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五世紀末葉至七世紀中葉的一百五十餘年動蕩，日本的階級關係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推古朝的改制和大化改新，使日本的封建制度得到了確立和完善。經過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日本的政治制度進一步完善和加強，封建經濟和文化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其在周邊國家心目中的位置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二、日本與宋代以前中國歷朝政府的關係
在中國宋代以前，日本的對外關係是與中國、朝鮮的交往，而其中尤以與中國發展外交關係爲主。中日之間的往來，在漢代以後的中國史書中都有所記載。不同的是，這些中國史書中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其内容越來越豐富，材料越來越翔實，表明日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地位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1.《史記》及其他典籍中所記載的有關日本之事
漢代的王充在他的《論衡》第十三超奇篇、第十九恢國篇中曾載周武王時倭人進貢之事，儒僧篇也載：“周時天下太平，趙裳獻白雉，倭人獻鬯草。”《山海經·海内北經》亦有“蓋國在巨燕，南倭、北倭屬燕”的記載。但這些記載較爲零散，且《論衡》、《山海經》也不算正史。《山海經》的成書年代，據《四庫全書提要》“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好異者又附益之”的记载，其所記之事多荒诞無稽之處，可信度尚難得到認同。衹是其中所載倭有南、北倭之分，倭屬燕之事，雖然不能完全肯定是事實，但倭之名此時已傳入中國則是無疑的。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有方士徐福求見秦始皇，欲去東海的蓬萊、方丈、瀛州三座神仙島上爲皇帝尋求長生不老藥之事。秦始皇聽信了徐福的話，讓他率數千童男童女、五百穀工、弓弩手等渡海出發了。在《史記》中，有三處提到徐福之事。但此後徐福的下落卻不得而知，成爲不解之謎。在日本新宮市一帶流傳着這樣的傳說，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帶着五穀雜糧的種子和農具，漂洋過海來到了日本，在熊野浦上路。他們開荒種地，從事農業生産。童男童女成長起來後，繁衍子孫後代，成爲這裏的第一代居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在新宮市有一座墓，傳說那是徐福的墓。徐福前往尋求長生不老藥所說的蓬萊山，相傳就是新宮市以東三公里左右的那一片層巒疊嶂的山岡。《史記》對徐福的下落最後所作的記載是“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至於“平原”、“廣澤”在日本的什麽地方，已經無法考證了。《史記》中有關徐福的傳說，内容較爲淩亂，並且是附在《秦始皇本紀》中的。書中所記載的蓬萊，推測是指日本，但究竟是否是指日本，還缺乏有力的事實加以證明。
《史記》之後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正史也都提到徐福，但班固、范曄、陳壽都没有把徐福東渡止住之地說成是今天的日本，也没有說徐福東渡的路線。到了五代後周緇徒義楚在其所撰的《義楚六帖》中，纔把徐福止住之地與日本聯繫在了一起。日本最早用漢文寫的史書《日本書紀》也没有關於徐福的記載，記載這一傳說的日本書籍是（南朝）後村上天皇延元四年（日本北朝光明天皇曆應二年，公元1339年）北畠親房撰著的《神皇正統記》。到中國南宋末年時，日本列島上又出現了徐福墓、徐福廟，日本人把徐福的傳說具體化了。在元禄時代（1688～1703），日本人已把徐福當作神明了（參見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卷上一。）。關於徐福的故事，還不能說是史實。在中國的史書中，第一次正式提到關於日本的記載，是班固的《漢書·地理志》。
2.《漢書·地理志》所記載的日本簡況
《漢書》爲東漢初期的班固（32～92）所撰，所記爲西漢一朝的歷史，其附帶所記的日本情況是“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馀國，以歲時來獻貢云”。這段話的内容共有十九個字，但卻是中國史書第一次正式提到日本境内社會的概況。班固所說的“分爲百馀國”，是泛指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這一時期日本列島小國林立的狀況，而絕非是確切的數字。又由於《漢書》成于章帝建初（76～84）年間，故書中所載的日本情況從時間上來推測大致爲彌生時代前期和中期。班固頗具史家才華，他少負才名，承父志治經術史學。明帝時除蘭台令史，遷郎官，典校秘書。章帝時更受賞識，“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至渥”（《後漢書·班固傳》。）。他編纂《漢書》時，爲奉詔修史，有條件看到朝廷裏的各種史料，故《漢書》以博洽見稱，除體例外，還體現在資料搜集豐富、運用適當等方面。