑、赤、金，因为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民族喜好的颜色各有不同。总之，在“龙”身上，各个民族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谁输了？谁也没输。谁赢了？大家都赢了。大家共同组成中华巨龙，腾飞于世界东方。可以说“龙”的文化就是“中庸”文化。
例子二：笔者以为，在中国上古改朝换代中也存在着“中庸”。改朝换代，古今中外普遍存在。有推动历史前进的改朝换代，有阻止历史前进的改朝换代。前者是进步势力推翻反动势力，后者是反动势力推翻进步势力。不管是哪一种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的都是殄家、灭族、屠杀。付出成本最高的是百姓。可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就有人发明用“中庸”的方式改朝换代，大大减少了成本付出。虽不能免除战争，但可以减少战争。减少战争就可以少死人。周朝对商朝的改朝换代就是这样完成的。周朝由周族人创立，商朝由殷族人创立。周族是小民族，殷族是大民族，以小治大往往是血腥的。非洲卢旺达主要有两个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胡图族是较大的民族(占85%)，图西族是较小的民族(占14%)，其中军队主要由图西族组成。为了以小抗大，图西族军人残酷地对待胡图族人，结果酿成了1994年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疯狂报复性的屠杀。在伊拉克，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占多数(占60%)，逊尼派占少数(占40%，其中有许多是主张脱离伊拉克独立的库尔德人)，萨达姆属于逊尼派。为了维护逊尼派的统治地位，他残酷地镇压什叶派。周族以小灭大，占领了商朝的土地，他如何对待失去自己王朝的大民族——殷族呢？《左传》载：周公对于殷族的政策，第一是“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左传·定公四年传》，834页。）。即不破坏其原有家族内体系，不改变其内部原有主奴关系，只是让他们服从周朝的统治。对于殷族贵族来说，最重要的是家族内体系和主奴关系。外部服从谁比较次要。对于周朝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殷族不造反，其内部结构如何并不重要。所以统治者周族和被统治者殷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双赢。“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同上书，1112页。）这一政策是针对统治殷族居民为主的地区制定的。“启以商政”即沿用商朝原有的制度；“疆以周索”即用周朝的制度划分区域。商朝的制度已经好几百年了，民众早已习惯，其利益与此攸关。对于商朝民众来说最根本的是不要改变原有的制度，区域如何划分无所谓。对于周朝统治者来说，按照周朝制度划分区域，有利于稳定他的统治，商朝原有的制度对他的统治无碍。对于商朝民众和周朝统治者来说，这又是双赢。今天，中国人民的杰出儿子邓小平同志在解决香港问题时，能够提出“一国两制”绝非偶然，因为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深厚的“中庸”文化土壤。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这个文化土壤培植出的又一硕果。
例子三：孔子关于社会变革的主张。很多人都认为，孔子在伦理学教育学领域贡献很大，但政治上比较保守，理由不少。如：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1112页。）这是强调“有道”的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庶人”各安其位、行其事。国家大事只能由“天子”决定。“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1105页。）这是说，为政之要在维系君臣父子的等级框架。“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1106页。）“名”，等级也。孔子如果得到卫君重用，先要恢复被破坏了的等级制度。由此，关于孔子反动保守的批判指责蜂拥而至。笔者无意否定孔子这些保守性言论的客观存在，而且认为后来的统治者尊孔与此不无联系。但是，笔者并不同意把孔子的整个思想定性为反动保守。孔子本人其实也是旧贵族等级制的受害者。《史记》载：“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阳虎不让孔子进门参加贵族宴会，实际就是不认同孔子有“士”的贵族身份。孔子是因为身份低而被挡在门外，这对孔子不能没有刺激。所以，孔子也是强烈反对旧贵族的等级制的。不过，当时的贵族势力非常强大，公开打倒贵族等级制是不现实的。
使用激进的手段对付旧制度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在孔子之前有过历史教训。学术界早已有人意识到，商纣王并不是像传闻的那样是昏暴之君。孔子的弟子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1116页。）子贡认为纣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坏。只是因为他失败了，占了下风，人们把罪恶全都归在他身上。郭沫若和侯外庐等学术大师都曾对商纣王做出肯定。笔者也认为，商纣王是个革命家，只是在策略上过于激进，超越了当时社会相当多的人的承受能力，于是旧贵族利用了内部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外部的周族发动了推翻商纣王的战争。周公在灭商之后采取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策略，就是适当考虑到了殷族人对改革的承受力和商旧贵族的利益。《诗经》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之什》，214页。）周文王为了教训本族人，总结了殷灭教训：要牢记殷人改革过激的教训，不要忽略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所以周朝建立后非常注重民众要素，提出“敬天保民”、“以德配天”。即便在孔子死后的相当长的时间——战国时代的商鞅、吴起，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丢掉性命。所以与孔子同时代的郑国执政子产面对“族大而逼”，只敢惠民，不敢削减贵族特权。所以，孔子只好用“中庸”的方式反对旧贵族的等级制。他把旧贵族的等级制分解成精神和制度两个部分，然后分别加以处理。
