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詩歌的雅化極大地促動了這一改造過程的發展，西晉詩人不僅仿照《詩經》作詩，而且直接作《周詩》、《補亡詩》，以己作直接等列於經典，這比曹魏文人多是從“口號”上比附經典、抬高創作地位的情形又邁了一大步，“文”、“經”已經差不多等同了，這纔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文”“同尊”。雖然西晉詩人采用的是與《詩經》體式一致的四言，而不是采用最能代表詩歌發展趨勢的五言，但無論怎樣，人們是把“四言”當作文學之“詩”來做的，是從文學意義上對詩的接受，而不是從解經釋經的角度運用四言詩。而且西晉的詩歌狀態，尤其是詩歌“雅化”局面的形成，雖有統治者藉之以反曹魏文化話語權的意味，但西晉的做法並不是把已經具有普及之勢的詩歌創作、特别是五言創作完全從文化發展中剔除，而是在其發展的前提下大力予以改造，積極提倡四言“雅詩”並使之形成創作潮流，從而宣明自己的政治文化取向，這衹是在認同詩歌發展的前提下，努力扭轉創作傾向而已。西晉此舉的文學發展意義在於，它把對“詩”這種文學樣式的認同推向它能達到的最高位置——與《詩經》之詩等同。從此以後，詩歌創作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順地以一種正當、榮崇的文化行為而存在了，西晉詩歌的雅化可以看作是詩歌“文人化”的深入發展，四言詩歌創作的興盛、五言詩歌創作內涵的被雅化演繹了這一過程，而某種文學樣式一旦完成“文人化”，也就意味着它在文人層的普及进而普遍化了。有一個事實頗能反映詩歌的這一深入推進，曹魏时期詩歌創作的作者基本上是“文士”，當時的正統“士人”則少有染指，西晉時期則不同了，“士人”與“文士”並作，“士人”與“文士”的身份很大程度上開始疊合，二者的區别與差别日趨模糊，這衹要對比兩个時期的詩歌一覽表即可明瞭，詩歌成為上層文人普遍化了的文藝樣式，詩歌創作已經完成了其社會化的推進與普及。
第二節玄言、山水、田園詩：
文學內蘊的進一步擴大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當中，西晉時期是一個轉折。曹魏時期文學含骨質、重情性的文學風貌在西晉時期開始轉變，以後之詩，要麽“平典似《道德論》”，要麽“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前揭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第49頁。），六朝文學內容無甚可取、偏重於形式追求的大略傾向，是從西晉開始定下調子的，關節點就是西晉詩歌的雅化。西晉文學雖中斷了曹魏文學重情性的發展路徑，但也開啟了以後文學致力於開掘技巧、藻繪等形式方面因素的文學發展趨向，其中功過，研究者已多有評說，本節無意於此措辭，要指出的是，西晉文學於此轉關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仍有需進一步明晰者。如果跳出對文學創作自身成績的評價，而客觀地分析此時期文學變化在整個文學發展流程中的作用，那麽西晉文學可能就體現出新的意義來。西晉文學來自統治者政治文化傾向影響下的“雅化”，反過來講即是對“文學”更高程度的確認，是對“文學”地位與影響的進一步提升，造成的結果是，繼曹魏對“文學”作實質性提升之後，司馬氏政權再對之予以確認，使文學進一步成為文人普遍認同的文化行為，從而向社會各領域縱深發展，而這又構成下一階段文學發展的前提，玄言、山水、田園詩的發展都與此密切相關。玄言詩是玄學發展所帶來的產物，山水田園詩也是玄學及玄言詩深入發展的結果，而其之所以成立，正是文學在文人層的深入普及發展與玄學深相結合的結果。玄言、山水詩的出現表示“文學”在社會領域的擴展，意味着文学在社會中深入發展的事實，同時，玄言、山水詩表現出“文學”內在質素的變更，揭示了文學內蘊的進一步擴大。
一、玄言詩：文學反映主流思想所透露的“自主”發展訊息
玄言詩的發展與西晉文學的“雅化”有關，這裏的相關不是指玄言詩的體式、用語、風格等文學的內部要素與西晉雅詩的關聯（關於二者的關係，葛曉音在《山水方茲莊老未退——從玄言詩的興衰看玄風與山水詩的關係》一文中說：“玄言詩从篇制結構、遣詞造句到議論方式均與西晉的頌體詩和贈答應酬詩相同，它是西晉以來四言長篇泛濫、語言愈趨僵化板滯、內容愈趨教條空泛的結果。”（前揭《漢唐文學的嬗變》，第258頁）可參看。），而主要是指玄言詩發生所需要的文學條件的出現，與西晉詩歌的雅化現象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玄言詩發生所需要的文學條件，正有賴於西晉詩歌“雅化”運動的推動生成。
