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的理学中心
儒家思想在宋代发展演变为程朱理学。南宋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理学在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儒生们讲究的是辞章歌赋，几乎很少人知道理学。
金朝灭亡后，大蒙古国与南宋对峙。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由蒙古贵族阔出率领的一支军队，南下掠取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时，由于当地居民曾进行抵抗，蒙古军便对全城居民大肆杀戮，但是被俘虏的儒生，均可免死。①（参见姚燧：《牧庵集》卷四，《序江汉先生死生》）从刀下逃得性命的儒生中，有一人名叫赵复，他全家都遭杀害，只有本人因为精通程朱理学，虽为俘虏，但很快便受到重视，被请到燕京，开办太极书院。赵复在书院中讲授“程朱二氏性理之书”，“学徒从者百人”②（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他还著述了《伊洛发挥》、《希贤录》等书，阐述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③（参见杨弘道：《小亨集》卷六，《送赵仁甫序》）后来，他被公认为元代北方理学的开山祖，著名的理学家许衡、姚枢等人都受到赵复的影响。太极书院对于在北方传播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建成大都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式建立国子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在大都东城崇仁门内，东边是孔庙，西边与大都路总管府相去不远。国子学的负责人最初是许衡，后来相继由许衡的门徒充任，他们都以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教材。国子学的学生，学成后在大都充任中高级官僚，这就保证了理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元代中期，元朝政府恢复科举制度，在许衡的儿子许师敬以及他的一些门徒主持下，规定专试经学，不用辞、赋，以程朱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先由各地举行乡试，录取部分合格者，再到大都举行会试，每届中选者数十人，多者百人。由于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实行了这些改革，从而使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①（《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元仁宗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元朝统治者尊崇理学的目的所在。一句话，就是为了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
二、宗教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原则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为他们懂得，不管哪一种宗教，都能起麻醉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在各种宗教中，他们最重视的是佛教，其次是道教，最后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这完全是根据这些宗教的势力和影响的大小，从而采取不同态度的。
佛教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系。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佛教禅宗中的临济宗势力很大。蒙古贵族消灭金朝统治中原以后，极力拉拢临济宗的上层僧侣海云等人。海云长期居住在燕京大庆寿寺，从蒙古大汗到燕京的断事官们，都对海云尊崇备至，蒙元政权在中原采取的某些措施，事先都征求海云的意见。②（参见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死后，葬在大庆寿寺的西南隅。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海云及其弟子可庵的骨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忽必烈专门下令“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③（《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临济宗重视到了何等程度。从海云住持以后，大庆寿寺一直被认为是临济宗的中心，有“禅宗第一刹”之称。元朝中叶，统治者还专门赐予大庆寿寺住持以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爵，授予“临济正宗之印”①（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九，《临济正宗之碑》）。除了临济宗之外，禅宗中的其他宗派以及佛教其他教派也都有一定势力，但影响较小。
随着全国的统一，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大都。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于是极力推崇藏传佛教，“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藏传佛教的首领被封为帝师、国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势力日盛，远远超过了包括临济宗在内的佛教其他宗派。藏传佛教某些僧侣“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②（《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横行霸道，甚至任意杀人，给大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大都南城的许多前代建造的佛寺，在元代依然香火繁盛。海云曾数次在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③（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弘法寺以收藏经版、刊印藏经著名，在元代经版屡经补雕，“校正讹谬，鼎新严饰”④（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极校雠之善”⑤（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一，《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继续得以刊行。大都新城落成后，元朝皇帝、皇后、贵族、官僚等不断建造新寺。每朝皇帝即位，立即营建新寺，成了一种惯例。因此，大都寺庙比起前代来，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新建的寺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城西高梁河畔，忽必烈皇后所建）、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即今白塔寺，忽必烈时建）、大天寿万宁寺（大都城中心，元成宗所建）、大承天护圣寺（西郊玉泉山脚下，元文宗所建）等。这些寺院僧徒众多，占有大量劳动人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
藏传佛教传入之后，带来了他们所尊奉的摩诃葛剌佛。这种神像状貌狰狞，祭祀仪式神秘，在宫廷和一些由藏传佛教僧侣掌握的寺院中都很风行。这是摩诃葛剌神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北京。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势力的衰落，对摩诃葛剌神的尊奉也销声匿迹了。到了清代，才再次兴盛起来。
