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来到广西以后，当时广西阶级斗争的形势为他实现由此及彼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广西地处中国南陲，清朝的统治更为腐败而无力，人民屡起反抗，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以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大致自1847年起，广西以及湖南、广东等地的天地会群众武装起义，如风起云涌。尤其是广西，以"土匪"滋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烽火，几乎燃遍了全省。以紫荆山所在的浔州府来说，"愚无知者，每铤而走险。当初不过三五成群，拦路抢劫……继则纠众焚杀。自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土匪聚党数百，掠殷户子弟勒赎……浔州、梧州、南宁诸村市，滋扰无虚日，官军屡击不利"（同治《浔州府志》卷二十七，谭熙龄《桂平历年群盗事迹》。）。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烽烟四起的动乱局面，竭力倡办地方性的大小团练。以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团练为另一方，阶级对垒日益尖锐。这种形势在客观上也不能不促使拜上帝会走向革命。当时只是拜上帝会一般会友的李秀成，是这样理解拜上帝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成长过程的："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这种现实的阶级斗争，也必然把早已对邪恶社会表示不满的洪秀全推向前列，使他能从群众斗争中吸取力量，去领导和发动一场反清武装革命。
洪秀全实现这种转变的具体事实和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如从思想文献方面来考察，反映洪秀全实现这种转变的最可注意的材料，是《原道觉世训》，特别是《太平天日》。
《原道觉世训》是一篇未能确切判明其写作年份的重要文献，一般被误以为写于1845-1846年，实际上应写于1847-1848年。流传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译本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两年，秀全留在家中……在此期间，彼曾作数篇文章……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篇。"这是认为《原道觉世训》与《原道救世歌》等同时写作的根据。但实际上这是译文疏忽造成的误解，据《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英文原本的重印本所记，洪秀全在1845-1846年所写作品的书名并不包括三篇《原道》，而只有两篇。（《太平天国起义记》英文原本记洪秀全在1845-1846年所写作品的题名是："AnOdeoftheHundredCorrectThings"，"AnEssayontheOriginofVirtue，forAwakeningoftheAge"，"FurtherExhortationforAwakeningoftheAge"，"AltertheCorruptandTurntoCor-rect"。在翻译上，除《百正歌》、《改邪归正》意思确切外，其余的，直译当为《原道醒世论》、《醒世再劝谕》。影印的《太平天日》记述乙巳年（1845）洪秀全"作《原道救世诏》、《原道救世训》"，"救世训"的"救"字，应为"醒"的误刻，因为收在《太平诏书》中的洪秀全几篇论文，接着《原道救世歌》的是《原道醒世训》，并没有《原道救世训》。把这些材料参照起来，《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述《百正歌》、《改邪归正》以外的两种书，应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至少，它只说了两种，而不是中译本所说的三种。）《原道觉世训》出现了《劝世良言所没提到的"旧遗诏书"等名词，而译名为《旧遗诏书》的《旧约全书》，是洪秀全1847年春夏在罗孝全处才见到的，因此，《原道觉世训》的写作必在洪秀全去罗孝全处学道以后。（《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一文已经指出了《原道觉世训》可能写于1848年。这个结论是有理的。但该文认为洪秀全在广州所读的《新旧遗诏书》是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建国后印行的《新旧遗诏书》也是郭士立译本，据此来查考《原道觉世训》中关于摩西"十戒"的叙述，关于"挪亚"等名称的引用，都与太平天国印行的《旧遗诏书》相同，从而判断《原道觉世训》系写于洪秀全1847年读到郭士立译的《新旧约》以后，这样论证，反觉迂曲而不确切。因为，洪秀全在广州读到的《新旧约》和太平天国后来印行的《新旧约》是否都是郭士立的译本，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国外学者，较早如E.P.Boardman，最近如P.Clarke，通过某些字句的对照比较，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但P.Clarke自己又引述了罗孝全的话，罗孝全曾宣布他确实没有用过郭士立的译本，因而我们不能证实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所读到的是郭译《圣经》。
