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之後，其國力和影響已不像唐朝那樣強大。因而宋日之間的交流也並不像唐日交流那樣頻繁。但是，宋代畢竟是繼唐之後中國大一統的時代，是一个朝着新方向前進的近世開始的時代。由於貴族的没落，創造文化的主人也換成了新興知識分子即士大夫了，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尤其在佛教方面，迎來了一大轉折期。由於西域流入和傳譯的經典所帶來的新鮮刺激已经喪失，周世宗的滅佛政策和五代戰亂又使佛教諸宗經典大量散佚，而中國人自己的佛教——禪宗乘機勃興。宋代中國禪宗極盛，有育王、天童、淨慈、靈隱、雪竇等大寺。以禪學爲代表的宋代新文化引起了日本禪僧的極大興趣，日僧入宋求法者絡繹不絕，商人僧侶移植宋文化的結果，使宋代文化對日本文化在多方面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第一節日本對宋代文化的攝取
日本社會發展到鐮倉時代，已處於古代國家向中世紀過渡的時期，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將軍武士在政治鬥爭中不斷取得勝利，平安時代的世卿貴族政治逐漸瓦解，貴族佛教的權威也隨之動搖。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原有的貴族佛教不能適應新興武士階級的意識需要。武士們剛愎慓悍，在爲主人效命時出生入死，因而在精神上需要一種與他們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相一致的麻醉劑，以期得到思想上的安慰。武士們大都文化程度不高，不太理解、也没有時間去理解佛教中那些高深的教義，所以他們需要一種簡明易懂、能够直接反映他們意識的宗教，禪宗恰好滿足了這種需要。二是當時的鐮倉將軍北條氏在爭奪國家政權的過程中，也急需掌握教權。原有的舊佛教是世家公卿的勢力範圍，鐮倉將軍在擺脫舊佛教的過程中，對從中國引進的、與日本舊教没有關係的禪宗，有着極大的興趣。
十二世紀之前，日本社會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均以漢唐時期註釋的儒家典籍爲標準。這一時期，儒學在日本並没有成爲一種完整的學術思想體系，更没有成爲官方的意識形態。儒學在日本衹作爲先進的政治理念加以應用，甚至對其最基本的理論作用，統治者也未引起充分的重視。儒學與日本傳統的神道思想和已經在日本扎下根的佛教思想，尚未産生正面的衝突，而是相容並蓄地共存發展。十二世紀之後，中國的宋代文化在思想領域方面，得到了一個多樣化的全面開拓，形成了一種文化盛象。宋文化内省性格的日益強大，使其文化内核中確立了一個内省的、精密化的理學體系，而其理學的構建實質上啓動于自中唐發端的兩大思潮，這就是儒學文化復興運動與禪悅之風。以禪學爲代表的宋代新文化引起了日本統治者和禪僧們的極大興趣，日僧們入宋求法者絡繹不絕，商人僧侶大量移植宋代文化，對宋代文化進行了大量的積極的有意義的攝取。在被日本攝取的宋代文化中，以禪宗爲主體，形成了所謂鐮倉新佛教。新佛教的信仰者是廣大民衆，主要在地方上傳播，從而使地方文化發達起來。當時皇權旁落，戰爭不斷，衹有寺院成爲不受外界干擾的世外桃源。僧侶們在寺院中印漢籍，學漢文，寫漢詩，作書畫，成爲中國文化的保衛者和傳播者，使中國文化在日本得到進一步的傳播。
一、引進並發揚光大的宋代禪學
鐮倉幕府建立以後，鐮倉將軍在擺脫日本舊佛教的過程中，對從中國宋朝引進的與日本舊教没有關係的禪宗，懷有極大的興趣。鐮倉大佛的建立，表示了將軍幕府與京畿貴族佛教的抗衡。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原在宗教社會下層僧侶中流傳的對於異派的欲求，由於武士階級在政治上的勝利以及當時幕府在政策上的需要，得以強烈地表現出來。於是，禪宗作爲新佛教的主流而開始風靡日本。禪和淨土教的盛行，對日本人的思想影響很大。尤其是儒禪結合的禪宗與武士階級的思想相吻合，促進了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同時禪和淨土教對日本藝術思想也有很大影響，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優雅簡樸的藝術觀。又由於禪宗的傳入，依附于禪宗的朱子學也隨之而來，成爲近代日本儒學的淵源，對近代日本社會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1 禪宗
