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文學形式的形成與發展
兩宋時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時期之一。主要文學形式有詩、詞、散文、話本小說、戲曲等，它們從多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描繪了宋代三百多年歷史變遷的風貌。
由於宋代分爲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兩個歷史時期，並且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終尖銳地交織在一起，因此面對内憂外患，統治集團内部的激烈鬥爭也是一直伴隨兩宋時期而相始終的。與統治者爲加強專制統治和思想統治相適應，理學也應運而生。這種特殊的歷史局面，對兩宋時期的文學产生了深刻的影響。終宋一代，其文學並未出現“盛唐氣象”的景觀，即使偶爾趕上過盛唐文學繁榮，但也缺乏盛唐文學開闊恢宏的氣象。
宋代的文學，除了詩、詞、散文之外，其他一些文學形式也開始形成並得到了很大發展。宋代的雜劇、南戲，特别是宋雜劇，不僅是瓦舍勾欄中演出的最重要的项目，也是封建社會文化範圍内對應市民審美心理結構的物態形式。這些雜劇、南戲現在雖然大都失傳，但它們的出現和繁榮，表明中國古典戲曲已趨向於成熟，並爲後世的戲劇，尤其是元代戲劇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作爲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産生於北宋的詩話具有重要意義。其中以嚴羽的《滄浪詩話》最爲著名，影響最大。它以對詩歌内在審美特質的精闢揭示，繼司空圖之後把中國的古典詩歌理論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並影響到後世的文學理論。此外，宋代的文論、詞論與前代相比，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宋代的話本，是中國早期的通俗白話小說，它上承魏晉志怪和唐傳奇，但題材更爲廣泛；下啓明清小說，内容更趨於現實。在宋代衆多瓦舍伎藝中，最能體現市民口味和意趣的是“說話”。它是宋代民間文學中最爲重要、影響也最爲巨大的一種伎藝，由於貼近百姓生活，所以很受廣大市民的歡迎。尤其是其新穎别致的文學語言，更是小說藝術的一个重大發展。宋代話本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對後世的小說及文學創作有着深遠的影響。
在整個宋代，文學形式的形成和發展是多樣性的，正是由於其文學形式的形成和發展不同於以前各個時代，所以纔使得宋代文學成爲了中國文學史上極爲璀璨的一章，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極其巨大的。
§§§第二節宋代的周邊環境及其對外政策
北宋建立之前，中國歷史又一次經歷了二百餘年的封建割據時期。宋太祖建立北宋之後，並没有完全消滅各地的割據勢力。在内憂不斷的情況下，外患也並没有減少。整個兩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漢族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並存，相互之間既鬥爭又融合的重要時期。北宋建立時，當時在中國境内與之長期對峙的還有契丹族建立的遼、黨項族建立的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宋與遼、夏之间，遼與夏之間都爆發過戰爭，其中尤以宋與遼、夏之間的戰爭持續時間較長。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時，崛起于東北的女真族政權，在其首領完顔阿骨打（1068～1123）的率領下，不斷地擴張壯大，並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朝。金天會三年（1125）和天會五年（1127），金軍相繼滅掉了遼和北宋。在北宋滅亡的同時，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史稱“南宋”，改元建炎，是爲宋高宗。南宋初期，南宋與金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戰爭，在宋、金戰爭中，南宋的軍事力量有所增長，因而南宋政權由此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十三世紀初，蒙古族政權從草原大漠上崛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1162～1227）在統一蒙古各部後，先後滅了西夏和金。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繼位後，建立了元朝，並於至元十三年（1276）攻陷南宋京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再一次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面對周邊的強敵，宋朝的統治者始終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宋太宗繼位之初，是很想有一番作爲的。在對遼作戰多次失利後，宋太宗完全喪失了銳氣，對遼的政策也改攻爲守，並把對内防範的重點轉移到防範農民起義和反抗的方面上，採取了“守内虛外”的消極防禦政策。
由於宋初統治者實行了“守内虛外”的國家消極防禦政策，除了簽订了一系列的所謂“議和”協定之外，還訂立了“澶淵之盟”之類的喪失主權條約，這些做法對其後代皇帝影響較大。在整個宋代，國家的對外形勢是非常嚴峻的，家國的憂患貫穿始終，以至於當蒙古大軍跨過南宋統治集團一心倚仗的長江天險，不戰而取臨安時，南宋統治集團便衹能屈膝投降了。
