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对从朝天门往下走，直到三峡所经历的众多滩险的描述。而在沱江船工号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下面的这段从资中到资阳的行船号子里，凡有下画线的均为沿途的地名或滩口名，船工们非常巧妙地将它们串在一起，好记又上口。
资中开船吃疵杷，灯盏五里杨柳垭。／十八女儿文江耍，石板滩儿进峡峡。／甘露张公骑子马，惹得河边老马抓。／铁钳口儿不太大，涨起水来像虾筢……（《沱江号子》）
黄龙溪是川西古镇，这里的船工号子也是有名的：
上江口，下江流，黄龙溪转苏码头。／中和二场路好走，嗨唷海唷加把油。（《府河船工号子》）
（二）劳动类号子
该类号子展示的是船工们分工合作、不畏困难、齐心协力战滩斗险的气魄与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劳动的艰辛。
坐沙舟整军威一声令下，尊一声众太保细听根苗，／恨龙王设险滩阻我航道，一个个保安全志气要高。／大太保拉纤藤去把路找；二太保喊号子长声吆吆；／三太保去捡挽东奔西跳；四太保站船头手提鸟篙；／五太保打杆子手挚天高；六太保去烧火不离锅灶；／七太保打杂工看舱刮潮；八太保站后舱手拿篾条；／九太保站舵磴指挥航漕……／众太保灵机变高声吼号，有功劳又何愁没有姣姣。（《太保歌》）
挤出档来拉船走，座座险滩在前头。／“临江门”讨爪要累够，漏档打到“大溪沟”。／“李子坝”下恶浪吼，“红岩嘴”是古渡头。／“化龙”吓得猫儿抖，“石门”漕窄水更流。 “九石缸”上“磁器口”，飞浪子被“观音”收。／“三道鸡冠”落难走，拼命又拉“励滩”头。（《嘉陵号子》）
联手们：白龙滩，不算滩，捏起桡子使劲扳。／千万不要打晃眼，努力闯过这一关。／扳到起，要把龙角来扳弯，众家兄弟雄威显，拉过流水心才欢。／龙虎滩，不算滩，我们力量大如天。／要将猛虎牙拔掉，要把龙角来扳弯。（《白龙滩不算滩》）
船过西陵峡呀，人心寒，／最怕是崆岭呀，鬼门关！／一声的号子，我一身的汗！／一声的号子，我一身的胆！（《船过西陵峡》）
劳动干劲的豪迈同时也伴着劳动者的艰辛，在旧社会，为了生活、为了养家，船工们年复一年地忍受着煎熬。
十冬腊月天气寒，哥儿帮人去拉船，／上水半月一斗米，下水十天一秤盐。（《十冬腊月天气寒》）
日食河中水，夜宿沙坝中。／妻守有夫寡，夫伏无罪法。／吃的鬼魂食，穿的疤重疤。／病了由天命，死了喂鱼虾。（《死了喂鱼虾》）
川江水，滚滚来，船工拉滩又跑岩。／拖儿匠埋了没有死，船拉二死了没有埋。（《船拉二死了没有埋》）
在这里“拖儿匠”指的是长年在坑道里拉拖运煤的矿井工人，“埋”在地下却活着，可在洪水中淹死的纤夫却任凭随波逐流地漂泊在江上。船工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三）情歌类号子
情歌类号子饱含着纤夫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歌词中透出的情感时而豪放粗犷，时而细腻诙谐，时而还有着几分羞涩。船工们的爱连同他们的悲欢离合，在号子声中演绎得坦坦荡荡，这也是大江的性格。
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 （《二四八月天气长》）
喜洋洋，闹洋洋，大城有个孙二娘，／膝下无儿单有女，端端是个乖姑娘。／少爷公子她不爱，心中只有拉船郎。（《心中只有拉船郎》）
小河涨水大河清，打鱼船儿向上拼；／打不到鱼不收网，缠不上妹不收心。 （《缠上妹妹不收心》）
今天出门好灵光，看到幺妹洗衣裳。／手中拿根捶衣棒，活像一个孙二娘。／打得鱼儿满河跑，打得虾筢钻裤裆。／唯独对我眯眯笑，笑得哥哥我心发慌…… （《今天出门好灵光》）
太阳落坡四山黄，情妹出来晾衣裳；／衣裳搭在手腕上，手把竹竿哭一场。／问你情妹哭啥子，别人有郎我无郎；只因去年发大水，卷走桡片淹死郎。（《卷走桡片淹死郎》）
