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世良言》卷九引述《新约全书·以弗所》篇第六章："汝等当因救主且厥德之力，坚毅，执着神之全军器，以能立住敌魔鬼之诡计。……是故汝等当持神之全武器，以能敌于恶日。"这是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斩妖。持剑斩妖伏魔，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还可以指出的是，与洪秀全同佩剑、同唱"手持三尺定山河"的李敬芳，从来没有留下参加革命活动的记录。始终未见他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李敬芳在1843年或1843年以后有反清革命的思想和活动。（据简又文记载的传说，李敬芳的孙子在洪秀全建国后曾去天京，一说还没有到达就怀疑洪秀全在幻梦中升天时所见到的不是真上帝而是魔鬼，因而折返香港，后为巴色会传教士，一说到了天京因受排挤返回香港为传教士（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1659页，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无论上述传说是否可信，这已经是李敬芳及其家庭同太平天国的因缘的唯一材料。）这样一个人物，在读了《劝世良言》后就突然唱起"反诗"而此后又不见任何关于革命的言行，是不可思议的。从李敬芳，我们也可以了解开始拜上帝并非开始革命，"手持三尺定山河"并非反清起义的反诗。
关于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的宣传并且产生救主的自我意识，我们还需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探究其原因。受过多次科场失意打击的洪秀全，正在怨愤怅惘之时，《劝世良言》一开始的一段宣传，无疑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书中说：
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做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诚为可笑，亦实可怜。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劝世良言》卷一。）
洪秀全的父母是淳朴而愚昧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望子成名心切，求拜文昌、魁星是极可能的事。但文昌、魁星并没有保佑他们的爱子成名，梁发的这种宣传自然切中了洪秀全的心病。熟读经史的洪秀全屡试不售，这可能是清朝科场黑暗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的弊病。梁发用宗教歪曲地解释这种社会弊病的根源，而洪秀全则由此而对当时腐败没落的社会进一步产生了疑问。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朝嘉道之时，已经濒临它的末期。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朝政腐败、海内虚耗等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矛盾，使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与这些根本矛盾相关的是，不公平、不正义的种种邪恶腐朽现象更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污秽的臭气，呈现出尔虞我诈、以暴凌弱、刻薄虚伪、骄奢淫逸等等丑态。一些拘谨迂腐的读书人叹息社会堕落了：风俗浮浇，伦常相渎，刀笔自矜，买文幸进，烟馆赌场林立。（参见李召棠：《乱后记所记》，见《近代史资料》，总34号。）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深刻地指出，由于贫富之不均，社会之矛盾，社会成了大欺小、强凌弱的大商场：贩卖奇装异服，贩卖古怪玩物，贩卖鸦片毒品，男人买官求爵，女人卖淫，还有人冒充圣贤贩卖仁义，所有这些"商贩"，都力图吞并弱小者。（参见《平均篇》，见《龚自珍全集》，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广东多宝之乡，吏治至芜，舶市之所，人心浇"（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见《安吴四》卷三十五。）。这一类矛盾和弊病，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这类矛盾和弊病，从来会引起社会的不同反应。有政治家寄希望于君圣相贤，改革朝政。有的思想家如稍早的颜元、李塨以及当时的龚自珍等触及产生这类弊病本原而在改变田制方面提出方案，而道德家、宗教家则别有对问题的认识。企图用他们各自的办法来振衰起敝，挽救世界。恩格斯曾指出，宗教并不都是骗子手的捏造。基督教产生于被压迫者的运动，包含了社会的弱者对于强者的抗议。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也是弱者对于堕落的时代和社会的一种解救方案。这种方案，尽管包含着某些原始共产主义的要求，但总的说来，它是消极的，只是许诺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因此，马克思说宗教既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又是人民的鸦片。
基督教有它自己的演变历史。从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来，它早已是官方的统治工具。在梁发的《劝世良言》中，已经很少有表现弱者抗议的痕迹。但梁发为了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夺取阵地，却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弊病："现在之人遂生出无数的恶端，致世界大变，颠倒乾坤，变乱纲常，以恶为善，甚至把善者反以为恶。因人之心，日夜歇息之间，所有思想图谋、言行举动，专在于奸淫邪恶、诡诈欺骗、强暴凌虐之事，满于胸中，行在世界之上矣。"（《劝世良言》卷二。）
而这些问题，不但不能依靠中国的传统信仰来解决，而且正是他们所产生的。梁发宣传了一套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故事，许诺人们只要拜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世界清平。