至于太平天国后来印行的《新旧约》的来源，虽然E.P.Boardman和P.Clarke都作了比较对照而肯定为据自郭译本，但据夏鼐同志早年在不列颠图书馆所作的校勘，太平天国印行的《新遗诏圣书》系据道光十九年（1839）刊行的马礼逊译本，《旧遗诏圣书》系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都不是郭士立译本。现在国内没有这些材料可供我们直接进行校勘研究，因而我们不能肯定地把郭士立译的《新旧约》，《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印行的《新旧约》都挂起钩来，进行比照，从而论证《原道觉世训》的写作时间。目前，为了确定《原道觉世训》的写作时间，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太平天日》说洪秀全1847年在罗孝全处才读到"《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不管这是否郭士立的译本，这两种书名是《劝世良言》没有提到的，是洪秀全此前不知道的。《原道觉世训》既然出现了《旧遗圣诏书》这一书名，它的写作必应在洪秀全广州学道以后。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现在见到的《原道觉世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即1852年的刻本，是否《原道觉世训》原来并没有"旧遗诏书"字样，是1852年付刻时作了修改补充才出现的？这需要联系《原道觉世训》的改正本来考虑。对《原道觉世训》的大量修改是在1853年，1852年刻本有对儒家的很多征引，这应是洪秀全思想原貌的反映。特别是洪秀全在1851年已下令除天父天兄外禁用"圣"字，但1852年刻本中多次出现"圣人"、"前圣"等词，这更应该是原貌的反映。如果1852年付刻时修改了原稿，加上了"旧遗诏书"字样，洪秀全不会不删去"圣人"等词。）同时，《原道觉世训》首次提出了"阎罗妖"、"四方头红眼睛"、"东海龙妖"等概念这些用语不见于洪秀全1845年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而同见于1848年冬宣布的《太平天日》，这也说明它的写作时间可能与《太平天日》相近。
《原道觉世训》不是一篇社会政治论文，而仍然是一篇宗教宣传作品。它加强宣传了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说教，说人的生死祸福、衣物器用悉由上帝所主所赐，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和山原川泽飞潜动植，也都是上帝功能的表现。它从上帝对人的权能、恩德方面，论证人人当拜上帝，不拜上帝是犯反天之罪。这些宣传，在内容上、表述上都仍受着《劝世良言》的直接影响。（如《劝世良言》说："或有人说：神天上帝不能管理世界若大之事，致要各神佛菩萨帮理，如君王要众大臣管理国事一般。……夫混沌未开，乾坤已定，神天上帝乃自无而化生天地万物类者，岂有不能管理全世界之事乎？……况且神天上帝力系纯灵，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非君王可比之也。盖君王者，虽系至尊至贵之人，不能无所不知，又不能无所不在，故要众大臣帮理之。神天上帝乃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不须助之之者也。"《原道觉世训》也引"执拗者"的话"皇上帝需菩萨帮助如君王须官府辅治"而加以批驳。又如《劝世良言》宣传上帝之大恩而当拜之说"但自己自生出世，日日得神天上帝养育之，保佑之，又供给各般日用之需，一呼一吸，时刻不离，自始至终，都系神天上帝庇祐，才得生活于世，这样的大恩，日日受之不已，尚且不肯崇敬造化天地人万物之主为神，乃说所有日用诸般之物，系自己本事赚银来买的，或说是某菩萨神佛保佑所赐的，遂去酬谢敬神佛的恩，昧此大德，罪恶无穷之极"，是"叛逆神天大帝之大恶。"《原道觉世训》叙述上帝之权能恩德和世人不拜上帝是反天之罪，亦大略如此。）
但另一方面，《原道觉世训》却鲜明地提出了上帝的对立面，以"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集中代表，尖锐地批判"阎罗妖注生死邪说"，指出："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也。"在这方面，它超越了《劝世良言》所给予的宗教素材和思想倾向，不但创造了"阎罗妖"这一邪神代表，而且通篇文章中真神和邪神的对立十分鲜明，对邪神的批判十分严厉，这是《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所没有的一个特色。此外，它从尊上帝、反邪神的立场出发，抨击了前代帝王信邪神的错误，并且指出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人间君主不得僭越，然称帝，表现了对人间君主的"不敬"和批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篇宗教历史论文，是洪秀全的政治态度与清朝统治者日益对抗的曲折反映。（太平天国后来把"阎罗妖"直接同清朝统治者挂起钩来："胡虏目为妖人者何？
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奉天讨胡檄》）但没有根据说洪秀全在写《原道觉世训》时已以"阎罗妖"影射清朝皇帝。须知洪秀全的这些宣传品当时分发的对象多系下层的缺乏文化的人民，他不会不了解这种曲折的影射产生不了什么效果。我们只应从作品的本来意义上而不能立足于洪秀全是在影射的假设上去分析作者的思想。）
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原道觉世训》虽然反映了洪秀全走上反清道路的政治态度，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并未提出什么新见解。《原道觉世训》中有"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之句，把这解释为洪秀全宣传反封建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断章取义的误解。因为这两句话之后紧接着说："人何贵？人何灵？皇上帝子女也。贵乎不贵，灵乎不灵，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也。人贵乎物灵于物者也，何不自贵而贵于物乎？何不自灵而灵于物乎？"这里是说上帝的子女既贵又灵，不应去拜偶像邪神。而且，洪秀全的这些思想、言辞，也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直接根据《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卷一、三、四中多处说到，人因禀有上帝付以之正气而"最为贵"、"最活灵"，是"万物之灵"，人如不尊拜上帝，"岂能称得人为万物之灵哉！"。）它在理论上源于宗教教义，与反封建、人本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