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佛教在中國極盛，尤以南朝爲最。在中日往來中，佛教從中國經百濟傳到日本。在日本又經過不斷的流傳，便逐漸盛行起來。
南北朝時，除了統治者上層之間的相互往來之外，民間的交流也十分頻繁。從公元二世紀開始，直到七世紀後半期，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適逢社會動亂，從中國到日本而又長期居留日本的中國手藝人爲數較多，他們被稱爲“歸化人”。據日本學者栗田寬統計，在日本古代的史書中所出現的两千多個姓氏中，其中七百多個是屬於“歸化人”的姓氏，幾乎佔了總數的三分之一。
漢字和儒家思想典籍傳入日本後，對日本人的思想的影響是極爲巨大的。傳統儒學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裏，在日本的思想界一直居於主導地位，並在十二世紀後逐漸得以加強。隨着生産技術傳入日本的中國儒家思想，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其最終結果使得中日兩國的交流在隋唐時變得更加頻繁起來。
6.《隋書·倭國傳》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關係
魏晉南北朝末期，中國由於軍閥混戰，國勢日衰，日本遂停止了對中國的朝貢。兩國的正式交往中斷了百餘年。六世紀末，隨着中國的重新統一，日本從朝鮮半島引身而退，以聖德太子爲中心的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國政改革。對外，恢復與中國中斷百餘年的國交，先後四次派出遣隋使及大批留學生（僧），吸收中國大陸文化的途徑由間接變爲直接；對内，七世紀初先後颁佈《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等，試圖以儒教爲道德規範、佛教爲國家精神，建立起以天皇爲君主的封建中央集權。
隋朝的歷史比較短暫，前後不過二十八年時間。在這二十八年時間内，日本共派入隋使四次，隋派遣入日使一次。
（1）第一次遣隋使
據《隋書·倭國傳》記載：
開皇二十年（600），倭王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兄，以日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
《北史·東夷傳》也有類似的記載。而日本的史書中卻不載此事，但這畢竟是隋朝與日本的正式交通之始。
（2）第二次遣隋使
據《隋書·倭國傳》記載：
大業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羌。”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日本書紀》推古十五年載：
（推古女皇）十五年（隋大業三年）七月，聖德太子遣大使小野妹子與通事鞍作福利使隋。
（3）隋使入日
隋煬帝爲了招致外藩及誇揚中華文化，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餘人隨小野妹子出使日本，次年（大業四年）四月，抵九州築紫。日皇令遣難波吉士雄成（《隋書》作小德阿輩台）帶領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迎接。後十日，又遣額田部比羅夫（《隋書》作大禮可多毗）帶二百餘騎郊迎隋使。日皇與裴世清等相見後非常高興，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裴大使宣讀了隋煬帝的國書，國書的原文《隋書》無載，但《日本書紀》卻載有全文。
（4）第三次遣隋使
隋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公元608年）九月，隋使裴世清自難波啓程歸國，日皇派小野妹子爲大使，大禮吉士雄成爲小使，鞍作福利爲通事，並遣留學生倭漢直福音等八人隨隋使裴世清入隋。日皇在給隋煬帝的國書中寫道：“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侯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聖德太子在推行内政改革時遣使赴隋，意在“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善鄰國寶記》）。隨使往返的留學生（僧）成爲日本攝取隋唐文化的主要渠道，其時日本國力爲歷代最強，日皇兩封國書的措詞顯露出與隋朝分庭抗禮之勢。
（5）第四次遣隋使
隋大業十年（推古天皇二十二年，公元614年）六月，日本派犬上禦田鍬、矢田部造使隋。當時，隋已發生動亂，政權不穩。第二年七月，犬上禦田鍬等回國。日本因隋朝政局動蕩，交往不便，遣隋使遂告終。
日本自與南朝通聘以來，中國的文化思想典籍、工藝技術及佛教等均由朝鮮半島移植於日本。先進的中華文化東渡，不僅使日本列島走近了文化發酵期，而且也使日本人深深理解了中華文化，並進而仰慕之，學習之。推古天皇時的入隋使派遣，便是想把先進的中華文化直接移植到日本去。聖德太子攝政時，在國家制度上，欲以儒教爲經綸天下之大本；在國民教化上，欲以佛教爲指導精神之國策，進而纔有了小野妹子等人的入隋。
日使赴隋，一般是按下面的交通路線行進的：
難波——秦王國——築紫——壹岐——對馬——竹島——百濟——山東——長安
遣隋使來華或隋使歸國時，日本人隨船而來的數量也不在少數，除使臣通譯等外，還有留學生倭漢直福因、高向玄理、南淵請安（有的史書也寫作“南淵清安”）等。他們是日本派遣留學生之嚆矢，在中國的留學時間也較長，從隋末到唐初達二三十年之久。所以他們對隋唐的政治組織及法度儀禮也多耳聞目染，如指掌。這批留學生回國後，便積極參與到日本的政治改革中來。參加大化改新運動的國博士高向玄理、僧旻便是隨裴世清入隋的留學生。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也曾受教于留學生南淵請安，並以留學隋唐的高向玄理、僧旻等爲政治顧問來籌劃改革事宜，那麽大化改新新政的實施脫胎于隋唐制度則是很明瞭的了。如大化改新詔令所規定的土地收歸國有、設立中央集權制、行班田收授法、定戶籍、租庸調及冠位制等均脫胎于隋唐較爲成熟的政治制度。
當時日本最仰慕的國家便是中國，日本力圖全盤中華化，實以隋唐兩代爲最盛。而在中國的正史中，對日本的記載，從零星的隻言片語，到對其整個國家進行詳細描述，從《地理志》的附帶描寫到《倭人傳》、《倭國傳》的獨立成章，中國對日本的瞭解越來越多，日本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兩國之間的交往，終於在唐代形成了一個高峰。
7.新、舊《唐書》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關係
