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取代後周，建立宋朝，定都開封，史稱北宋。經過十多年的統一戰爭，到了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趙匡義又消滅了各地的封建割據勢力，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分裂割據歷史。北宋末期，由於奸臣當道和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從而使政治日趨腐敗，階級矛盾更加尖銳。而位於北宋北部地區、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權卻不斷地崛起，最終在靖康二年（1127）滅掉北宋。同年，康王趙構即位，並遷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南宋時，由於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強大，因而其統治範圍衹能局限於江南一隅，與雄踞于淮河秦嶺以北的金朝構成對峙局面。在當時的中國，除了金朝之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還有遼和西夏。這三個少數民族政權都先後不斷地侵擾宋朝，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變得異常尖銳。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同時，宋朝統治者還把防範、鎮壓農民的反抗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面對強敵的入侵，統治者衹能不斷地割地賠款，一味地妥協退讓。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宋王朝的國力日趨衰弱。在内憂外患的情況下，宋王朝衹維持了三百二十年的統治，最終爲元朝所滅。
宋王朝的建立，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而言，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由於宋朝統治者採取了“守内虛外”的政策，特别是宋太祖實行的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對官僚機構進行改革、集兵權于皇帝一身等政策，較爲有效地維持了内部統治局面的長期穩定，使社會經濟處於了相對平穩的發展時期，生産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各行業的發展水平大大地超過了唐朝時期的水準，成爲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又一高峰。南宋政權遷都臨安之後，封建經濟的重心同時南移。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帶的浙西平原，因其物産豐富、經濟條件較好而成爲了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宋朝在世界上最早發行了紙幣，同時又是海上貿易的大國之一，輸出品大多是原料。以手工業製品爲主的商品輸出，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宋朝在與遼、西夏、金進行軍事攻伐對抗的同時，在經濟上也與他們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不僅有官方許可的貿易，也有存在於民間的走私。經濟上的互通有無以及相互補充，溝通了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往來，推動了各個政權的經濟發展，爲我國多民族的融合統一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在文化方面，北宋統治者在其政權建立之後，立即下令恢復、完善各級學校及典章制度，爲封建統治大力培養人才。書院制度也在宋朝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许多著名的書院，成爲了學術發展的一個有利因素。書院的發展，也堪稱是宋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此外，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都較前代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中，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是在宋代得到開發應用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的發明和使用，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奠定了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卓越地位，是宋代文化高度發達的一個重要象徵。
§§§第一節宋代文化發展概況
宋代文化在中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文化從唐朝末年出現了一個大的流轉，從唐型文化轉向爲宋型文化，亦即從相對開放、相對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類型轉向爲相對封閉、相對内傾、色調淡雅的文化類型。
宋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極其璀璨的一章。宋代的詩歌雖不像唐代的詩歌那樣成爲一個時代的標誌性文學，但卻思慮深沉，注重理性，在藝術上進行了許多新的探索。宋詞是宋代文學的代表形式，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雖然宋詞的風格表現有所不同，但仍以婉約幽雋、細膩雍容爲主。宋代的散文，舒徐和緩，陰柔澄定，各體兼備，獨具風采，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宋代的話本，是中國文學史上開闢的一個新的紀元，它比過去的文學作品更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對後世的文學有着深遠的影響。宋代雜劇、南戲的出現和繁榮，標誌着中國古典戲曲臻於成熟。宋代的理學，集前人思想的精華，彙經、玄、佛、老於一體，着意於知性反省，造微於仙性之間，以孔孟儒學爲主幹，形成一個包羅萬象、嚴密完整的理論體系。宋代的建築崇尚的是白牆黑瓦，檻枋梁棟不設顔色，專用土木之本色，表現了宋人一種淡雅平和的心態。其他如宋代的瓷器、書法、繪畫等，已脫略繁麗豐腴的外部形式，而更加注重意態，表現了簡樸清秀的典雅格調。