第一，精神部分。孔子在精神领域的改革比较激进，因为这一领域与贵族们的既得利益的连接不是那么直接。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私人讲学之风，从精神上打破了旧贵族的等级制。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学而》，1091页。），这是说人在天赋上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人都要通过努力学习来提高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什么人，哪怕是下层人，都有资格担当起救世的责任。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二，多半不是氏族旧人。颜回贫穷，出身“陋巷”，贫病交加而死；子张出身鄙家；公冶长曾身陷监狱；子路小时家里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子夏家贫，身着破衣若悬鹌鹑；闵子骞身穿蓑衣为其父推车；曾参躬耕瓜圃；原宪贫困交加；仲弓父为“贱人”。孔子以极大的热情对待这些出身低贱和家境贫寒的学生，鼓励他们自我奋斗，力争成才。“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一直被我们当作不良思想加以批判。其实，这是当初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反抗旧贵族等级制的口号。旧贵族可以依恃特权垄断高位，贫贱子弟就是要通过努力拼搏打破垄断。孔子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成就大业。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一味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论语》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论语·先进》，1104页。）这是几个出身贫贱的学生，可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孔子的这种自我奋斗、拼搏向上的进取意识传及后世，鼓励无数平民书生主动以天下为己任，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承担起改造天下的责任。
孔子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对等级制的突破。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同上书，1103页。）“先进于礼乐”者即先学习礼乐文明再做官的人，是贫贱人的子弟，“后进于礼乐”者即先凭借特权得到高位，然后再镀金式地学习礼乐文明，是贵族子弟。两种人的任用让孔子来选择，孔子主张优先提拔“先进于礼乐”者。这是对旧贵族等级制的挑战，这一挑战一点也不比公开主张社会变革的法家墨家弱。
第二，制度部分。孔子鼓吹“克己复礼”，崇拜周公，以周礼为上。制度层次因为与旧贵族的利益联结比较直接，孔子不直接露骨地触动它，这有助于减少从精神上突破旧等级制的阻力。从长远和整体上讲，这对社会发展是更加有利的。即便孔子公开维护等级制，也不能说孔子在制度层次上就是保守的。如果仔细分析，在制度层次上，孔子对等级制的具体解释，也并不保守。实际上当时那些所谓先进势力也并不排斥等级制，只是讲等级的特点各自不相同。与当时所有的人相比较，孔子讲的等级制在文明的程度上应是最高的。
(a)与旧贵族等级观念相比较。旧贵族仍坚持落后封闭性的等级观念，将政治垄断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周初有周公、召公。平王东迁后有申侯、鲁侯、许文公、晋文侯、郑桓公。春秋时代，鲁有三桓，齐有高、崔、陈，卫有孙、宁，晋有郄、栾及后来的六卿，郑有罕、驷、游。墨子批评道：“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尚贤下》，4282页。）战国时代，商鞅改革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吴起在楚国改革，“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4634页。）。这些说明孔子时代的社会等级基本仍封闭在血缘及个人好恶的小圈子内。缺乏流动性的等级制扼杀人的积极性，故有识之士多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前已说过，孔子本人也受到过旧等级制的刺激。孔子身份不高，故先从事“鄙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1101页。）所以阳虎才有机会羞辱孔子。孔子心中的等级制与旧贵族的等级制不同：第一，开放性。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学生多为下层人子弟。孔子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以本事“干禄”。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1104页。）子夏曰：“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116页。）这些都是对旧贵族封闭等级制的突破。第二，超越等差的人的通类性。无论哪个等级，从类上看都是人，有通类性。“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1103页。）旧贵族视奴隶为财产、物品，孔子问人不问马表达出人非财物、人贵物贱的人道理念。孔子对侵害人的哪怕是象征性的做法亦深恶痛绝。孟子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1121页。）孔子用同类的眼光看待一切人，更体现在人我相互的比况处世态度中。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1098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1111页。）而在旧等级制中，只有我奴役下一等和被上一等奴役，对下等人不存在视人如己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