由于自身的前途受到窒息而对旧的世界、旧的信仰产生失望、怀疑的洪秀全，所遇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说教。洪秀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为着这个真理，他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把自己的情操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抛弃功名仕进的道路，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拯救一个邪恶的社会而去诚心诚意地做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当然，历史早已证明，这并不是一条真理之路。
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的思想内容
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广东外县和广西传教。他们出游了八个月后，冯云山独自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区活动，而洪秀全则从广西贵县回到了家乡，在1845-1846年两年中留在家乡继续教书，继续传道。
洪秀全这次出游和回家以后的活动，是不是以传教为名行宣传革命、组织革命之实？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臆测，不能根据某种先入之见去影射附会。我们应该以事实为准，进行分析。
在这八个月中，洪秀全等向群众宣传什么呢？据洪仁玕叙述和太平天国官书记载，他们一路上"到处宣传新道，教人以敬拜独一真神上帝耶和华，上帝遣其圣子下凡救赎世间罪孽教道"。他们在瑶族地区得一江姓塾师皈依新教，因与瑶族人语言不通，只留下几本手写的小册子给江塾师以分散于人。到广西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家后，"时写劝人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诏传送人"，也作口头宣传，"将拜上帝信耶稣之教道为众宣讲"，皈依受洗者逾百人。（ 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
洪秀全等住在贵县表兄家数月，"主（洪秀全）见表兄家，甚难过意，适与南王（冯云山）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主即回赐谷村，与南王冯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议回东"，结果，冯云山等先走，但冯到浔州府城（桂平）后，因"专心致意于传教事业，决不回粤而留在广西"，而洪秀全则随后回到了花县家乡。（ 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
从这些记载来看，洪秀全等这次去广东外县和广西，所宣讲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谁都承认，《劝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书；相反，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书。这样，洪秀全这次出游，怎能是宣传革命或起到了宣传革命的效果呢？如果说他是去宣传革命，有什么材料证明他宣传了《劝世良言》所没有的、具有革命反抗意识的内容呢？显然，这样的材料是不存在的。
洪秀全和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常被解释为有计划的革命分工：冯云山到山区去深入组织群众，洪秀全则回到家乡去充实革命理论。但从以上引述的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看，这样的解释只能是人们的想象。如果他们这种由于偶然原因的分手，真的意味着有计划地分头准备革命，那么，他们分手以后整整三年不通音讯、不交流各自分工准备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洪秀全、冯云山不但直到三年以后才重新相逢，而且洪秀全在重逢前几天才打听到冯云山是在紫荆山区安身。
太平天国文献中有"乃始周游，唤醒英雄"（《御制千字诏》，见《太平天国》，第2册，410页。）的话，这是叙述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出游的事。这是不是表明出游是为了唤醒反清志士？不然。洪秀全所说的"英雄"，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草莽英雄"。他曾自书联句说："道实难知，何怪庸夫俗子；人非易取，惟求豪杰英雄。"但什么是豪杰英雄？他说："养成正大一途，即为豪杰；脱尽习气二字，便是英雄。"（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89、690页。）他又说：
天上真神一上帝，凡人行错总无知。泥团木石将头磕，问尔灵心失几时？……上古君民遵上帝，英雄速破鬼门关。……看尔原非菩萨子，因何不愿转天堂。（《天条书》，见《太平天国》，第1册，80页。）
他还说："无所不为因赌起，英雄何苦陷迷乡。……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第1册，89、90页。）可见，洪秀全所说的"英雄"，是指能遵信上帝真道、摆脱世间陋俗习气之人；"唤醒英雄"意谓唤醒被迷惑的人们走上正道，就是宣传上帝教导使人皈依之意。洪秀全游广西时和回花县家乡以后，写有许多文章。游广西时就作有《原□□经》、《劝世真文》、《百正歌》、《改邪归正》等，据说共有五十余帙。（《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89页。）这些作品多数已散佚，幸而其中几种主要的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已保存下来。它们为研究洪秀全游广西、回家乡的三年间的思想，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