以班固的修史條件，有關倭人的記載不過十余個字，且用傳聞可疑語句，如“以歲時來獻貢云”一句，可見在漢朝所藏的檔案中，關於“倭人某年某月來獻見”的確鑿記錄大概是没有的，所以班固纔不得不加以附會之詞。班固既然生活在光武帝至和帝之間，光武中元二年（57）倭奴奉獻之事，班固應該是有所耳聞的。或許因爲東漢之事而未能記入西漢史書中，所以不得已纔附會記述一下，用了傳聞之詞“云”。由此亦可見當時中國對日本的情況是多麽缺乏瞭解。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記載倭人的狀況時，並不是把它附在列傳之後，或像爲少數民族和域外小國那樣單獨列傳。例如高丽，《漢書》中就有它的傳記，而關於倭人的情況卻没有。關於倭人的記載，班固把它放在了《地理志》“燕”條的最後。在“燕”條的前面，班固所記的是“玄莬、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没、狢、句驪蠻夷”。最後所提到的纔是“倭人”。“以歲時來獻貢”，獻的貢品是什麽？《漢書》也没有明確的記載。這大概是由於日本還是極不發達的農業國，除了“山珍海味”之外，幾乎没有什麽可獻的東西，所以班固對此或是略去不記，或是不屑一記，從中也可看出大漢王朝對倭國不太在意的態度。
《漢書》所記載的日本情況確實是少之又少，所以從中國的角度和立場去研究公元前一世紀日本的概況，材料十分有限。即便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材料，但也很難作爲佐證，因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困難。而東漢以後，史書中關於日本的記載逐漸多了起來。
3.《後漢書·東夷傳》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關係
《後漢書》爲南朝劉宋時范曄（395～445）所著，范曄出名較早，據史書記載，范曄“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宋書·范曄傳》。）。其所著的《後漢書》在歷史編纂學上獨樹一幟，既繼承了《史記》、《漢書》的寫作體例，而又有所創新。這種創新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邊疆民族設立了《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六傳，傳的材料來自於《史記》、《漢書》、《三國志》而又有所超越，這說明范曄在寫作過程中是比較重視收集民族史料的。
《後漢書》所記載的日本情況，較之《漢書》更爲詳細。《漢書》並没有給日本單獨列傳，衹是在《地理志》“燕”條的最後附了不到二十個字的說明。而《後漢書》記載的日本情況比《漢書》擴大了幾十倍，並且單獨列出《東夷》傳一章。《東夷》傳共記述了七個國家和民族的情況，按地理上的方位，倭國列在了最後的位置。
在《東夷》傳中，首先談到的是倭國的地理環境，繼之描述倭國的物産及氣候，再次則記述了倭國的風土人情和宗教習慣。從這些記載中可知，日本的社會已有了很大發展。《後漢書·東夷·倭國傳》載：“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日本列島上這些小國雖不能說都與東漢王朝建立了交往關係，但“三十許國”是比“百馀國”少了許多，由此亦可看出這些小國在逐漸向地域統一的方向發展。從這些記載的内容來看，東漢對日本的瞭解比西漢要豐富多了。
關於中日關係，《後漢書》記載了倭國兩次向東漢派出使者的情況。第一次的記載是：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光武賜以印綬。
第二次的記載是：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漢建武中元二年（57），正是東漢建國初期。當時歐洲的倫敦、巴黎都還不過是小鎮，衹有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比較繁榮，但離日本較遠，惟有中國在各方面都比他們強大，所以日本願意和中國往來。從《後漢書》的這段記載可以看出：
第一，東漢時，日本還在對中國進行朝貢，從“倭國王帥升等”字樣來看，朝貢的倭國王可能不止一個人。日本所貢獻的是“生口”和一些粗製品。在日本古代，用人作禮物並不足怪。彌生時代中期，苦於無物可貢的倭國王，可能覺得還是送些奴婢好些。漢朝回賜的東西包括衣料、武器、銅鏡等，顯然要比進貢的东西好。所回賜的這些東西正是倭國王們所盼望的，他們願意做這些不平等的貿易，以政治上的臣服來換取經濟上的實惠。倭國王們把東漢朝廷所賜之物看作罕見的珍品，以擁有這些寶物而自豪，並炫耀示衆，進而模仿大漢的宮廷風俗，而東漢統治者則以實物的饋贈來顯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優越。
第二，“光武賜以印綬”的印綬在日本已被發現。日本學者青柳仲麻呂考證道：“天明四年（1784）甲辰，二月二十三日戊申，一農夫耕于築前國那珂郡志賀島之南邊葉崎，田中巨石一，因礙於耕耘，乃掘除之，其下有三石側立，似圍繞一物，農夫怪之，乃以鍬除其土，聞土中有物落聲，取視之，則見有金印一顆。農夫初尚不知其物爲何物，後始知爲金印，乃獻于國廳。質係黃金，方七八分厘，厚三分，蛇紐高四分，重二兩九錢，其文曰：‘漢委奴國王。’白文，篆體奇石。其爲千古之物，固勿待論
