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教，是承认人在宗教上有同拜上帝的权利和义务，但并不否定人在世俗上有贵贱等级之分。梁发这样，洪秀全也是这样。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有这样两句："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后来又具体解释说，对于上帝，"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如谓君长方拜得皇上帝，且问家中父母难道单是长子方孝顺得父母乎？"（《天条书》，见《太平天国》，第1册，73页。）这些同梁发的思想不是如出一辙吗？
一方面，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应该、都可以拜上帝；另一方面，人人又各有贵贱善恶的区别。这哪有什么政治平等的思想和反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呢？我们要记得恩格斯关于平等观念的精辟分析。
他说：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专门分析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念：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同上书，445页。）
恩格斯还指出，近代的平等思想是同人权问题一起提出的。（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7页。）洪秀全承认一切人原罪的平等，因而也承认一切人拜上帝的平等；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社会一切成员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原道救世歌》中，在洪秀全的一切著作、太平天国的一切文献中，根本找不出这种平等思想的影子。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历史。这里也就涉及了洪秀全的另一篇写于1845年的重要作品《原道醒世训》。《原道醒世训》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判国家之间、省府县乡里各地区之间、族姓之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洪秀全认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应有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而应该实行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男女别途、选举上德的"天下为公"的大道。洪秀全这些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认识，是他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进行改造的设想。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所提出的，主要是对每个人的道德、宗教要求，而这里却对整个社会提出了要求，提出了把凌夺斗杀之世改造为公平正直之世的要求。
这是洪秀全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地评价洪秀全思想的这种发展和《原道醒世训》的价值，同时也要科学地分析它实际具有的意义和高度。《原道醒世训》涉及社会的内容较多，直接关于宗教的内容较少。但从这篇论文的理论渊源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梁发所给予的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原道醒世训》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族姓的一切人类之共父，人们迷失了这本源，产生了种种罪恶；要寻找、认识这个根本，认识天下的男女都是兄弟姐妹，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如前面已经征引，这种普天之下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都是一家人的思想，正是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多次宣传的。《原道醒世训》除了受到《劝世良言》的直接影响以外，还不能排除有些思想间接受了它的影响。大家知道，原始基督教最初具有反映被压迫者财产公有要求的内容，几经演变，这种痕迹在《新旧约》中都已淡薄。《劝世良言》是一本劝人信上帝的书，它的宣传的性质已完全不同于原始基督教了，但它所引用的一部分《圣经》，毕竟仍保留有少量的惩富济贫、济危扶困的思想和内容。
例如，它引述《旧约全书·以赛亚》篇所载上帝要求恤孤怜寡的话说："休作恶，学行善，寻正道，审理受屈者，以公道待无父辈，护助寡妇之事也。"又如，它引用《新约全书·马太》所载耶稣对富人的要求说："尔若果要守全律，则可去卖了尔凡所有之产，而将卖产业之银施舍给予贫穷之人。"还有，它引述了上帝要求对饥贫者分饼分衣；引述了上帝谴责富贵人不给割禾工人以工钱；引述了上帝谴责打贫人、勒索工人的行为。（参见《劝世良言》卷一、二、六、五。）梁发本人则宣传，如果人人都信道，那就可以"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劝世良言》卷七。）。所有这些在神学宣传中涉及的世俗问题，在当时中国社会中，不但存在，而且也为洪秀全所耳闻目睹。这些言辞触发、影响洪秀全憧憬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是有可能的。
但洪秀全在这方面毕竟与梁发有很大不同。梁发主要是劝诫贫者安贫、富者慕义而获得精神的解决，而洪秀全却是积极地要求一个公平正直的社会。这是他对《劝世良言》的突破，也是对自己的《原道救世歌》所宣传的安贫乐命思想的突破。当然，在洪秀全后来的和太平天国的一些文献中，要求贫富各安所安的思想仍有很大影响。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这里不论。
但是，洪秀全在突破《劝世良言》的地方，所进入的是中国古老理想的迷宫。"天下为公"的"大道"，是在我国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弊病丛生之际，人们对于传说中的古代社会所作的理想化的描绘。它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遗产，在我国社会的不同阶段都曾被一些有志救世的思想家所称引。称引这种思想的不同思想家，他们思想的时代属性和阶级属性，是需要根据他的其他言行和社会关系来作分析的。例如，孙中山是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然不是根据他憧憬和希图实现这一古老理想。产生于古代的这种"大同"理想，本身不可能包含属于近代的社会政治观念。洪秀全突破了《劝世良言》的浅陋说教，但他的目光没有也不可能转向未来，因为未来在那时还是那样的朦胧；他只能转向过去，把救世的热情倾注于他所熟知的理想化了的过去。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称引了古老的理想，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观念。因而我们没有根据认为洪秀全在这里宣布了经济平等的思想。恩格斯早就说明，近代平等要求的产生是与近代阶级关系的新构成相联系的，经济平等的思想甚至只有近代无产阶级才能提出。（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5页。）他还指出，早期基督教中曾有过的某种财产公有，也是由于受迫害者的团结所造成的，而不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5页。）根据恩格斯分析思想观念时所使用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说《原道醒世训》宣传了经济平等，至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要称赞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在思想境界上较之《原道救世歌》的进步，但也不能忽略它们的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没有任何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倾向。《原道醒世训》把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原因，归之于"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归之于人们"见小故其量小"。它认为，"量大则福大，而人亦与之俱大；量小则福小，而人亦与之俱小"。当时之世，量小的小人太多了，世道人心堕落了。它呼吁天下凡间的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就是认为实现"大道"的途径在于人心的修养。洪秀全在全文之末还有八句总结性的诗：