我们先看《百正歌》。这是写于1844年游广西时的宣传材料。这首五百字的诗歌，充满了儒家的色彩，只有"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等少数几句反映了他对《劝世良言》思想的运用。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洪秀全这时接受陌生的上帝刚刚一年，而古老的孔子在他头脑中已盘踞了二十多年。这篇诗歌广泛征引中国的历史典故，宣传"正"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和富人、贵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对"不正"的言行。什么叫做"正"？洪秀全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列举了一些为儒家所推崇的古圣先贤如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说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而桀、纣、齐襄公、楚平王等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等男女关系上的不正而受到各自应有的惩罚。"正"与"不正"是国家兴衰、个人祸福的根源。对于统治者，"身不正民从所好，身能正民从所令"。对于一般人，"身不正祸因恶积，身能正福缘善庆"。"真正民安国定，真正邪谋远避"。这是洪秀全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道理的通俗宣传。它虽然反映了洪秀全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确实没有任何一点反清反封建的革命色彩。
写于1845年的《原道救世歌》，是洪秀全早期思想研究中最受重视也最被误解的材料之一。
它说些什么呢？
它首先宣传的是，天父上帝是中外古今共同的独一真神，所有人等应该只拜上帝，不拜邪神。
它的主要篇幅是，较《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正道"的典范和反对"六不正"的要求，就是要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以及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相命等。
它以历史上的"正人"如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杨震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非礼四勿、贫富有命等行为准则。它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
《原道救世歌》有这样一些话："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人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亦子"。这些，往往被认为洪秀全是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宣传政治平等的革命思想和民主思想。
其实，并非如此。人人都应当拜上帝，这是《劝世良言》宣传中的一个基本点。它说，神天上帝是天地人一切万国的共同造化者，是全世界一切人之大父。洪秀全用中国的经史加以解释补充，说中国古代也同外国一样是人人同拜上帝的，只是在秦始皇嬴政以后才离开了这条正路。"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人一家自古传"是《劝世良言》要旨的中国化，实际别无新意。
关于"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两句，如果正视《原道救世歌》全文的意思，本来就很难得出洪秀全是在宣传反封建的政治平等思想的结论。现在我们看一看它同《劝世良言》的关系，它的真正含义就会更加清楚。《劝世良言》卷三说：
或有人说云：神天上帝乃系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至尊至圣之神，民人百姓系微贱污秽之物，不敢奉拜。本是君王及各大官员等该敬该拜的，庶民人等不能拜之，有此理乎？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乃系万国万类人之大父母，自君王至庶民，该当尊敬崇拜的，不分贵贱尊卑，惟分善恶诚心与不诚心而已。
《劝世良言》卷七引述了使人不敢拜上帝的"蒙昧"之见：
谁不知孰敢拜求天耶？做了天子才敢祭天，做诸侯才敢祭社稷，人间一个小民百姓，焉能日日朝夕拜求神天上帝乎？这是越礼犯分，大不合理之事。
《劝世良言》反复申明上帝人人当拜，斥责君主才能拜、小民不敢拜之说是"蒙昧之人"的"妄言"，"其罪真无穷之至也"。
用不着解释，"何得君王私自专"之句，只是梁发的宣传的翻版。它是基于宗教信条的理论，谈不到在政治上对封建君主有什么冒犯。
关于"普天之下皆兄弟"和"上帝视之皆赤子"之句，首先需要联系它的上下句来分析。它们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第三不正行杀害，自戕同类罪之魁。
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
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
……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这些话，在政治上全然没有反抗精神，它们绝不会成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基础，这是极为清楚的。而洪秀全之所以反对行杀害，是因为他认为人人都是上帝所造，灵魂都是上帝所赐，人人都是同类，都是上帝的子女。洪秀全的这种理论，实际上也是渊源于梁发的宣传：
且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而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面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
且天地虽大，万类人物虽多，在神天上帝看来，不过如一家人耳。
在神父之前，不论异民与如大之人，有受损割之人与未受损割之人，蛮夷与西氐亚之人，奴仆与家主各人，都不分别……故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独由基督耶稣之恩……以全世界之人皆一家也。（《劝世良言》卷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