有這樣一個現象曾引起大家的關注，那就是玄言詩的普遍發生没有出現在玄理玄風極盛的西晉，而出現在玄理已無多大發明的東晉。關於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許多研究者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如陳允吉《東晉玄言詩與佛偈》：“即在同樣盛行清談的條件之下，因何玄言詩未曾生成于曹魏、西晉，而偏要遲至東晉中期方纔出現？”文章從佛教在東晉盛行從而影響了玄言詩的興盛的角度進行考察，認為“玄言詩依靠‘三世之辭’佛偈的加入而誕生”（《復旦學報》，1998年第一期）。袁行霈、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卷認為：“玄言詩興盛於東晉，一方面是魏晉玄學及清談之風興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東晉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態有關。”（第三編第二章第五節，第64頁）葛曉音在《山水方茲莊老未退——從玄言詩的興衰看玄風與山水詩的關係》一文中認為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西晉尚玄，重在講究言談風度，模仿‘竹林七賢’放達的形跡，卻很少對玄理本身進行探討研究。……其次，形成一種文學風氣的關鍵在於創作實踐。王衍、樂廣雖為天下風流之首，但無玄學論著傳世。郭象雖然對玄學的完成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與王衍、樂廣一樣不擅長詩賦創作，因此玄言文學不可能大行於世。……第三，西晉前期經學勢力頗盛，朝廷提倡重禮興儒，對於尚玄之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前揭《漢唐文學的嬗變》，第251頁）錢志熙說：“東晉時期，由於佛玄思想的深刻影響，漢魏以來長期分流的言談藝術和文學藝術到此期完全合流，使得文學風格發生了很大變化。”“玄談如此重藝術性，則其與文學發生聯繫，乃是必然之事。”（前揭《魏晉詩歌藝術原論》，第376、380頁）盧盛江認為：一、“與談玄之風自身的發展有關”；二、“與文學自身的發展也有關”；三、“和西晉士人的心態有關”（《魏晉玄學與中國文學》第三章《魏晉玄學與古代文學創作》，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5頁）。陳順智認為：“西晉玄學家多不習文事，而文學之士則少習玄學，玄學與文學界限分明；而東晉玄學與文學相互浸淫，玄學家與文學家之間的界限已漸泯滅，清談和詩歌的承擔者同為一身而二任的名士，他們既能談，又能詩。”（《東晉玄言詩派研究》第二章《玄言詩的義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可參看。），不過就其中文學原因一環，似仍可進一步加以申述。人們談玄言詩風的形成，似更多地傾向於從玄學方面入手考察，追索其發生的原因及演變的軌跡，實際上，文學全面地介入玄言的表達，並不是被動的，不僅僅體現為其作為表達玄意、昭示玄意風流的一種方式從而客觀上帶動了玄言詩的發展，也不僅僅是緣於玄學表述對藝術性的豐富要求，玄言詩的興盛同時也體現了“文學”這樣的發展趨勢：正處於上升勢頭的“文學”，對社會文化各領域的擴張、滲透增強，並形成對主流思想文化的介入表達。西晉之名士，可僅因善玄而成而不必藉以文助（如《世說新語·文學》第七十則：“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252頁。又《晉書》卷四三《樂廣傳》所載略同：“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第1244頁。）第七十三則：“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洽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洽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255頁。又《晉書》卷五一《摯虞傳》載：“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第1427頁。《晉書》作“摯仲洽”，《世說新語》當為形誤。）），而東晉之名士，談玄是必備之素質，而文才亦是必備之要求，許多場合根本就在談“文”，翻檢《世說新語·文學》，其情形多見。《世說新語·文學》第六十六至一百零四條，蓋可視為“純談文學”類，其中六十六至七十五條屬曹魏到西晉時事，七十六條以後，蓋為東晉時之“文事”，僅從數字對比的角度也可看出，東晉的“文學”在士人交流中的位置和分量，可以說，此時的“文才文事”同“玄意”一樣，同為被歎賞的美事雅行。東晉“玄談家與文學家合而為一”的局面，當然不能僅僅說成是玄學深入發展的結果，應該還存在一個文學普遍深入發展的前提（陳允吉在《東晉玄言詩與佛偈》一文中說：“如玄言這一類詩體生成於我國歷史上某個時期，堪謂與此事相關諸元聚成一股合力作用的結果，不僅需由時代思想文化大環境為它營造適宜的時機和條件，並且總得有一個異常直接而又積極活動着的近因來催促它儘快分娩出世。到了東晉時代，決定玄言詩能否生起的關鍵，事實上已不是思想意識形態而在於詩體問題。”所謂“詩體問題”，實際也就是說“玄言詩”之所以在東晉產生，存在一個重要的文學促生原因（陳文認為這個“文學原因”是東晉“佛偈”的興盛），這一認識正能支援本书從文學方面考察玄言詩普遍發生的思路。）。東晉文學出現的這一狀貌，僅从文學自身的發展慣性來解釋總不那麽完滿，實際上，東晉文學這種較大的改觀是有着特定的推動原因的，那就是西晉文學的“雅化”。
