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之後，仍以開封爲首都，以洛陽爲西京。與唐代相對開放、相對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類型相比，兩宋文化則顯得舒徐和緩，陰柔澄定。與這種文化氣氛相適應的是，宋代的雕刻與繪畫表現出了與前代不同的藝術風格。宋朝統一中國後，藝術上逐漸岀現了生氣。宋代的雕刻造像，有的模仿隋唐，有的則是創新。宋代的一些觀音造像，其姿態也顯得較爲生動秀麗，由具有象徵性的偶像，變成了和藹可親的人類。在性别上，觀音造像也由男變女，女性美成爲了觀音的特徵之一。宋代開寶年間（968～976）所建造的隆興寺大佛殿，其雕刻和繪畫最能表現宋代的創作風格。其中的觀音銅像，爲我國現存最大的銅像。宋代雕刻和繪畫的影響多在於形式即外表，而不是本質的東西。日本鐮倉時代的雕刻多以前代定朝式樣爲基調，外加飛鳥時代的復古樣式，再注入新傳來的宋代式樣，用寫實的手法進行創作，便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雕刻和繪畫的新風格。
宋代這種雕刻和繪畫的藝術風格，經過日本僧人傳到日本後，對日本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東大寺的佛像鑄造，便是在宋朝工匠的直接參與下完成的。當重源督造京都東大寺時，專門從中國招聘宋朝工匠陳和卿等人參加佛像的鑄造工作。據《東大寺造立供養記》所載：
養和元年（1181）十月六日被鑄始大佛御頭。時尅，戒師一人授戒于鑄工等，次蹈多多良，即奉鑄羅發三光流。……壽永二年（1183）二月十一日，大佛右御手奉鑄之，同年四月十九日始奉鑄御首。同年五月十八日丙戌，奉鑄既了，首尾經卅九日，前後及十四度終其功了。鑄物師大工陳和卿也，都宋朝工舍弟陳佛鑄等七人也，日本鑄物師草部是助以下十四人也。……建久七年（1196），中石門石獅子，堂内石脅士、同四天像，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若日本國石難造，遣價直于大唐所買來也，運賃雜用等凡三千餘石也……
在赴日的宋朝人中，除了僧人之外，還有工匠。最初計劃鑄造大佛像時，造佛長官藤原行隆率鑄造師十餘人前往，鑄造師們感到“此事非人力之所及”。恰在次年，宋鑄造師陳和卿來日，遂聘請他參與此事。《東大寺續要錄·造佛編》也有與此相同的記載。
由於東大寺和興福寺的再建，日本的雕刻和繪畫之風興盛起來。當時流行以飛鳥時代爲樣板的善光寺式如來像，以及宋朝傳入的清涼寺釋迦像的模仿品，這些雕刻和繪畫都注入了宋代美術的新鮮血液。督造京都東大寺重建的重源，三次入宋，認真學習、領會宋朝的雕刻和繪畫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首先表現在與重源關係較深的快慶和擔任興福寺造像的定慶的作品上，其次表現在京都泉湧寺開山俊芿及其弟子湛海的作品上。日本建曆元年（1211），俊芿從宋朝歸來，在建立泉湧寺時，爲了造好其中的各類佛像，他又派遣弟子兩次入宋，帶回了白蓮寺的佛牙和韋陀天、楊貴妃觀音等佛像，這些觀音佛像成爲了日本宋風美術的一個源泉。
當時日本禪宗的中心是鐮倉，當宋畫、佛像和禪宗一起從中國流入鐮倉時，對鐮倉的雕刻也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從而使鐮倉雕刻具有特大的螺髮、很高的髮髻、長長的指甲、袈裟或披左肩或披雙肩、複雜的波狀衣紋、左右長垂的袖子等宋畫特點。宋朝流行的寶冠釋迦、拈花釋迦、水月觀音、渡海文殊等新式雕像品種，也都傳入日本。日本以前所没有的羅漢、達摩、禪僧肖像，這時也都從宋朝傳入了日本。儘管這一時期日本的雕刻在外形上模仿宋朝，但在内在理智方面，卻仍繼承了國内的民族傳統風格，不是完全照抄照搬宋式風格。
