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了蔡先生的宣言，应该明白两点：第一，他个人因为政治太黑暗了，“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他自己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他自己指出“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这句话的意思，依我们看来，似乎是说：他的一去，明明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假如他的抗议能引起一般人已经麻木了的政治感觉，那就是积极的势力了。无论如何，他的去志是十分坚决的。他既以他的一去为奋斗，他决不会回来了，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所以不主张挽留蔡先生，蔡先生是挽留不住的；我们不如承认他的决心，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我们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个人的地位，继续作谋政治清明的奋斗；我们不应该学那个糊涂的黎元洪，劝他“勉抑高怀，北来视事”！
第二，他对北京大学的态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说，“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的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教授为中坚，决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这是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态度。他不愿为一人而牵动北京大学，自然更不愿为一人而牵动北京学界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所以主张：北京教育界应该认清蔡先生“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的苦心；应该继续维持各学校。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做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至于北京教育界现在已经用团体名义进行的两件事——去彭允彝与国会殴打学生案——自然不能不仍用团体名义进行。但非至十分不得已的时候，总应该以不牵动学校为是。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至于政府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对他们提出一种“尽人事”的忠告。我们的忠告是：
（1）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但事到如今，可不同了。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
第一，彭允彝代表“无耻”。第二，彭允彝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这个态度，从黎元洪对教员代表的谈话和张我华、王用宾们在参议院的宣言里，都可以看出来的。如果黎元洪、王用宾们真以为维持一个无耻的小人就可以整饬学风，他们真是添柴而想止沸，真是昏愦糊涂之极了。
（2）北京大学的校长是断不可随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学，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秩序；蔡先生就不回来，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此时国中绝无可以继任蔡先生之人；现政府的夹袋中自然更没有可以做北大校长的人了。如果政府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个新校长来，——如民国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我们可以预料全国（不但北大）一定要反抗的。我们不看见北京高等师范的故事吗？高师闹了许多校长的风潮，现在没有校长，由评议会治校，倒可以维持秩序了。
这两点，我们明知是白白地说了的。但我们为教育界前途计，明知无益，终于忍不住要说了。
十二、一、二十五
（原载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报》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