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
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
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
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
在这里，我们不但看不到那时的洪秀全有什么反抗的和革命的意识，而且还看到，刚刚突破了《劝世良言》束缚的洪秀全，又回到了它的牢笼，一种比较深邃的救世思想，又变成了浅陋的宗教、道德说教。
四、重游广西和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1847年春，在花县家乡蛰居了两年多的洪秀全，来到了广州，在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前后待了约四个月。罗孝全是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先在香港做郭士立的帮手，1845年后进入广州开设礼拜堂传教。洪秀全去罗孝全处目的是什么？做了些什么？据罗孝全的报告，洪秀全偕同洪仁玕到罗孝全处，"宣称意欲学习基督教道"。洪秀全在那里"研究《圣经》，听受功课"，并将他获得《劝世良言》的经过和病中的异梦异象以及他写的论文，都向罗孝全作了陈述。洪秀全曾请求受洗，但因罗孝全的两名黄姓助手设计排斥而未果。（参见《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824页；《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洪秀全自1843年从梁发那里接受了上帝，开始了通过拜上帝改造世道人心的救世宣传。但关于这个上帝的知识，他知道首先是从外国传入的。现在，有人告诉他，外国的传教士正在广州宣传"真道"，还告诉他，他所读的《劝世良言》与教堂所宣讲的相符（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他自然很诚意地前去学习，以验证和深化自己关于上帝的知识。他在罗孝全那里首次阅读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罗孝全自己编注有几种传道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这是罗孝全对《新约全书》马可福音译本作了注的小册子；《耶稣圣书》四小册；《真理之教》一小册；《问答俗话》一小册。（参见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up 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44～145页。）这些书，洪秀全也可能读了。洪秀全对于在广州的"学道"似乎是满意的，所以有受洗的请求。受洗因故不成，洪秀全决计重游广西，于1847年七月在紫荆山区会见了冯云山。这是洪秀全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转变为反清的农民革命领袖的开始。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密友。自1843年拜上帝、1844年同洪秀全到广西以后，就独自在桂平紫荆山扎根，通过替人做工、担泥和教书塾，熟悉了当地人民，在那里深入传播拜上帝的道理。由于冯云山深入到群众之中，所以他的传教活动在两三年内竟造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组织--会众遍及广西数县且人数超过两千的"拜上帝会"。
冯云山在拜上帝前后和初到广西山区时的思想、志向如何，由于他没有留下著作和缺乏其他切实的资料，已难详考。历史记载说明，他在广西向一般群众所作的宣传，也是拜上帝、除偶像之类简单的信条，但允许"不独不拜偶像，且时常侮弄偶像"（《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2册，648页。），对传统秩序似乎采取较为激烈的态度。冯云山"家道殷实"，而自愿"去国离乡，抛弃妻子"，在广西山区"数年之风，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坚耐到底"（《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第1册，371页。），是一个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的人。据李秀成的了解，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反清革命的意图，文献阙如，已难确指。
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几年来在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诫，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几千人的拜上帝的组织，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充满了喜悦。他对于这个腐败邪恶的社会久已不满，而且久已抱有受了上帝委派扫除妖邪使天下复归上帝真道的救世主意识。现在他来到广西山区，救世主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到打江山的帝王抱负，发展到准备推翻这个腐败邪恶社会统治者的状态。他到紫荆山一个多月后，就同冯云山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2册，648页。），这表明了他们需要密议大事的隐蔽处所，也反映了洪秀全正在酝酿确立反清革命斗争的道路。
洪秀全从一名宣传福音的上帝使者，而秘密地成为酝酿革命斗争的领袖，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自然需要有主客观的条件。
在洪秀全的主观思想方面，上文已经分析，洪秀全在1843年开始拜上帝，并未确立反清革命的政治态度；但另一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却的确包含了一些新的因素。洪秀全接受了一个"上帝"。他的这个"上帝"是中西合璧的上帝，对于中国的既有传统，毕竟包含了"异端"的成分；他基于"上帝"的教义而把孔子同其他偶像一起抛弃，也毕竟是对现存秩序的触犯。异端思想往往被统治者认为是危险的思想。它虽不一定都是革命的思想，但总包含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触犯或背离，因而异端思想的宣传者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起而反抗现存的统治秩序。洪秀全不是一般的上帝信徒，他自以为是曾在上帝面前亲自接受其命令来反对世上之陋俗的救世主，尽管这本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意识，但确是"危险"的异端意识。洪秀全不是一般的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时不满于当时的腐败社会，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尽管当时他只是想通过改造世道人心来拯救世界，但不满和憧憬本身就包含了同当时现实社会的矛盾，因而它们也蕴藏着反抗这种现实社会的胚胎。洪秀全思想中的所有这些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包含了进一步发展成为革命思想的可能。因此，对于洪秀全，从对社会邪恶的批判，到对邪恶社会的反抗，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