到了中國的南宋時期，由於世俗化傾向的影響，雕刻和繪畫中寫實主義的增長使得某些藝術創作失去了莊嚴性。這種風氣也影響到了日本。如建成於日本建久七年（1196）的興福寺東金堂的維摩居士座像，建成于建仁元年（1201）的原屬興福寺、後被益田氏所收藏的帝釋天立像等，都被認爲是定慶的作品，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宋風的影響。尤其是建成於元禄二年（1226）的京都鞍馬寺的聖觀音立像，受宋風影響極大。京都泉湧寺内的戒光寺釋迦如來丈六立像巨像，被認爲是忠實地臨摹了宋朝的雕刻或繪畫。當時的日本還在各地大規模地營造石佛，如臼杵石佛（臼杵石佛在今日本宮崎縣臼杵市。）、熊野石佛（熊野石佛在今日本大分縣後高田市。）、元町石佛（元町石佛在今日本大分縣大分市元町。）等，這些石佛都叫做“摩崖石佛”，顯然是受到了宋代石窟藝術的影響。
在飛鳥時代（538～645），日本的繪畫無論是佛畫還是世俗畫都受到中國六朝畫風的影響，内容和形式都模仿中國。白鳳時代（645～710）和奈良時代（710～784），日本的繪畫則在飛鳥傳統的基礎上加入了隋唐的新式樣，但還未能跳出中國畫的圈子。平安後期，日本的繪畫吸收唐代繪畫的風格，並結合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創造出了一種“大和繪”日本畫。這種富有抒情韻調和秀麗典雅風格的繪畫，对日本的繪畫界影響很大。中國北宋末期，宮廷式樣的“院體畫”達到了頂點，同時士大夫的所謂“文人畫”也很發達。南宋時，大畫家梁楷把表現力豐富的新繪畫——水墨畫（破墨畫）的發展推向了顶峰。他的水墨山水畫、遂釋畫和略筆人物畫都非常傑出，對日本的山水畫影響極大。禪宗傳入日本之後，南宋的新繪畫通過禪僧之手流入日本，也使得“大和繪”的風格發生了不少變化。據日本《泉湧寺不可棄法師傳》載：
法師，自嘉禄二年（1226）冬十月之比，寢疾不悆。同三年春危急時，禪定大閤來於病室，致最後禮。則割贊岐國二村鄉内水田五十六町，永以充當山佛餉燈油以下寺用訖。……又書法語授心海、定舜、了真。又首座心海，令宋朝畫工周坦之寫師之像，法師自作贊書銘。其詞曰：我此喜神，本來怕人。烏眉瘦面，誰有可珍。嘉禄三年閏三月朔日入宋傳法比丘俊芿自贊。
從日本的泉湧寺法師俊芿病危時宋朝畫工周坦之替他畫像的這些記載來看，宋朝的肖像畫在鐮倉時已傳入日本。
鐮倉初期，宋畫輸入日本較少。鐮倉中期，入宋僧達九十餘人。隨着入宋僧的增多，他們從宋朝帶回了具有宋代寫實風格的肖像畫。當時禪宗師徒相承時作爲法嗣憑證的師尊畫像的“頂相畫”十分流行。
除了“頂相畫”之外，還有叫做“似繪（傳真畫）”的肖像畫。著名的肖像畫家藤原隆信（1142～1205）的代表作有京都神護寺的《源賴朝像》、《後白河法皇像》等五幅。他的兒子藤原信實（1177～1265）作畫時，初用色彩，後不用色彩，用墨一色，其代表作有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北院歌合》、《公家列影圖卷》（指從日本法性寺關白忠道（1097～1164）到文永年間（1264～1275）的攝關有白等大臣的肖像。）等。這些肖像極富個性和人情味，其寫實派的源流可追溯到宋代宮廷“畫院”的風格。
在工藝方面，日本受宋代影響最大的爲陶器法的傳入。模仿宋代青瓷技術的“瀨戶燒”便是從中國引進的。“瀨戶燒”的創始人加藤四郎左衛門景正隨父加藤左衛門基連在山城的深草地開窯，後憤其父製陶失敗，遂于日本貞應二年（1223）隨永平寺僧人道元入宋，學陶器製法於天目山，留宋五年後歸國。他先在京都附近開窯製陶，不幸失敗。又從美濃轉至尾張，在知多、愛知兩郡再進行製陶試驗，又失敗。最後至山田郡的瀨戶村（今愛知縣瀨戶市）發現了製陶的良土，製陶試驗成功，“瀨戶燒”之名遂盛傳一時，開闢了日本製陶史上的新紀元。