在對外關係方面，宋代的對外交往是全方位的，但主要是以與亞洲國家的交往爲主。其中經濟方面的往來超過了政治方面的往來，尤其是與朝鮮、日本的往來最爲頻繁。神宗在位之時，“待高麗人最厚”，沿途皆設有高麗亭接待（朱彧：《萍州可談》卷二。）。在州的所在地還“築館”以候高麗使者，高麗使者回國時，宋朝官員還要郊送，備極優禮（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同樣，宋朝的使者到高麗也受到很隆重的禮遇。高丽在開京（今朝開城）特設華麗的别宮（後稱順天館）“以待中朝人使”（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七《順天館》。）。除了政治、經貿往來之外，宋朝與高麗的“貢”、“賜”關係也極爲頻繁。在文化方面，两国之間的交往更是源遠流長，關係極爲密切。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自古以來就很密切。唐朝時，中日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但到了十一世紀，日本的統治者藤原氏，在對外貿易上採取了消極的閉關政策，嚴禁日本人民私自渡海，違者嚴懲，所以日本船隻很少入宋。而當時的北宋政府卻對海外貿易採取了積極政策。到了南宋時代，中日兩國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又得到了新的加強。
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諸國的友好關係與經濟貿易的交流，從秦漢時就已經開始，到了兩宋時代，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和海外貿易在唐代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繁榮和發展。當時東南亞、南亞等地區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已達到五十多個。其中有印度、菲律賓、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尤其是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三佛齊（印尼古國）等國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
另據《宋史》、《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書記載，在宋代由海路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還有阿拉伯、中亞、非洲等地區的一些國家。
綜上所述，宋代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對外經濟貿易，比唐代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不僅宋朝與北非、東非國家有了直接交往，而且對其他國家的貿易也有了新的發展。從貿易的物品上看，除絲織品外，瓷器貿易佔有突出的地位。其他日常生活、生産用品的出口增多，表明民間貿易較之前代更加發達。由於中外貿易量的增大，中外巨商的資本都達到了相當可觀的地步。宋代三大發明的進一步發展和傳播，影響並推動了世界文明的歷史進程，爲歐洲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宋代周邊國家封建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宋代向外國學習的東西也有所增多，朝鮮、日本、阿拉伯等國獨特的民族文化等，都對宋代文化産生了一定影響。這一時期，中國人民對世界歷史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居於世界各國經濟文化的前列的，由此也奠定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卓越地位。
一、積貧積弱的國家形勢
從唐末五代開始，西北草原荒漠的遊牧民族再次對中原的農耕世界發動了規模日益巨大的撞擊。與北宋立國相先後，契丹、黨項、女真相繼在東北、華北和西北建立了政權，形成了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相對峙的格局。十三世紀初期，“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崛起於大漠，剽悍的蒙古族鐵騎南征北戰，在空前遼闊的版圖上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帝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於一個草原遊牧民族之手。
北宋建立後，面對虎視眈眈的異族入侵者，宋太祖趙匡胤充其量衹能中氣不足地喝一聲：“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而他的後世子孫則在朔方草原遊牧民族的強勁衝擊面前窘迫萬分，手足無措，拱手將大好河山讓於他人。
真宗景德元年（1004），遼聖宗及其母蕭太后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圍攻定州（今河北定州），來勢兇猛。在遼軍的重壓下，宋朝以每年交給遼朝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作爲遼軍北撤的條件，簽訂了屈辱的“澶淵之盟”。
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慶曆二年（1042），西夏兵大舉南侵，進攻延、渭二州。宋軍在戰爭中接連失利，“師維不出，出則喪敗”（《宋史·夏國傳》。）。慶曆四年（1044），北宋朝廷被迫簽下了以每年輸西夏十三萬匹絹、五萬兩銀、二萬斤茶的“和約”，以換取虛假的“安定”局面。
慶曆二年（1042），遼國軍隊在燕京大規模集結，並揚言南下，聞聽此消息的宋仁宗驚恐萬狀，急忙允諾每年贈送十萬兩銀、十萬匹絹，以祈求“和平”。
在簽訂了“澶淵之盟”等一系列屈辱苟安條約後，北宋北方的州縣得以維持安定，生産有所恢復和發展，“生育蕃息，牛羊蓋野，戴白之人，不識干戈”（畢仲遊：《西台集》卷十六《丞相文簡公行狀》。）。這一和平局面維持了近百年之久。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北宋開放對遼的邊境商場貿易，利用經濟優勢，賺回了大批錢物，補償了對遼的歲幣損失。而從遼方來看，爲了緩和雙方邊境地區的民族對立情緒，適當地減輕一些剝削，廢除一些民族歧視法令，對遼的邊境也起到了很好的安定作用。如果從中國各民族歷史發展上看，“澶淵之盟”也有它積極的一個方面。
徽宗宣和七年（1125），滅亡遼王朝的金兵向北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面對巨大的軍事打擊，北宋統治者束手無策，接連喪師失地。欽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宋都汴京，俘徽宗、欽宗及宗室、后妃，大掠金銀幣帛、珍寶異藏、百工技藝及圖書文物，北宋王朝至此滅亡。