宋代的文化，在文化發展史上已由内省、精緻趨向于與市井文化勃興的發展階段，其在文化史上承先啓後的作用是極其巨大的。
一、文學上的承先與啓後
北宋王朝建立之後，中國古代士人的地位有了一個顯著的改變。以封建世俗地主經濟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趙宋政權明確昭示：“（本朝）與士大夫治天下。”（《續資治通長編》卷二二一。）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宋代文官多、俸禄高、賞賜重的現象超過了以前各朝。宋太祖趙匡胤還“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以至於“終宋之世，文臣無毆刀之辟”（王夫之：《宋論》卷一。）。在這種時代文化氛圍下，所培育形成的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士大夫階層。與前代文人相比，他們的文人意識更爲自覺，其文藝創造活動也滲透着更爲強烈的文人氣質。
中國的詩歌發展到晚唐時期岀現了一個大的轉折，這便是文人詞登上了文壇，並成爲了一代文學的主要樣式。雖然如此，詩在宋代仍有相當的地位和自己的特色，正如明人陳子龍所說：“言理而不言情。”（《古今詞話·詞品》卷上引陳子龍語。）由於理學盛行，文以載道，“以議論爲詩”、“以用事爲博”的風氣盛行一時，使宋詩出現了一些背離形象思維、走向抽象思維的傾向。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主意主理的宋詩自有其獨特的文化性格，它像一個思慮精微的宇宙，以意索理，冷靜地對外在物象展開概念化思考，進而從凝思中省悟到人生和宇宙的真諦。宋詩與書、畫的結合，格調高雅，體現了文人士大夫外在的理想品格。宋詩獨特的文化性格，對明代前後七子及以後的詩歌創作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詞是宋代一領風騷的文學樣式，它雖然起源於民間，但仍與詩一樣，以抒情爲職志。宋詞由俗到雅，其柔美鍾秀、香豔婉媚、細膩精緻的一面，開創了一個“陰柔美”的世界。宋詞中雖有豪放一派，但最能反映宋代文人士大夫心境和意緒的依然是居於詞壇主導地位的“婉約”、“陰柔”詞風。尤其是柳永等人的詞作，語言通俗流暢，音調諧婉，善用鋪敍，深受市民大衆的歡迎，對後來的詞人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宋代的散文創作較爲繁榮，繼唐代韓愈、柳宗元之後，宋代又相繼出現了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等傑出散文家。他們師承韓愈的“文道合一”、“文以載道”創作主導思想，在作品内容方面，大都指陳時弊，反映社會現實；在創作形式上，他們的散文各體兼備，獨具風采，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宋代的文學，除了上述的詩、詞、散文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表現形式。在中國文學史上，宋代文學繼承了唐代文學中一些文學形式和體裁，並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發展，進而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色。由於獨具時代特色，它又對後世的文學産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就此而言，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先啓後的作用。
二、儒學的復興
唐代的安史之亂以及其後的社會動亂，在對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結構造成動搖的同時，也造成了思想界的空前活躍。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久已消沉的儒家學說也逐漸復蘇，並日益強大。經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韓愈、柳宗元領導的古文運動以及啖助、趙匡所發動的新經學運動交相推引，一個強勁的儒學復興運動出現在中晚唐後的思想界。
宋朝建立之後，宋太祖認識到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宋初三朝，雖然實行了儒、道、佛三教相容的方針，但特别注重扶持儒家的思想地位。宋太祖執政之初，便下詔增葺國子監祠宇，塑繪先聖、亞聖、十哲、七十二賢等人的像，他還親自撰寫孔子、孟子贊（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三《學校·四》。）。此外，還大興禮樂，重建儒學，修繕孔廟，印刷儒經，收集儒教書籍，改進考試制度，整頓和重建某些祭祀制度等等。過去在戰爭中被廢棄和忽略的禮儀，也逐漸得到了恢復。真宗即位後，追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他還親赴曲阜，到孔廟行禮，親撰《文宣王贊》，稱孔子爲“人倫之表”，稱儒學是“帝道之綱”，認爲“儒術汙隆，其實應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宋真宗：《崇儒術論》。）。由於朝廷做出了榜樣，各地的學校和文廟也都先後恢復和重建起來。正是由於有了皇帝的扶持，儒學纔在宋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另一方面，從北宋中期以後，儒學既吸收了佛老的一些積極思想因素，又能適應宋代的政治需要，積極地爲政治服務，因而成爲了宋代思想學術的主流。