道教的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金朝末年，全真道在北方兴起，很快就成为道教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宗派。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把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召到中亚。丘处机从中亚返回华北，被安置在燕京的太极宫，不久，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白云观在当时是长春宫的一个部分。长春宫自此成为全真道的中心。全真道依仗统治者的庇护，不断扩展势力，以致屡次和佛教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常为争夺庙观和财产互相斗殴，有一次，“长春宫里先生每（道士们———引者）”为了与“和尚每争夺观院”①（《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出动五百多人拿着棍棒打架。统治者为了解决佛道两教的矛盾，先后三次召集两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第一次在漠北和林，第二次在上都开平，第三次在大都。统治者权衡得失，决定偏袒佛教，于是有的道士被勒令削发为僧，个别闹事的道士还被处死，除《道德经》外的其他道教经典也被勒令烧毁。②（参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还专门在大都南城悯忠寺举行了焚烧道藏伪经杂书的仪式。但是，元朝统治者的意图，不过是稍稍压抑一下道教的势力，并不是想加以取缔。所以，在规定“佛在道前”之后，道教仍保持一定的地位。大都全真道道观见于记载的即达二十余所。③（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其首领依旧“世奉玺书袭掌其教”④（《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并得到元朝政府赐予的种种封号。此外，北方原有的道教宗派真大道、太一道，在大都也都有自己的道观，和宫廷有一定的关系。元灭南宋以后，南方以江西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道传入大都。正一道在道教各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在江南影响很大，所以元朝统治者也多方加以笼络，专门在大都为之建立道观，名为崇贞万寿宫。正一道首领张留孙、吴全节等，都深得统治者宠任，在政治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在大都流行的宗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等。欧洲教会曾向大都派遣过教士，据这些教士报道说，大都有基督教教堂，还有不少信徒。元朝政府专门设有管理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司，说明基督教在当时确实颇为流行。元代诗人张昱在描写大都风俗习惯的诗中讲到：“十字寺神呼韩王，身骑白马衣戎装。手弹箜篌仰天日，空中来仪百凤凰。”①（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十字寺应该说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房山，就发现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十字寺碑。②（参见明义士：《马哥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载《齐大季刊》，3/5）景教僧侣称为也里可温，还曾进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③（参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张昱还写道：“花门齐侯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叫阿弥。”④（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这首诗讲的则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前两句讲的是斋月，后两句讲的是礼拜。它反映出元代大都确有清真寺存在。据北京牛街礼拜寺保存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有邛尔塔尼和阿礼两人元初来大都传教，前者卒于1280年，后者卒于1283年。⑤（参见《北京牛街礼拜寺两方阿拉伯文的石刻》，载《文物》，1961（10））大都当时有不少回回人户，一定也有伊斯兰教教士和清真寺，这是很自然的，萨满教主要信奉者是蒙古人，“毡车毡俑挂宫灯”⑥（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元朝统治者曾经“为蒙古巫觋立祠”⑦（《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就是为萨满教建立庙宇。
三、绘画、建筑和雕塑
元代是我国绘画史上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根据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一书的统计，元代知名画家将近二百人。其中有较高成就的，约有四五十人。在这四五十人中，有一部分是大都人，如高克恭、李衎、李士行、何澄等：还有不少人曾经在大都生活和创作，时间较长的有赵孟、商琦、王振鹏（王朋梅）、刘融（刘伯熙）、张彦辅、李肖岩、陈芝田等，时间较短的有柯九思、赵雍、朱德润、唐棣、王冕、方从义等。因为这些画家的活动，大都的画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元朝的多数统治者，都对绘画采取保护和提倡的态度。后期的几个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等）在这方面特别热心。影响所及，一些高级贵族如鲁国大长公主之流，也附庸风雅，俨然以艺术保护人自居。不少画家因为作品博取统治者的赏识，就得到一官半职，或者得到破格提拔。大都画坛人才辈出，和统治者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大都画坛的一个特点是几乎各种科目上都有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名家，如山水画方面有赵孟、高克恭、商琦等，鞍马画有赵孟、张彦辅等，界画有何澄、王振鹏等，竹木画有李衎、李士行、王冕等，人物肖像画有李肖岩、陈芝田等。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元代我国绘画的水平。
大都画坛的另一个特点是壁画的盛行。上自宫廷，下至贵族、官僚府第和寺观，都是这样。名画家如商琦、李衎、唐棣、张彦辅等，都从事壁画创作。壁画的内容，以山水、竹木为主。例如，李衎、唐棣、商琦都曾为宫廷嘉禧殿作壁画，张彦辅曾“奉敕写钦天殿壁”①（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三，《云林图记》）。李衎、商琦还奉统治者之命，共同为寺观画壁，“一时京都传盛事”②（丁复：《桧亭集》卷二，《题息斋行为袁仲芳赋》）。可惜，这些壁画作品，今天都不可复见了。③（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元代壁画衰落，文人画家已不屑为之。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确的。）
在上述这些画家中，有的就以大都景色为题材进行创作，如王振鹏的界画《大都池馆图样》。①（参见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二，《题王朋梅界画<；大都池馆图样>；》。）刘融曾奉诏写畿县，“偏图形胜到岩壑，直干交柯每盈卷”②（虞集：《道园遗稿》卷二，《题游弘道所藏刘伯熙画》）。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元代作品《卢沟伐木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描绘了大都西南卢沟桥一带景色，可惜作者已不可考了。
14世纪前期，高丽名作家、诗人李齐贤几次来到大都，与中国一些诗人、画家结下了亲密友谊。后来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昔与姑苏朱德润，每观屏障燕市东。”③（[高丽]李齐贤：《益斋集》卷四，《和郑愚谷题张彦辅<；云山图>；》）接着，诗中对一些画家作了评价。可以看出，大都画坛是很活跃的，经常互相观摩，进行讨论。李齐贤参加了这些活动，更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