禪宗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佛教宗派，最初構建于南朝宋末，是玄學與佛學兩大潮流交匯的産物，至唐高宗時分裂爲南、北兩宗，它既不同於中國其他佛教宗派，更與印度佛教有别。南禪宗主頓悟，北禪宗主漸悟。禪宗（主要指慧能的“南禪宗”）與其他佛教宗派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認爲人的本心即佛，佛即本心，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别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心性本淨，佛性人人固有，覺悟不假外傳，不須讀經，不必禮佛，也不要求禁欲苦行，衹要直指本心，“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真性，一悟即致佛”（慧能：《壇經》般若品第二。）。禪宗使佛教煩瑣的教義和長期的苦修歸於簡單易行，允“頓悟”而“立地成佛”。唐代中期以後，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和教義的通俗易懂，禪宗風靡了中國大陸。十二世紀末和十三世紀初時，禪宗由榮西和道元傳入日本後，又受到日本武士階層的歡迎。
日本武士階層崇信禪宗絕非偶然，主要是禪宗較之原有的日本貴族佛教更加適應武士階層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作爲武士，生死常常取決於刹那之間，因而他們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對於生死之事，禪宗認爲生死是如一的，“生一時也，死亦一時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這種觀點對武士們影響極大，從而使他們在爲主人效命時將生死置之度外。禪宗不主張苦心修行，也不須要念佛讀經，認爲衹要直指本心，“心地無非”、“心地無癡”、“心地無亂”便是戒定慧，外在行皆屬次要（慧能：《壇經》頓漸品。），這些觀點實際上又爲武士們縱情聲色大開了方便之門，使他們既可在此岸世界極盡聲色享樂，又能在彼岸世界預先登記入場卷，於是便對禪宗趨之若鶩。禪宗所主張的“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提倡以簡便易行的内觀“頓悟”而成佛悟道，也比較適應武士階層文化水準低且無暇讀經的生活狀態。曹洞禪宗之僧祖元曾說：“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佛光國師語錄》卷七。）祖元的這種禪法，給鐮倉時代的武士以心靈上的極大興奮。後來，當忽必烈的元軍大舉東征，日本突遭此空前災難，而鐮倉武士均能按其信仰行事，從容對付元軍，共赴國難，不能不說是修禪之功起了很大作用。正因爲如此，禪宗傳到日本後，便在武士階層中流行開來，並影響到了日本各地。
在南宋寧宗時，中國的僧人們仿照印度釋迦牟尼在世時有鹿苑、祇園、竹林、大林和那爛陀共五等精舍，在江南禪宗中，定臨安徑山萬壽寺、北山靈隱寺、南山淨慈寺、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和太白山景德寺爲“五山”。另外又以釋迦牟尼圓寂的項塔、牙塔、齒塔、髮塔、爪塔、衣塔、缽塔、錫塔、瓶塔、盥塔共十塔，於“五山”之外，再定“十刹”。這“五山十刹”便是南宗禪宗的基地。
禪宗傳到日本之後，鐮倉幕府仿照中國的“五山”之名，在其政治中心鐮倉，取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爲“五山”；以禪興寺、瑞泉寺、東勝寺、萬壽寺、東漸寺、萬福寺、大慶寺、興聖寺、法泉寺、長樂寺十寺爲“十刹”。十四世紀之後，禪宗勢力終於打進京畿地區，從延曆三年（1338）至興國三年（1342），京都又定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爲“五山”；以等持寺、臨川寺、真如寺、安國寺、寶幢寺、普門寺、廣覺寺、妙光寺、大德寺、龍翔寺十寺爲“十刹”。日本從而開始了文化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五山文化時代。
五山時代的僧侶，對屬於外典的中國儒學，採取了兼容並包的態度。他們認爲中國儒學“於道不爲無助，雖讀外書亦可也”（《瑞光禪師行道記》。）。在日本的五山寺廟中，閱讀和鑽研非佛門的中國文獻典籍，往往成爲修行者的一項美德。五山時代的日本禪宗，與中國的非佛學文化形成了相互通達的勢態，進而又吸收宋學的其他成果，並不斷改進，不斷完善，使日本社會的不少方面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
2 吸收宋代的禪宗式建築風格的日本建築
日本最早出現的建築可以遠溯到繩紋時代，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紀的彌生時代，日本已出現了頗具代表性和象徵性的神社建築的雛形。最早出現的建築形式是鳥居，設置在神社的神路入口。它原本是用來標誌神社神域的門，以獲得一種空間的表现方法；但實際上鳥居起源於中國的牌坊建築。中國的牌坊建築結構較爲複雜，而日本的鳥居則把中國的牌坊藝術進行簡約化，使其達到一種簡單樸素、明快至極的風格。
日本古代的建築藝術雖多受中國建築藝術的影響，但神社建築卻仍保持其材料和結構本身至純的要素。中國的佛教建築傳入日本後，日本建築藝術的中心由神社建築轉移到了寺院建築，模仿中國幾何學建築，石造台基，赤色磚牆，瓦葺屋頂，屋檐屋脊具有翹度和彎度，由曲線構成空間，並具有對稱結構，這種建築結構顯得非常莊重與華麗。