宋高宗建立的南宋定都臨安後，並没有抗擊北方入侵的強敵的決心，他重用秦檜等投降派，對主張抗金的岳飛等人採取壓制、打擊的方針。當金兵大舉進攻時，宋高宗及其臣僚竟一度被迫逃至海上。紹興九年（1139），南宋以每年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的“紹興議和”與金王朝達成了妥協。
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南宋與金王朝達成了“隆興和議”。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南宋又與金王朝達成“嘉定和議”。南宋王朝雖一味地與金王朝妥協，但並没有換來長期的安定局面，相反，更爲沉重的打擊卻接踵而至。以鐵騎踏平金王朝與西夏的蒙古大軍，跨過長江天險之後，在宋帝趙昺祥興二年（1279）揮師滅掉了南宋。
二、嚴密的政治統治措施
北宋建立之後，宋太祖趙匡胤爲了不使北宋成爲繼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耗費了許多心思。爲了改變五代以來的君弱臣強及兵變割據的問題，宋太祖決定從“權”、“錢”、“兵”三個方面入手，即把政權、財權、兵權從藩鎮手裏拿過來，統一到中央政府，以便嚴密政治統治，加強君主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
1.改革官僚機構
宋太祖對官僚機構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中央實行軍政、民政和財政三權分立，大大削減宰相的權力。
在北宋之前，宰相的權力僅在皇帝一人之下，統轄軍政、民政、政財各權。宋太祖實行了三權分立，宰相衹有管理民政的權力，而把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財政大權歸三司掌握。
二是實行職官的官、職、差遣三者分離的制度。
宋朝建立之初，針對後周官僚制度的弊端，宋太祖對官員的任用，實行了官職名稱與實際職務相脫離的制度。官名衹用來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稱爲正官、寄禄官，簡稱官。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稱爲差遣，也稱職事官。“官、職、差遣”是宋代官制中特有的制度。宋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監，除少數機構外，大都衹管理部分職務，甚至成爲閒散機構，名存實亡。“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一。）這種制度的實行，有利於中央對各部門、各地方進行有效的控制，鞏固了宋初的中央集權專制統治。
三是改革、完善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自隋唐至五代，逐漸成爲朝廷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宋太祖即位之初，爲爭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援，開科取士，廣泛地吸收知識分子參政。但是爲了防止知識分子通過科舉考試結成政治集團，危害中央統治，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下詔禁止新中進士到主考官那裏謝恩。宋太祖還命令進士及第的人不得稱主考官爲“恩師”、“師門”，自己也不能稱“門生”，此舉主要是爲了避免新老官僚借門生故吏之名結成宗派。此後，朝廷又舉行殿試，由皇帝親自錄取進士。這樣經過殿試錄取的進士，就成了“天子門生”。此外，北宋科舉制中創立的“糊名”、“謄錄”等考試辦法，在科舉考試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科舉制在宋初的幾十年間，其選拔人材的方法顯示出了較強的優越性，“時取材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卿巨公，皆由此選”（《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科舉制爲北宋初年朝廷選拔人才、鞏固中央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
2.集中財權
北宋建立之初，藩鎮割據勢力具有較強的經濟條件。乾德二年（964），宋太祖下令，每年各州的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帛之類，“悉輦送京師”（《續資治通長編》卷五“乾德二年末”。）。原來送到京師的稅物，歸於三司掌管的左藏庫。在宋初地方行政逐漸完備之後，轉運使、通判、主簿又把地方的財政統一起來，把以前藩鎮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財物，一律上交中央。宋初的這套財政政策，對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3.集中兵權並整頓軍隊
建隆二年（961）秋，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手段，把總領禁軍的全部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中，避免了一場大的流血鬥爭，加速了中央集權的速度。宋王朝還根據唐末五代以來的經驗，在中央設立樞密院，長官爲樞密使或樞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樞密院。”（《宋會要·職官》十四之一。）這樣，朝廷便把三帥的統兵權與樞密院的調兵權職責分開了，以防止軍隊發生兵變。宋太祖還大力整頓軍隊，把五代時留下的幾十萬軍隊中的老弱病殘加以裁減，挑選精壯者留軍，限其兵額，並注重訓練，以增加其戰鬥能力。通過整頓軍隊，軍權集中到了皇帝手裏，解決了五代以來分裂割據的根源。但是，這種整頓也有負面的作用，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嚴重地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由於採取了嚴密的政治統治，北宋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了唐末五代時期那種君弱臣強的局面。種種加強皇權的措施，使得北宋確立了皇權空前膨脹的中央集權制度。
三、北宋與遼、西夏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