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基督教的"God"，同中国原有的"上帝"实际并不相当。基督教是承袭犹太教的，它的"God"名为耶和华，被认为是独一的神，而不是群神之上的最高的神。明清之际来华的罗马宗耶稣会传教士曾用"上帝"一词来称呼他们的"God"，19世纪前半叶来华的改正宗即新教传教士也用"神天上帝"、"上帝"、"皇上帝"这些词来称"God"。在他们，实际上只是名词的借用，并不是在"上帝"之外还承认别的神。（18世纪初，罗马教皇格来孟十一世曾下令禁用"上帝"作为"God"的译名，因此，天主教乃称"God"为"天主"。） "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五章三十九节。）
洪秀全1843年初次细读的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主要是用"神天上帝"这个词来称"God"的，间亦使用"天父"、"大主"、"上帝"这些词。梁发竭力宣传"神天上帝"是独一真神，"神天上帝"之爱子救世主耶稣降生代世人赎罪，反对佛教、道教所崇拜的各种神仙菩萨和"邪术异端"。洪秀全接受了这一切，从此信拜"上帝"，企图用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改造世道人心，改造腐败的社会。1847年他再次去广西后，又把宗教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酝酿和发动了金田起义。
在洪秀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和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他们的上帝观是有某些变化的。以洪秀全初读《劝世良言》以后的思想而论，他在1844年、1845年和1847-1848年间所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即后来以《太平诏书》之名汇集出版的几篇文章，在宗教思想上大体没有越出梁发的范围，很多段落甚至整段沿用了梁发的论点和文字。他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的改变或发展，是认为梁发所说的这位"神天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中国古代是君民共拜这位"神天上帝"的，证据在于中国古代经书中有很多关于敬拜"上帝"的记载。
为什么洪秀全会认为梁发所宣传的"神天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呢？
存在着一种解释，认为这是洪秀全为了假托古人和借用外国神以号召革命的需要。然而，如果当时洪秀全认为中国古代的"上帝"可以号召革命，他何必不单独打出中国"上帝"的旗号而要拉一个"神天上帝"来使它们合二为一呢？而且，当时的洪秀全果真利用了这一点来号召革命了吗？梁发的"神天上帝"自然不是革命的，因而不可能用它来号召革命；《太平诏书》中的中国古代的"上帝"，除了成篇较晚的《原道觉世训》中有较鲜明的与妖魔对立的色彩因而可以理解为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以外，其他都是要求人的行为合乎"正道"，以实现"天下太平"，要求人们只信拜"上帝"以享天堂之福，不拜邪神以免地狱之苦。洪秀全当时笔下的"上帝"很难说是革命的鼓动者。
所以，洪秀全在《太平诏书》中把西方的"神天上帝"等同于中国古代的"上帝"的原因，似乎还应该从别的方面来寻找。并非洪秀全明明知道它们不是一回事，但为了革命需要把它们说成一回事（说成一回事何以就能号召革命，也是费解的。）；而是洪秀全在那时的主观认识上就曾以为它们是一回事。
二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梁发的《劝世良言》可能引起洪秀全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联想。梁发少年时期读过《三字经》和"四书五经"，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有过一定的涉猎。（参见《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他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写了一些传道小书，但马礼逊认为他的著作杂有中国的"异教色彩"。主要的是，他有时引用中国儒家典籍中的名词、术语、典故来解释基督教教义。例如他宣传"神天上帝"所造的亚当、夏娃被蛇魔诱惑以前，"性本全善"，就征引说："故曰："人之初，性本善。""又如他认为如果人人敬信真经圣道，不但可获长治久安，且能使奸诈之徒悔改前非，"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又如他说，人之所以异乎万物，是因为能"合乎中庸之正，依乎真道而行"，"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亦要慎行之矣"。他还用"秦火尚不能焚三代之书，党锢且不能灭名臣之迹"这样的历史典故，来论证"神天上帝"之真道虽遭毁谤而终必晦而复明，如此等等。《劝世良言》中引用的这些中国历史的、哲学的典故，虽然是零星的，并不系统，但对于熟读中国经史的洪秀全，却很可能是一种触媒，引起他把"神天上帝"同中国历史联系起来的联想。
