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十几种，内中有《晨报》和《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作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了。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做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工夫去——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原载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