在这里，既有对船工夫妻恩爱的描述，又有船工对江边小妹大胆真情的表叙。此外，还有着一种说不明、道不清，但又确实存在着的江岸恋情，它曾慰藉过船工们漂泊他乡孤独、寂寞的情愁。过去，在川江船工的口中流传着“青滩的姐儿，泄滩的妹”的说法，该河段地势因其险要而须盘滩，于是在江两岸便兴起了热闹的码头。窈窕水灵的峡江妹子，在帮助家里打点客栈、小店或摊子时，便难免不与一来二往的船工和旅客产生感情，有的便成了相好。久而久之，多情的结成了夫妻，但也有的仅是临时凑合，男人们在此寻找到了温暖和情意，即便未成眷属的女人们也多能得到一份满意的礼品或资助⑦。
（四）时政类号子
新中国成立前，这类号子中，有对时政的叙说与针砭，更多的是对老板的控诉，它交织着无数的血和泪，其载负的沉重内涵令人震撼、动容。
好男当兵上前线，抗日队伍出四川。／坐上大船到武汉，武汉火线扯得宽。／哪怕飞机丢炸弹，哪怕四处起狼烟。／前方打了大胜仗，写封家信对妻言：／“公婆面前多照看，抚养儿女苦中甜。／抗日胜利时运转，你我全家就团圆。”（《好男当兵上前线》）
脚登石头手爬沙，八股绳索肩上拉；／打霜落雪把雨下，一年四季滩上爬；／周身骨头累散架，爬岩跳坎眼睛花；／谁要稍稍松口气，头脑打骂真凶煞；／船工终年如牛马，不够糊口难养家。 （《一年四季滩上爬》）
头顶太阳红似火，脚踩寒霜如刀割；／军阀把头心肠狠，船工有苦无处说。 （《军阀把头心肠狠》）
我们船工的生活真悲惨，风里来雨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脑打头脑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烂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妻儿眼泪流干。（《船工生活真悲惨》）
船到南津关，两眼泪不干，／捡个旧沙罐，对口回四川。／一见长寿塔，就把沙罐打，／擦干眼泪不用问，旱路还有一百八。（《船到南津关》）
船工们用其独特的号子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壮志，诉说了自己的艰辛，也倾诉了自己的爱情，它带我们步入了这些下力人豪放而又细腻的心灵。诚然，在船工们即兴创作的唱词中，亦难免有少数的号子内容比较庸俗，但在总体上它们是健康、优美和充满着生活气息的。
川江号子是生活与心灵交织的歌，船工们把自己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喜怒与哀乐都融入到里面，从而使之成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生命的赞歌，它承载了千百年来川江人的爱恨情愁。
三
号工又叫“开口”、“号子头”，是船上既重要又特殊的工种，其职责是领喊号子。在行船过程中，随着水情的变化，所有劳动工序的衔接、劳动强度的张弛，都靠号子头唱腔的变化来指挥，因此，号子头在船工中备受尊崇。号工的作用似乐队的指挥，看似轻松，实则紧张而极为重要。号工必须嗓音洪亮、耐久，还要记性好，背得几套戏文，能将评书或小说情节编成顺口溜，能结合行船时两岸的景物，遇啥唱啥，现编现作。同时，他还得熟悉河道的水况，以便在不同的水流上喊出起不同作用的号子来。号工又常有“大号子”和“二号子”之分，前者主要负责喊号，除喊号之外，还要安排船工的日常活路；二号子除喊号或应答外，还负责拉纤头或走纤尾捡碗。号子的歌唱方式，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在节奏较缓的劳动中，“领”句较长，“合”句稍短。而在较为紧张的劳动中，领句、合句都十分短促。另外，多数情况下，领句唱完之后，合句再接唱，但也有合句在领句结束以前就进入的，两个声部由此构成重叠状态。
由于号工个体的差异，便有了千差万别的嗓音：“堂音”响亮而圆润，“旁音”高亢且清脆，“沙喉咙”粗犷有力，“大筒筒”则洪亮浑厚。号工十分注重对嗓音的保护，否则极不利于调动船工们的力量。在与险滩和激流的搏斗中，号工以其雄浑有力、圆腔正调的呐喊鼓舞着船工的斗志，确保了船货一路平安。在漫长而乏味的平缓水域，号工还时而以其对川戏昆、高、胡、弹等戏种声腔的模仿，对生、旦、净、末、丑角色不同风格的演唱，以劳动者自己的诙谐与幽默方式，及时地调节着船工的情绪，使之保持旺盛的精力，平稳行船并使沉闷的航程充满生气。