有唐一代，爲中國封建社會的隆盛時代。其武功昭著，文治興隆，故能威震遐爾，澤被四夷。唐朝建立之後，統治階級十分注重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内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數年之後，這種改革取得了極大的成效。盛唐之時，在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已達到了高峰，國力強大，聲威遠震，爲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唐朝初期，太宗皇帝十分重視兄弟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及與鄰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當時的鄰近諸國，對唐朝也極爲仰慕，其中尤爲突岀者便是日本。
爲了加強與唐朝在各方面的聯繫，學習唐朝先進的文化和各項政治典章制度，加速日本封建化進程和完善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政府从唐代開始向中國派遣大批的遣唐使和留學生。
（1）日本人眼裏的大唐帝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交往僅限於使節的往來和日本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以換取政治上的支援。進入唐代以後，日本政府已不滿足於這種交往現狀了。大唐帝國建立之後，政治上的完備、軍事上的強盛、文化上的發達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壯觀景象。許多在隋朝時就已來華的日本留學生，留學時間長達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多年。在他們眼裏，隋帝國各方面的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而建立在隋帝國廢墟之上的大唐帝國比隋朝更強大。在這些留學生看來，日本各方面的制度都是那么相形見绌。他們把大唐帝國的強盛報告給日本的統治者，從而使得日本統治者對唐朝文化萬分仰慕。隋時來華而唐時回國的留學僧惠齊、惠光等人在目睹了大唐帝國的強盛後認爲：
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
留學生們回到日本後，由於他們親眼目睹了日臻完善的唐代政治制度，因而對日本的氏族政治，尤其是對蘇我氏的專權深爲不滿，他們認爲日本的革新派應該趕快仿效唐朝的政治，以唐化爲最高理想進行改革。此外，大唐帝國經濟的空前繁榮、文化的精深恢弘等也給日本留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高宗龍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公元663年），唐朝和新羅聯軍在白江村之役中給日軍以重創。此後，對唐朝的恐懼之心也使當時的日本人更加仰慕盛唐文化，正因爲如此，遣唐使和留學生的派遣纔達到了最鼎盛的時期。
（2）遣唐使的次數、組成及航海路線
整個唐代的歷史不過二百八十九年（618～905），但據新、舊《唐書》及日本史籍所記載的遣唐使共有十九次。其中，有兩次任命以後未能成行；一次專爲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的“迎入唐使使”；三次陪送唐朝赴日使節回國的而派遣的“送唐客使”。因此，實際上正式派遣到唐朝的外交使節共有十三次。遣唐使的規模，初期每次一至二船，每船載一百二十人。八世紀以後，規模擴大，每次四船，總人數達五六百人。使團成員有持節使、押使、大使、副使、判官、錄事，還有船匠、醫生、翻譯、水手等。其組織之完備、規模之宏大，實前所未有。遣唐使按目的、組織形式、航海路線等具體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舒明天皇時代（629～641）到齊明天皇時代（655～661）約三十年間的四次遣唐使。這一時期正是太宗、高宗時期，也正如惠齊、惠光等人上奏的那樣：“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這一階段所派遣的使節可以說是遣隋使的延長，因而其組織並無定規。所走的航海線路也大致和遣隋使時代相同，一般是從朝鮮半島北上，沿遼東半島東岸橫渡渤海灣口，在山東的一角登陸。
第二階段是天智天皇（662～671）時期的兩次遣唐使，這一時期是高宗統治時期，雖然也叫遣唐使，但日本主要是出於與唐朝在百濟的政治關係而派出的，與其他時期的遣唐使有所不同。
第三階段是從文武天皇時代（697～707）到孝謙天皇時代（749～758）約五十年間的四次遣唐使。這四次遣唐使可以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遣唐使，此時正是中宗、睿宗、玄宗時期，唐朝的文化發展到了鼎盛時代。而此時的日本在與唐朝的交往中，已深受中華文化之惠，它不滿足於前代那種單純形式主義的模仿，而是想進一步深入地探索中華文化的精髓，進而進行徹底的汲取。所以，這一階段的遣唐使規模宏大，陣容嚴整，可以說是遣唐使的全盛階段。在這以後的天平時代，日本的文化、藝術之所以繁盛一時，這一階段的學問僧和留學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階段的航海線路也與前期有所不同，大致是取道南路，從築紫出發，經由南島，橫渡東海，到達長江口附近。
第四階段是從光仁天皇時代（770～780）到仁明天皇時代（834～850）約六十年間的三次遣唐使。此時正是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宗所統治的中唐時期，在遭受安史之亂後，國家元氣大傷，人民流離失所。内憂外患使得國勢日衰，文風也大不如前。這一階段的遣唐使，其組織和規模雖然和以前大致相同，甚至有所超過，表面上看起來很宏大，但實際上可以說是衰落時期。對日本而言，似乎能够攝取的唐朝文化已經全部攝取完畢，日本文化即將出現萌芽。原來那種学习的熱情已開始低落，前代那種積極汲取的精神已不見了，因而對派遣遣唐使一事也不是很熱衷，衹是作爲祖傳的任務完成而已。由於對遣唐使之事缺乏熱情，故遣唐使在任命之後，總是一再地改變或中止。學問僧和留學生在唐朝留學的時間也較短，一般是一两年，很少有超過五年的。航海線路雖然也取道南路，但已不像前期那樣直接橫渡東海到達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