尤其是，梁发还征引中国的经书来论证"神天上帝"的权威。他说："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赫明普照，鉴察贤愚，报应不爽。"（《劝世良言》卷一，《真传救世文·论元始创造男女二人违犯天条大律引灾难入世界》。）这是借用和融合了《诗·大雅》中的"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一章和"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一章，以说明"神天上帝"无所不照的权威。他又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报应昭然，人所共知。"（《劝世良言》卷二，《崇真辟邪论·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这是《尚书·伊训》中的话："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谓"上帝"因人之善恶而降赐福祸。梁发直接间接地用关于中国"上帝"的典故来表达"神天上帝"的威权，这对洪秀全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天条书》就完整地引用了梁发片断引用的上述《尚书》中的话，来证明古代的中国和"番国"都是拜上帝的（参见《天条书》，初刻本，见《太平天国印书》，影印本，第1册。按《太平天国印书》第1册《天条书》初刻本和第4册《天条书》重刻本，在编辑或出版时互有错乱。
）；《太平诏书》中的《原道觉世训》也师承梁发，说"皇上帝审判世人，阴骘下民，临下有赫"，后来洪秀全还把"明明赫赫"四字刻入他儿子的玉玺中，以表明上帝的威灵。（幼主玉玺全文："太平天国玉玺。皇上帝基督带真主幼主作主。明明赫赫。天子万年。福禄寿喜。天下太平。万方来朝。"）
梁发在书中论证不应信拜各种神佛菩萨的理由时，还提出了历史的根据。他说：
盖世人之心以拜各神佛菩萨为好事、善事，而这道理却论拜这神佛为悖逆之事，故世人不独不肯信从，必以之为异端邪教之道理。乃不肯追思上古初开之世，那有如此多般神佛？不过系各代人之愚意，彼此所立，代代越发加增，以致如今之世代，处处地方，则设立无数神佛菩萨之像，都系人手用泥木纸画之工，而做成偶像安立之，那有一毫灵应在其内？（《劝世良言》卷八，《真经格言·论人在世界之上要分别善恶而行》。）
这一段话的意思被洪秀全完全接受了。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根据这一思路"稽考古今"，"追思上古初开之世"。他认为或"发现"中国古代是信拜"上帝"的，梁发这段话似不能不说具有提示的作用。
洪秀全所以认为梁发的"神天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更需要联系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来考察。当时，洪秀全对腐败邪恶的社会是不满的。不仅他个人的科场失意引起了他的怨愤，而且社会上种种"不正"的现象使他感叹世风之日下。他在苦闷之中追索着救世返正之道。而在这时，他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梁发书中讲了许多当时的洪秀全所不熟悉的外国神话，但梁发的书中曾把信拜"神天上帝"同中国人熟悉的"清平好世界"联系起来。他说：
神天上帝乃系万王之王，万国之主。宇宙之内，万国之人，自国王以致于庶民，皆在其掌握之中。凡敢抗拒其之旨意者，怎能逃脱其不罚汝之罪乎？……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劝世良言》卷七，《安危获福篇·论真经圣道福音宣传到该地凡有人不肯应当之祸》。）
洪秀全当时也正追求着一个理想世界。从洪秀全接受梁发宣传后所写的几篇文章来看，他提出的劝世救世主张在宗教方面基本上承袭梁发的一套，而社会伦理思想却有很大成分系来自中国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和政治理想，表明他在读《劝世良言》前后向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营养的努力。其中较突出的是他对尧、舜、禹、稷、汤、文、武、孔、孟这些人物的道德事功的推崇，和对于儒家所描写的唐虞三代之世"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向往。这一理想的境界高于梁发的"清平好世界"，但也颇有共同之处。梁发宣传说，只要人人信仰"神天上帝"，就会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洪秀全在追索理想社会的努力中发现，中国已经失去的大同世界，也是同崇拜"上帝"联在一起的。他把三代盛世同信拜"上帝"联系起来，这虽然是对历史的错误解释，但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在有关唐虞三代史事的古代典籍中，的确存在一个活动着的"上帝"。近代学者认为，尧、舜和夏代是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殷是才开始有史的时代；根据"卜辞"，殷代开始有"至上神"的观念，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殷周之际以后又称为"天"。（ 参见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这是当代学者根据新的资料对历史进行新的研究后得出的认识。洪秀全当然不可能作这样的研究，在他所读到的典籍中，唐虞三代都是事迹昭彰的太平时代，从尧舜之时起，至上神"上帝"或"天"就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尧舜禅让，舜摄位时，先"肆类于上帝"，即祭告"上帝"。（ 参见《尚书·舜典》。）鲧的作为不符"天"意，遭到失败被殛死；禹虔诚祀"天"，"天"赐予洪范九畴。（参见《尚书·洪范》。）商汤"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诗·商颂·长发》。），就是说因崇敬"上帝"而得天下。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武王伐纣，众人勉励他："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诗·大雅·大明》。）尧、舜、禹、稷、汤、文、武这些缔造盛世的人物，都是敬拜上帝、得到上帝的保佑的。"上帝"赏善罚恶，明察秋毫。如桀、纣是因作恶而得罪于"上帝"。周公受谤被冤，"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成王悔悟后，"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 《尚书·金縢》。）