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叫做大都宣课提举司，秩从五品，比警巡院和大兴、宛平两县县尹的地位都要高。提举司之下，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商税按规定是三十取一，但大都建成后，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者四十取一。元代中期，大都商税所入为十万三千余锭，除江浙（二十六万余锭）、河南（十四万余锭）二省外，其余各省全部所入，还不及大都一地。②（参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从这个数字，也完全可以看出大都商业的特别繁荣了。
大都的商铺，从其性质来说，可分两种。一种商铺主要经营生活日常用品，满足一般居民生活需要，“（大都）民物繁伙，若非商旅懋迁，无以为日用之资”③（《元典章》卷二〇，《户部六·钞法》）。例如居民食用的粮食，在大规模海运发展起来以前，“全借客旅兴贩供给”，“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④（《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这一种商铺占多数。另一种商铺主要经营满足权贵们奢侈生活需要的高级商品，如珠宝、锦缎等。有的珠宝一颗就要钞数十万锭。由于大都是宫廷所在地，集中了大批权豪贵族，因此，后一类商铺特别发达，这是大都商业不同于全国其他城市的特点之一。
大都的商铺，有的是由封建政府经营的，如部分粮食和盐、酒的买卖。官营商业，弊端极多，以官卖盐而论，“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⑤（《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有的是由大寺观经营的。当时寺观经营商业十分普遍，规模巨大，凭借特权，不纳商税，严重影响商税收入，以致元朝政府不得不屡次发令，要寺观商铺交纳商税。⑥（参见《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此外，还有很多是权贵们经营的商铺。元顺帝的权臣马札儿台，就在“通州置塌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⑦（权衡：《庚申外史》卷上。）。“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在大都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至于一般私人经营的商业，除了少数大商人（他们一般均与官府、权贵有密切联系）之外，或为“权豪势要之家挟势强买”，或由官府以“和买”为名，“强行夺买”，受到种种非理骚扰。有的因此破产，有的吓得“不敢往来”。官府、权贵控制市场，阻碍正常的商业活动，其结果是“物价因而涌贵”，“民甚不便”①（《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卷二七，《杂令》）。这种情况，其他城市也有，但都没有大都这样突出。
大都周围的农村，有定期的集市贸易，进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相互交流。元代中期，封建政府因为害怕“起立集场”，“走透课程（偷税漏税———引者）”，“滋长盗贼”，因而下令“住罢”，即取缔农村的集市。但是，经济交流的要求绝非法律所能禁止，过了不久，元朝政府不得不承认禁罢的失败：“辇毂之下（首都附近———引者），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诸禁》）农村中的集市贸易照旧进行着。
不少外国商人来大都进行贸易活动。来得较多的是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特别是高丽商人，因为距离较近，来大都的最多。高丽的中文教科书《老乞大》，就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与辽阳的商人结伴，同至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为主题的。从《老乞大》可以看出，高丽商人贩运到大都的货物，主要是马匹、人参和毛施布（高丽出产的一种麻布）：从大都贩运回高丽的货物则是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等。《老乞大》这本书的出现，说明了当时高丽商人来到大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大都国际贸易的繁荣。
四、河运和海运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③（《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把江南丰富的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大都，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河运，另一是海运。
元朝在前代基础上，大规模整修运河。平江南之初，北运粮食等物需要水陆兼运，“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元朝政府先后开凿和修治了通惠河（即大都运粮河，从大都到通州，长约一百六十里，前面已有叙述）、通州运粮河（从通州南下入大沽河，西接御河）、御河（从今天津南至山东临清，接会通河）、会通河（从临清至山东东平，长二百五十里）、济州河（山东东平至济宁，接泗水，入淮河），一直和南方原有的运河相连接。这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运河运输。据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一件官方文书说：“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②（《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
在整修运河的同时，元朝政府又大力发展海运。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最后采取了从长江口的崇明附近出海，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北趋成山（山东半岛东部），经渤海南部，至界河（海河）口的直沽，再转运大都的路线。顺风时十天左右即可到达。海道运粮，最初不过四万余石，后来逐年增加，元代中期，最多时达三百余万石。“晓日三叉口（直沽———引者），连橹集万艘”③（张翥：《蜕庵诗集》卷一，《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直沽成了一个繁荣的港口。
海运虽有一定风险，“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但总的来说，“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④（《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自从海运大规模开展以后，运河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了。到后来，大都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海运。元末农民战争爆发，海运中断，运河也被切断，大都的经济生活立即陷于混乱，元朝很快也就灭亡了。
五、大都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
有元一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相当频繁。特别是进入14世纪以后，水、旱、雹、蝗和地震，接踵而来，几乎无年无之。
北京的气候，春旱秋涝。在元代表现得也很突出。水灾多数集中在六、七、八月，而且往往发生在春旱之后。大德五年（1301年），“京畿大旱，自春至五月中旬。（五月）末，始雨，遂大作，连昼夜，殆二月稍霁。人罹垫溺之患，而京东平滦尤甚”①（刘敏中：《中庵集》卷二〇，《送平滦总管王仲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大都所属东安、蓟州等地春、夏旱，“麦苗枯”②（《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到了六月，接连下了七天雨，于是又发生水灾。最大的一次水灾发生在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六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③（《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大都常有许多人处于饥荒之中。元朝统治者害怕饥民闹事，影响统治中心的稳定，常常采取发卖低价粮食的办法，来收买人心。但是这种低价粮常为权豪官吏中饱，元朝官方文书中就说：“多是官家势要并勾当里行的人每（们），使人籴买的上头，到不的贫民每（们）根底的一般。”④（《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13、14世纪是地震活动频繁的一个时期。见于记载的大都地震共有十一次（参见附录一《大都大事年表》）。其中震级较高的是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和后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两次。关于前一次，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说：
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
卧者颠衣起若吹，起者环庭眩相愕。
室宇无波上下摇，乾坤有位东西却。
自我南来睹再震，初震依微不今若。
昨朝展席坐堂上，耽玩图书静无觉。
堂下群儿又惊报，方馔饔人丧杯勺。
栉者仓皇下床榻，门屋铿锵振铃铎。
只今犹自腾妖讹，旦暮殊言共郛郭。
大家夜卧张穹庐，小家露坐瞻星落。……⑤（范梈：《范德机诗集》卷五，《己未行》）
这首诗，写得相当具体、生动，从所描述的情况看，这次地震引起了一些混乱，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
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发生的地震，将太庙的梁柱震裂，各室墙壁倒塌，压坏了不少东西。一般居民住宅更可想而知。这次地震持续了七天，影响远及怀来、宣德等地，“所损人民甚众”。①（①参见《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卷五一，《五行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