川江号子特殊的魅力，使它广泛地赢得了人民的喜爱，早在1950年代，杜宇、朱宗庆等人便对川江号子进行了整理，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江船夫号子》一书。1957年，川南山区高县船工、民歌手张清华等数人便在中南海怀仁堂以一曲《南广河号子》赢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掌声。
在西陵峡畔的屈原故里，有一位名叫胡振浩的老人，他被当地人誉为船工号子王。1953年胡振浩被派到青滩文化馆体验船工生活，从此他便开始了收集、整理峡江的船工号子，将船工们的一声声呐喊收集整理，汇编成船工号子曲牌三大类40余首。退休后，胡振浩应秭归县旅游总公司之聘组建龙舟队，同时组织了一批老船工演唱船工号子。15年来，他在旅行社演出船工号子达数千场，吸引了海内外观众10万多人次，他以独具特色的表演把中国民间艺术、峡江文化的魅力传送给世界。胡老能唱20多首船工号子，和其他民歌500多首，是屈乡的骄傲。1993年7月，胡振浩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带领8名老船工参加中央电视台第68期综艺大观节目《船工号子》的演出。
重庆轮渡公司的退休工人陈邦贵老人，13岁起就当了木船工人，后拜号子头彭绍清为师，在宜宾至宜昌之间的川江上唱船工号子，历经数十载磨炼终于成了著名的号子歌手。他根据水势缓急和行船需要，将号子的名称和腔调整理出了26种号子唱腔曲牌，比如在开船时，唱《莫约号子》；船推到江心，唱《桡号子》；开始闯滩，唱《懒大桡数板》等等。早在1956年，陈邦贵就曾随四川省工人业余文艺演出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全国工人业余文艺汇演，演唱“川江号子”。1987年7月，他与蔡德元、陈昌福组成的“中国长江代表队”又应法国文化部之邀，出席“阿维尼翁民间艺术节大河音乐会”，并演唱了“川江号子”。为此，法国的《世界报》于7月27日头版头条发表了专访报道《江河音乐三人同舟》⑧。1997年，81岁高龄的陈邦贵他以一曲《说九门》唱出了他对重庆直辖的喜悦。接着，他又应邀前往法国，与来自世界九大河流的歌手同台献艺，7月25日晚在阿维尼翁工学院如茵的草坪舞台上，他的川江号子《二四八月天气长》赢得了满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川江号子已作为中国民歌的瑰宝走向了世界。
重庆自古便是水码头，这里的号工人数较多。在上世纪80年代的采访中，重庆地区川江号子的演唱者有陈邦贵、陈宗树、李华安、范仲书、周祖佑、熊燕柱、吴炯清、文和太、蒋正才、王林才等人，他们大多有过船工的经历，文化水平不少是小学或文盲，少数人读过私塾。他们的演唱能力显然来自于劳动实践中。在当时，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接近60岁，而大多已在70岁左右了。值得庆幸的是，川江号子已代有传人，它正朝着表演艺术的方向发展。
号工是“川江号子”的直接载体，正是他们传承、延续和发展着“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涵，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所以，“川江号子”又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它靠着一代又一代号工们的传承和创新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而今，在川江上，机动船早已代替了人力驱动的木船，连绞滩机也正随着三峡大坝的落成、水位上涨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昔日里川江上那几人、几十人划船，十几人乃至上百人合力拉纤，号子声震撼河谷的场面已经看不见了，甚至连昔日的号工也余下无几。但是，“川江号子”作为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川江流域广袤的大地中，让我们爱护它、保护它如同珍惜中华民族的每一项文化遗产。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