。不仅政治和人事如此，生产和生活也仰赖于"上帝"。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⑦。这是说因后稷体"上帝"之心，承"上帝"的恩惠而得以养育普天下人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乃钱$，奄观锤艾"⑧。这是说"上帝"恩赐丰年，乃命众人整治农具。总之，根据这些儒家经书，中国古代的确存在一位有意志、有好恶的神，能发号施令，主宰一切自然和人事，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它与犹太教所信奉的"God"并无两样，和以色列民族的神完全一致。（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台北，中华书局，1977）："当时所承认与犹太教所承认的上帝，原无两样。"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古代之天，纯识的人格神……与希伯来《旧约全书》所言酷相类。"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人的至上神……和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是根据对"卜辞"的研出这一结论的，但古代文献中显示的"上帝"的形象与从"卜辞"中所见并不矛盾。）
既然在有关唐虞三代的典籍中记载着这样一位与犹太教的耶和华十分相像的"上帝"，洪秀全把梁发所说的"神天上帝"同这位"上帝"等同起来，那是完全不奇怪的。（可以补充指出的是，洪秀全所熟悉的《尚书》，除了用"上帝"、"天"这"至上神"外，也用了"神天"一词（见《尚书·多方》），这对于洪秀全把梁发的上帝"看做中国的"上帝"，可能也是有影响的。）
三
还值得指出的是，洪秀全的思想看来也受到了《墨子》的影响，而《墨子》所说的"天"，俨然是又一位基督教的"God"。这是洪秀全把"神天上帝"看做中国古代的"上帝"或"天"的一个原因。
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他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病和祸害是：
今若国之与国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兼爱中》。）
这些祸害缘何而起？《墨子》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
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孙诒让按：此下疑脱"众必劫寡"四字），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兼爱中》。）
这是《墨子》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矛盾的认识。看来，洪秀全在探讨他的时代的社会弊病时，曾从这一历史遗产和思想资料中受到启发。他认为，当时的问题也在于以爱此国而憎彼国、以爱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爱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造成"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其原因何在呢？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在于"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于"同国则爱之，异国则憎之"、"同省同府同县则爱之，异省异府异县则憎之"、"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异乡异里异姓则憎之"。
可以认为，他们所看到的各自时代的社会弊病和对这种弊病的诊断，是很相似的。
《墨子》所提供的处方是"兼爱"。既然问题是由于只爱自国自家自身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兼相爱"，就是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使诸侯、家主、人与人都相爱。他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认为，"兼爱"是可以实行的；禹、汤、文、武的事业就是实行"兼爱"的典范。（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兼爱中》。）
洪秀全也找到了类似的答案。洪秀全推崇尧、舜、禹、稷、汤、文、武、孔、孟，认为他们的事业功德就在于不分此土彼土、此民彼民、此国彼国、此邦彼邦，也就是能够视此如彼，视天下为一家；认为如果恢复到这样，就可把"陵夺斗杀之世"变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 《原道醒世训》，见《太平天国》，第1册，92页。）。
不能不说，他们的见解在内容和文字上都有共同之处。
洪秀全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中较《墨子》多出的一点是，他认为，要做到不爱此憎彼，就要认识彼此都为"上帝"生养保佑；"上帝"是天下凡间一切人之大共之父。这就是，他从根本上找出了彼此相爱的根据："上帝原来是老亲。"这是《墨子》没有直接提出的。洪秀全吸取了《墨子》的兼爱学说以观察和解决他所感知的社会矛盾，同时又据梁发的宣传赋予这种解决方法以神圣的依据：既然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都是兄弟姐妹，彼此应该相亲相爱而不要相憎相斗，自然也就是必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