在陶藝方面，八世紀奈良時代仿“唐三彩”燒製了“奈良三彩”，後又根據日本土的色彩和審美趣味，把“唐三彩”以褐爲主調的褐、白、绿三彩的濃烈特質，改爲以白、绿爲主調的白、绿、褐三彩，到平安時代又變爲多用绿釉一色。“奈良三彩”最終是根據日本人的審美文化來吸收“唐三彩”，從而體現出日本人的色彩審美意識。
除此之外，日本的一些紡織品也因受宋朝的影響而有了長足的進步，“博多織”便是模仿中國的紡織品。博多在福岡市的東半部，面臨博多灣，這裏盛産一種叫“博多織”的緞子。據《博多記》記載，日本嘉禎元年（1235），彌三右邊門隨東福寺僧人圓樂辨圓入宋，學習了紡織廣東綢和緞子的方法，回國後在博多創製“博多織”，後來成爲博多著名的傳統紡織品。
據《明月記》載，寬喜二年（1230）正月，日本最勝光院的供養日時，前來的男女穿唐綾織物和唐綾小袖的人很多，“於近年者，上中下偏用如此物，京中織手織出唐綾”（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三卷第262頁，日本春秋社1955年版。），這種服飾多爲類比宋朝的服飾而成。宋朝的商品尤其受日本民衆喜愛。《中右記》所說的“唐人所獻玩物”和“多加藥種于唐式膳者”，可知當時兒童玩具及烹調之法也由宋朝傳到了日本。
5 書法與茶道
在奈良時代，日本還没有發明假名，日本人所寫的是漢字的行書或草書，能寫書法的人也不是很多，他們所學的是王羲之等人的書法，其書法風格也是典型的中國書法風格。平安前期，空海用單音節的草書體漢字發明“平假名”，吉備真備又用楷體漢字偏旁創造出了“片假名”，日本民族作爲表音符號的假名文字即告完成，但在上流社會，日本人寫的仍是漢字。儘管如此，其書法中已具備一些日本特色了。日本的書法從産生直至現在，都是在中國書法的刺激、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雖然其間也産生了日本獨具特色的書法藝術，但其背景仍然是中國文化。日本的書法和中國文化的關係是極爲密切的。
日本延曆二十三年（804），空海與最澄一起入唐，他曾師事韓方明學書法，而韓方明則是跟唐書法家徐浩之子徐王壽學習的。空海有“五筆和尚”之稱，即得到韓方明《授筆要說》中的五種筆法，故而號稱“五筆”。空海是“和習”（日本式）書法的創始人，與桔逸勢、嵯峨天皇合稱日本書法的“三筆”。他留唐時即以精于書法而聞名，在學習了王羲之、顔真卿等人的字體之後，再加上自己的獨創，最終形成日本書道的正統。空海的字強韌雄勁，變化自如，博采晉、唐書法家之長，兼通諸體，尤精草書。而嵯峨天皇更以書法見長，其書法“一點一畫，有體有勢，珠連星列，爛然滿目”（《日本紀略》。），所寫的字體受歐體影響較大，但又稍含日本情趣。空海的書法經嵯峨天皇傳給了小野篁，再傳給紀夏井等人，對日本書法的影響甚大。
平安後期，由於國風文學的産生，假名在日本得到了進一步的普及。由於平安後期流行草假名，於是出現了紀貫之（？～945）、小野道風（890～966）、藤原佐理（904～998）、藤原行成（972～1027）等草假名書法家，其中後三者被合稱日本書法的“三”。小野道風受王羲之書法影響較重，其書法風格不拘一點一劃，奔放自在，悠揚不迫，被譽爲“羲之再世”，傳世的墨有《玉泉帖》、《屏風土代》、《道澄寺鐘銘》等。藤原佐理的書法具有很濃的日本風味，帶有一種丰韻之氣，被稱之爲“佐”，傳世的墨有《詩懷紙》、《尺牘》等。藤原行成的書法把小野道風的書法和王羲之的書法融合在一起，書風優雅溫和，形成了“和習”書法的完美境界，傳世的墨有《白樂天詩卷》、《臨王羲之草書》、《歌仙集切》等，後世的日本人將他的字作爲書法臨摹的字帖。