宋代儒學是社會經濟關係、政治關係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歷史時期的現實問題的積極回答。作爲一種時代精神，它以儒家思想爲主幹，吸收佛學、道學，形成了特殊的理論命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現出不同於前代的鮮明特徵。不僅有北宋的王安石新學、周敦頤濂學、二程洛學、三蘇蜀學等，還有南宋的朱熹閩學、呂祖謙婺學、陸九淵心學等，自慶曆之後，這些代表宋代儒學觀點的學派，陸續登上了思想舞臺。宋代儒學是把漢代經學、唐代佛學的精髓吸收過來，揚棄經學專事註疏的僵化和佛學追求虛幻的消極而發展起來的。它把佛學養神修行、涅槃寂靜和祈求來世的出世，引入到儒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又把儒學簡單的倫理綱常上升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論高度，最後完成了以儒學爲主幹，包容佛、老及諸子的理論創造。宋代儒學不僅對佛教産生了影響，而且對文學創作也有不小的影響。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宋代科技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不僅有火藥、指南針等重大技術發明，而且也有被看成是中國科技史坐標的科技著作——沈括的《夢溪筆談》。在這部代表宋代科技最高水平的著作中，包括了天文、曆法、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内容和文學、史學、音樂、藝術等社會科學内容。而這些内容所體現出來的思想觀點，具有明顯的宋代儒學特徵，如沈括以“氣”解釋“物”的本質便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參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宋代儒學作爲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後一座高峰，其學術成就不僅高於宋以前的漢、唐兩代，而且也爲宋之後的元、明兩代所不及。宋代儒學堪稱是儒家傳統思想的一次大總結，它的復興，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理學的形成
中、晚唐以後，以日益壯大的儒學文化復興爲前導，以韓愈、李翺開啓的由外向内轉化，由斥佛、排佛到“援佛入儒”爲契機，北宋諸子思想家經過多方面的努力，終於創建了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爲精緻、最爲完備的理論體系——宋代理學。
理學，因爲是在漢唐儒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也稱爲“新儒學”，又稱爲“道學”或“宋學”。之所以稱之爲理學，是因爲兩宋諸子所創建的思想體系以“理”爲最高本體，以“理”爲哲學思辨結構的最高範疇。理學雖有衆多名稱，但究其實質，是一種以儒學爲主體，吸收、改造佛、道哲學，在涵泳三教思想精粹之上建立起來的倫理主體性的本體論。
周敦頤是宋代理學的開山之祖，在其所著的《太極圖說》中，周敦頤建立了“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的宇宙生成圖式，並從中導出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的結論，從而爲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周敦頤還依據《易》與《中庸》之論，以“誠”爲最高道德倫理境界。周敦頤的理學觀點借佛、道宇宙論、認識論的理論成果構成了倫理哲學的基本趨向。
邵雍依據道教的《先天圖》，提出“先天象數學”，構造了一個包括自然和人類歷史在内的世界圖式。他將“天下之物”所具的“理”與人的“心”、“性”溝通爲一體，並增加了諸如“公而明”的價值判斷。邵雍的理論觀點爲後世理學諸子的“天理”、“人欲”對立論開啓了道路。
張載是位唯物論的氣一元論者，他以“氣”爲本體，解說了宇宙萬物的自然形成及其變化等方面的原因，駁斥了從鬼神的原始迷信到佛、道理論的各種唯心主義。在宇宙論的基礎上，張載深入地探討了“天”（宇宙）“人”（倫理）合一的關係，其代表作《西銘》便體現了把人之爲人的“所以然之故”，上升爲宇宙（“天地”）的“所以然”的致思趨向，從而將“人性”與“天地之性”混然爲一體，使倫理學獲得了本體論的論證。
二程（程顥、程頤）是周敦頤的學生，是建立宋代理學的重要人物，他們在建立倫理的本體論上提出了“天理”的觀念。“天理”的觀念後經朱熹的一番推揚，所謂永恒、無限、普遍、必然的“理”成爲不增不減、無所欠缺的本體存在。二程在構築自身思想體系時，還十分注意吸收佛、道思想的精粹，正是在充分吸收佛、道思想觀點，並融合其他宗教之說的基礎上，二程纔提出“天理”的觀念，並進而構造出包括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在内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宋代理學經過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等人的發展和創新，已完成了基本的理論基礎和體系構架。到南宋朱熹時，理學更以集大成的姿態臻於成熟。朱熹和北宋其他理學家一樣，對佛、道之學十分留心。在“集諸儒之大成”並充分汲取佛、道哲理的基礎上，朱熹對理學展開了一次系統的、創造性的總結，從而成爲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理論體系的最高範疇是“理”（“太極”），“理”借“氣”而存在，並在邏輯上先于、高於、超越於萬事萬物的現象世界，同時又高於萬事萬物的本體而存在。正如朱熹所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此理。”（朱熹：《朱子語類》卷四十。）朱子所構建的理學體系，不僅將綱常倫理確立爲萬事萬物之“天理”，而且高度強調人們對“天理”的自覺意識。爲了指明自覺認識天理的途徑，朱熹突出了“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这一以儒家思想爲中心的人生奮鬥軌。正是由於朱熹的構造，一個龐大的以人的倫常秩序爲本體軸心的儒學體系纔得以建立。孔、孟的一系列思想在這一體系中被加以新的形而上學的解釋，佛、道兩教關於個體修煉與宇宙論、認識論的思想精粹亦被廣爲攝取。自漢代以來的多元發展思想意識形態越過“正”——“反”階段而進入“合”的集大成境地，宋代理學至此便形成了。宋代理學的産生，在當時和以後都産生了廣泛而極爲深遠的影響，它將中國文化重倫理、重道德的傳統精神推到極至，被視爲影響中華文明七百年的正宗道統之學，對中國社會的思想倫理道德發展産生了極爲複雜的文化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