中國古代的建築具有自己獨特的民族風格和特色。其中唐代的建築對當時的日本影響是相當大的，唐時的長安與洛陽，均爲世界級的城市設計之大作，尤其是都城中的宮殿和寺廟，幾乎是無與倫比的。唐時的長安城將宮殿、官署、民居區别開來，全城的街道劃分爲了棋盤形（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第121頁，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八世紀的日本先後也建造了兩座都城，一座是平城京，另一座是平安京，其規模與長安城一模一樣。如城郭都呈方形，宮城都位於城市中軸線的北端，呈面南背北之勢，以突出皇帝的尊嚴。街道也劃分爲棋盤形，幹道都直對着一個城門，宮城的正門都稱爲朱雀門，門前的幹道都稱爲朱雀大街。平城京與平安京的宮殿與唐都長安的宮殿之間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有宮城環繞，城内分成了若干個以圍牆和回廊環繞的長方形庭院。每一庭院都沿中軸線前後配置若干座主要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對稱排列。前後院牆正中都有門，在每一座主要殿堂的兩側都有廊屋與左右的院回廊相連，分成一進的庭院，這就是所謂庭院式的宮殿配置方法。這種建築方法也是中國傳統的建築方法，日本的宮殿建築就是深受唐風建築的影響而建成的。
日本不僅在建築上模仿唐朝，在建築物的命名上也極力模仿唐朝。如唐朝宮殿的正殿稱爲太極殿，正門稱爲朱雀門；日本的皇宮也把正殿叫做太極殿，把正門叫做朱雀門。長安宮城正門稱爲承天門，平安京朝堂院則稱爲應天門。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前有棲鳳閣和翔鸞閣二樓，而應天門前左右有廊屋向前伸出，盡端各建一樓名爲棲鳳樓和翔鸞樓。唐朝大明宮的含元殿前有龍尾道，日本朝堂院太極殿前也有龍尾壇。
虽然唐都長安城和日本兩京的都城都已蕩然無存，但從日本寺廟的建築風格卻依然可看到其受到的唐朝的影響。鑒真於天平寶字三年（759）在奈良着手建造，後由其弟子完成了以唐律招提爲名的唐招提寺的金堂，其前面有一列柱廊及略呈長方形的特點，已不同於传统日本式的建築了。建成於天曆五年（951）的京都醍醐寺的五層塔，也屬於日本過渡時期的建築。
在住宅方面，平安時代完成了寢殿式的建築樣式。寢殿式是日本式的住宅式樣，其佈局通常包括水池（中間有小島）、寢殿（主人的房間）、對屋（家屬的房間）、渡廊、中門廊、中門、釣殿、雜屋等。早期的寢殿式建築在左右對稱這一點上是中國的傳統手法，但晚期的寢殿式建築不講究對稱，建築物與庭院之間極爲調和，發揮了優美典雅的日本風味。
在寺院建築方面，藤原道長于寬仁三年（1019）建造的法成寺是平安時代最大的建築。法成寺的建成，完全確立了日本式樣，在日本建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京都宇治市的平等院鳳凰堂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建築物，它原爲藤原道長的長子藤原賴通的别墅，永承七年（1052）改爲寺院。鳳凰堂是作爲平等院的阿彌陀佛堂而建的，因柱上雕着鳳凰而得名。建築物中央是高階台的中堂（寢殿），左右是兩層的翼樓，其上是閣樓。中堂前面是如來淨土的的寶池，後面是尾廊。法成寺和鳳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的極樂世界，體現了淨土宗的美學思想。
日本奈良的東大寺，又叫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東大寺的大殿建于天平勝寶三年（751），毀於治承四年（1180）十二月平重衡進軍南都奈良的兵火中。此後，日本政府命重源（1121～1206）重建。重源是紀季重之子，法然上人源空之弟，曾在京都醍醐寺從源空學密教。重源曾于仁安二年（1167）入宋，到天台山、育王山實地考察中國建築，帶回宋版《大藏經》一部、淨土五祖像、十六羅漢像及“天竺樣”技術資料，爲重建東大寺做準備。此後，重源爲了解決東大寺建築上的技術問題，又兩次入宋，並用日本周防的木材建造明州育王山舍利殿作實驗，还聘請宋朝工匠陳和卿擔任重建東大寺的輔助工作。“天竺樣”以中國江南一帶的式院建築式樣爲依據，具有雄偉、大氣、明快、簡潔、曲線少的特點。天竺式的建築給日本的建築帶來了新鮮的活力，但它並不適合日本人的傳統欣賞習慣。重源圓寂之後，陳和卿也辭職了，天竺式的建築便衰落了，被日本式建築所吸收。
天竺式的建築是中國南方的建築式樣，而禪宗式的建築是中國北部的建築式樣。最先把禪宗式的建築引進到日本的是榮西。榮西兩次入宋，參與了天台山萬年寺的兩廊和梁代高僧智者大師（538～597）的塔院建築，尤其是所參與的天童山千佛閣的建築，使他獲得了較爲豐富的建築經驗。建久二年（1191）榮西在第二次入宋回國後，綜合宋代建寺之長，於建仁二年（1202）在京都建造建仁寺，後又在鐮倉建造壽福寺，在博多建造聖福寺。由於日本當時的佛教界不讓禪宗獨立，所以纔建建仁寺作爲天台、密教和禪宗兼學的道場。由於榮西没有足够的經濟力量，加之禪宗在日本傳播之初影響力也有限，所以當初榮西所造的寺院不是完全的禪宗式，但他在東大寺建造的鐘樓則是禪宗式和天竺式的混合式建築，由此可以看出，禪宗式的建築最早是由榮西傳入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