日本的書法在平安後期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三”擺脫了中國書法的梏桎，從“風趨電疾”、“兔起鶻落”（呂鳳子：《中國畫法研究》第3～4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版。）的縱橫揮斫、鋒芒畢露的唐風線條，轉變爲豐潤優美、氣度溫和的和風式樣，標誌着日本的書法已經達到了一個獨立發展的階段。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茶葉的國家之一，宋代陸羽所著的《茶經》則是中國茶文化的經典著作之一。而茶被引進日本，當始於奈良時代。六世紀前後，日本就已經有茶了，那時是將茶當做一種藥品來使用的，僅限於一部分貴族和僧侶飲用。松下智在《茶的起源和傳來》一文中說：“日本的山茶不是日本土生土長的，而是從中國傳入的。其傳入的路線，一條是從大陸經朝鮮到九州，另一條是從中國南部直接傳到日本。”（朝鮮文化社編：《日本文化與朝鮮》，東京人物社1975年版。）
弘仁六年（815）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路過梵釋寺。該寺大僧永忠曾于寶龜元年至十一年（770～780）入唐求法，他在留學中國時即學得了飲茶的文化。歸國後，永忠在梵釋寺修行。嵯峨天皇到來後，永忠煮茶進獻，天皇賜以御冠。爲了發展茶文化，同年六月天皇命近畿、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種茶，並仿唐收取茶稅。此後數十年，茶在日本逐漸衰落，衹有一些寺院纔種茶。
茶文化再次在日本形成高潮，當始於中國的南宋時期。爲此作出卓越貢獻者，當首推日本入宋僧人榮西。
榮西（1141～1215），號明菴，爲當時著名禪僧。他于日本仁安三年（1168）入宋，朝拜天台山等佛教聖地，數月後返回日本，帶回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並將茶種傳入日本。文治三年（1187），榮西再次入宋，宋孝宗賜給他“千光法師”的封號。在此期間，榮西對茶、桑的藥用功效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四年後，榮西學成歸國，在日本大力提倡禪宗，爲日本禪宗之祖。榮西爲了在日本發揚茶文化，于建曆元年（1211）撰《吃茶養生記》一書。據《吾妻鏡》卷二十二載：
（建保二年）二月四日己亥，晴。將軍家聊禦病惱，諸人奔走，但無殊禦克。是若去夜禦淵醉餘氣歟，愛葉上僧正候禦加持之處。……自本寺召進茶一盞，而相副一卷書令獻之，所譽茶德之書也。將軍家及禦感悅云云。去月之比，坐禪餘暇出此抄之由審之。
由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幕府將軍源實朝患病，榮西認爲是飲酒過度所至，乃以清茶進獻，並以所著《吃茶養生記》贈之，由是獲效，使飲茶之風在日本逐漸興起。
榮西帶回日本的茶種，最先種植於築前（今福岡）的背振山上，後又分贈給了惠明上人，移植於畿内的拇尾山上。到了室町中期，拇尾山成了日本第一産茶地，其茶種傳播至全日本，飲茶之風普遍流行，並形成“茶道”，即研究以茶會來修養身心以及進行社交禮儀的一種學問。茶在日本發展成爲“茶道”，成爲日本的一種獨特文化，更被譽爲“東洋精神真髓”，成爲了日本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