矣。”（關於金印的發現情況，也有人認爲是志賀島農民甚兵衛在葉崎田間修渠時發現的。詳情請參閱日本《考古學雜誌》第五卷三號。）金印發現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内，一些人對此印是否是漢代遺物表示懷疑。近年在中國相继發現了“滇王之印”（1957）、“廣陵王璽”（1981）等漢代印章。“漢委奴國王”金印與這些漢代印章在紐式、形制、重量或字體上相似。由此可以斷定：第一，“漢委奴國王”金印確係漢代遺物，《後漢書》中對當時日本國家狀況的記載大體無誤；第二，日本某一部分人在東漢時，漢語水平已經有相當的程度了，他們能够讀懂或看懂“漢委奴國王”之類的漢字了，否則這樣的官印所蓋的章就很難通行起來；第三，中國大陸與日本列島的最高層之間已經有了正式的書信往來，東漢將倭作爲屬國來看待，而倭則把東漢視爲自己的宗主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明末清初；第四，“漢委奴國王”金印與東漢朝廷賜給藩王或臣下的印綬大體相同，這說明漢帝把倭國當做了自己的藩國，對其賜印，正說明了東漢朝廷對日本是極爲重視的。
第三，漢安帝永初元年（107），當時統治日本的是景行天皇，日本社會已基本脫離原始社會，進入了奴隸社會。“生口”即是奴隸，在當時日本向中國朝貢的物品中，既有一些日本的土特産，也有像“生口”這樣的特殊物品。類似向中國國君貢獻“生口”的記載，還有魏景初三年（239）、魏正始四年（243）等。
由《後漢書》的記載可以看出，東漢時中國與日本的交往比西漢時增多了，中國對日本的瞭解也進一步加強了，《後漢書》所記載的倭國情況也較《漢書》豐富。由於雙方之間互有往來，所以在未開化的日本列島上，便逐漸燃起了中華文化之光。
4.《三國志·魏書·倭人傳》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交往
公元三世紀日本列島上的情況，在日本没有任何記載。因此，瞭解日本列島上的情況衹能借助於中國的史籍。敍述三國時代（220～280）歷史的《三國志》，其中《魏書·東夷傳》中就有關於倭國情況的記載，一般稱之爲《魏書·倭人傳》。
三國時代，魏國遣司馬懿征伐遼東公孫淵，斬淵父子後，傳首洛陽。然後，司馬懿渡海收帶方、樂浪等地，威震遼東，東夷屈服（參見《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及同書《公孫度傳》。）。於是倭女王遣使朝貢，魏倭交通開始興起。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陳壽少時，受學于同郡史學家譙周，“聰慧敏識，屬文富豔”（《華陽國志》卷十一《陳壽傳》。）。自《三國志》成書以來，後人對其評價頗高。僅就其《東夷傳》來看，所記載的有關倭國的史料，更是前所未有的豐富。其中，記載與倭國有關的史事主要有：
（1）邪馬台國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國邑。舊百馀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南至邪馬台國，女王之所都……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查諸國，諸國畏憚之……其國本亦以男子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有男弟佐治國。自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塚，徑百馀步，徇葬者奴婢百馀人。更立國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
這段關於倭國内容的記載，是中國正史對日本最早的詳細记錄，它清晰地描繪了彌生時代後期的社會狀況。第一，從《漢書》的“百馀國”到《魏書》的“三十國”，可見小國之間的兼併戰爭相當迅速，而邪馬台國君臨諸國之上，表明統一的序幕已經揭開。卑彌呼死後“大作塚，徑百馀步”，正是古墳文化的前奏。第二，日本正處在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階段，這種交替過程並不平和，所以卑彌呼死後所立男王，不爲國人所接受，還要起而誅之。第三，社會階級矛盾激化，在邪馬台國内，人已被分爲了“大人”、“下戶”，以及更爲低賤的可作贈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儘管其階級分化與國家機構仍未盡成熟，但邪馬台國已是控制相當大地域的階級國家。
（2）倭人習俗
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後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之倭人，好沉没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
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
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滌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塚。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
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虱，衣服垢汙，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頓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