西晉文學的“雅化”來自政治上層的影響，統治者對其“眷顧”的本身就意味着重視，“雅化”在文學領域形成風潮也頗能反映統治者對“文學”影響的力度和結果，正是在這種“重視”及施以影響的格局中，形成了西晉文學“特别”的風貌。劉勰的兩段話頗能反映西晉文學發展狀況的實際。《文心雕龍·時序》曰：
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湣，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衝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明詩》曰：
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武帝“膠序篇章，弗簡皇慮”與晉“人才實盛”按常理來講是矛盾的，劉勰也指出西晉“不文”和“人才實盛”的不諧，實際上，這個在後世看來似乎矛盾的現象在西晉卻是合理的，內在之關節正在於西晉統治者推行的“雅化”及造成的事實影響。鍾嶸《詩品序》：“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鍾武前王。”也指出了西晉文人繁盛、文學亦復繁榮的發展局面。西晉“文章中興”局面的形成正與統治者對“文學”“雅化”改造並於其中體現出對文學的重視的總體政策傾向有關。
西晉中前期有這樣三個較大的活動或組織頗有影響。一是華林園聚會，這是由晉武帝召集的群臣宴會，宴會之中往往有賦詩活動（參見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第五章《優遊相聚與風雅吟詠》之“華林園聚會”，第74頁。），現尚留有記載的，一次是在泰始四年（干寶《晉紀》載：“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華林園與群臣宴，賦詩觀志。”（前揭《文選》卷二〇《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引，第286頁）又《晉書》卷九二《文苑·應貞傳》：“帝于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第2370頁）），一次是平吳後。程咸有《平吳後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詩》，又《晉書》左芬本傳載：“武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晉書》卷三一《后妃上·左貴嬪傳》，第958頁。）可見武帝游華林園是較為經常的事情，其中當經常有君臣賦詩活動。另外張華有《太康六年三月三後園會詩》，不知道此“後園”與“華林園”有否關聯，但此次“會詩”顯然也是武帝召集的一次宴飲賦詩活動，從這些記載中可知武帝召集的宴飲賦詩活動還是比較多的。二是湣懷太子集團（參見佐藤利行著、周延良譯《西晉文學研究》第一章《西晉的文學集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成員有陸機、陸雲、馮文羆、潘尼等人，其亦多有宴飲賦詩活動，如《太平御覽》有“陸機四言詩序曰：‘太子宴朝士于宣猷堂，遂命機賦詩’”（前揭《太平御覽》卷一七六《居處部·堂皇》，第858頁。），又《北堂書鈔》卷八二引陸機《祖會太極東堂詩》，又陸機有《皇太子賦宴詩》等。三是賈謐的“二十四友”集團（《晉書》卷四〇《賈充傳附孫謐傳》：“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第1173頁））。上述以帝室（賈謐其時得勢，“權過人主”（《晉書》卷四〇《賈充傳附孫謐傳》，第1173頁），“共湣懷太子游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第1174頁），故其身份和地位可比擬王侯。）為中心的上層活動或組織可產生兩方面較為重要的影響，一是他們組織的賦詩活動以四言創作為主要體式，二是對文人的聚集及組織文學活動本身就意味着對文人的“尊崇”、對文事的“重視”，賈謐的“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頗能說明這種情況。
那麽，當這種由統治者標榜與昭示的行為在社會上散播開來，蔚成風氣，也就造成了這樣的現象：一，如上節所述的文學的“雅化”；二，“晉世群才”的勃興。晉世群才及他們所創造的文學局面的形成，正與統治者推行“雅化”並對文學“重視”的政策傾向密切相關，其所推動的晉世人才濟濟、創作勃興的局面在客觀上又把“文學”的發展推向深入，最終形成了東晉名士往往即為文士的格局，這構成了玄言詩得以發生的前提。所以說，東晉玄言詩的興盛反映了西晉文學“雅化”所推動的文學在社會中縱深發展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