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元大都建立以前，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叙述元大都之前，有必要对过去的历史先作一番介绍。
一、辽代以前的北京
北京城市的起源，离现在有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居民聚落。周代，这里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蓟的所在地。①（蓟的得名，据说是由于这里到处生长着开紫红花的蓟草的缘故，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隋代改幽州为涿郡。唐代又称幽州。唐玄宗时一度改称渔阳，但不久又改回。）在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有众多的居民、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名都”之一。秦灭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郡县制，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在蓟城。汉代起，设置幽州，以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如此。因而，在习惯上，也常把蓟城叫做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是当时的一座名城。②（②参见《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引《元和郡国志》。）城内的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建，规模壮丽，一直存在了好几百年。③（③悯忠寺，明正统中改称崇福寺，清雍正时改为法源寺，至今仍存。）
唐代前期，东北的奚族、契丹族等相继崛起，不断向南扩展势力。唐朝政府为了抵御它们的进攻，在幽州（渔阳）一带屯驻重兵。唐玄宗时，出身少数民族的安禄山一身兼三镇节度使，管辖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和辽宁大部地区在内的广大地面。他利用掌握的权力，不断积聚力量，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发动了叛乱，一直打到唐朝的首都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①（白居易：《长恨歌》）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后来，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安禄山父子相继死去，史思明父子继起。唐朝政府借助于北方回纥族的骑兵，才把叛乱平定了下去。但是，河北地区仍为安、史的余党盘踞，唐朝政府无力进讨，只好承认他们封建割据的既成事实，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河朔三镇（卢龙、魏博、成德）。三镇之一卢龙节度使控制了幽州地区。这些藩镇的统治是很不稳固的，兵变不断，头目经常更迭。从广德元年（763年）李怀仙作卢龙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在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幽州地区先后更换了二十几个头目。这些藩镇的头目，毫无例外都是残暴专横的土皇帝，他们任意生杀予夺，横征暴敛，对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他们还千方百计阻碍幽州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倒行逆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当地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李存勖攻占幽州后不久，消灭后梁王朝，建立后唐王朝。后唐的统治很不稳固。10世纪30年代，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的力量夺取政权，不惜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军队帮助下，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他为了表示忠诚，把今山西、河北沿长城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也在数内。自此，幽州归于契丹政权统治之下。
二、辽代的燕京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原来统治的地区主要在东北，居民大都研究多从事游牧生活。以汉族为主、人口稠密的农业区燕云十六州并入以后，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紧接着合并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统治者对统治机构作了调整，进一步健全了南北两院制度，北院管理契丹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南院管理今河北、山西一带汉族居住地区，并设置了三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今北京）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用来适应统治这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内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需要。后来，又添设了中京和西京，成为五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①（《辽史》没有记载改称燕京的具体时间，此处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四》。）在五京之中，上京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但从规模来说，燕京最大，人口也最多。正是在辽代，燕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燕京城大体上就是原来的幽州城，当然也有一些变动。城周长二十七里②，（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按，许亢宗是宋徽宗宣和七年（即金天会三年，1125年）出使金朝路过燕京的，这时辽刚灭亡不久，北宋军据守燕京，城市尚保持辽时面貌。在此以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朝的宋使路振，也曾记燕京城“幅员二十五里”（路振：《乘轺录》。此书有不同版本，文字出入颇大，以《皇朝类苑》本较佳），和许亢宗所记相近。《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说燕京“城方三十六里”，疑有误。扩展后的金中都亦不过三十五里左右。过去有人认为许亢宗所记二十七里“系三十七里之笔误”，恐不可信。又陈乐素先生考证，《乙巳奉使行程录》作者应为钟邦直。）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③。（《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东、西、南、北各有两门。城墙外有“地堑三重”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城门上有吊桥⑤。（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城址在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其东城墙应在今法源寺与琉璃厂之间。⑥（清乾隆时，在今琉璃厂发现辽代官僚李内贞的墓志铭，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参见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一八，《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又，辽末，北宋军攻打燕京，“夺迎春门……阵于悯忠寺前，辽军与之巷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宋军大败可知东门应在海王村与悯忠寺（后改法源寺）之间。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城池·辽故城考》。）
上面已经说过，安史之乱后，幽州长期为藩镇割据。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不把唐朝的天子放在眼里，自己就在幽州城里造起了宫殿。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太宗耶律德光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元和殿举行典礼，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这些显然都是前代藩镇留下来的建筑。①（参见《辽史》卷四，《太宗纪下》）辽代前期，没有在南京另行修建宫殿。直到取得南京一个世纪以后，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才正式决定“修南京宫阙府署”②。（《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宫阙大概是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扩展的。扩展以后的皇城宫阙，在城市的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③。（《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整个皇城“幅员五里”④。（路振：《乘轺录》）辽亡后，北宋朝使臣经过这里，看到皇城，为其壮丽而惊叹。⑤（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燕京的子城即皇城，“就罗郭西、南为之”⑥，（王曾：《行程录》）罗城即外城。也就是说，皇城的南墙和西墙，就是燕京城南墙和西墙的一部分。因此，在皇城之南的球场，定在燕京城外。球场是打马球的地方。这种始自唐朝的体育活动，在辽代仍然非常流行，连宫廷中也专门设有球场。后来，金人第二次攻陷燕京，金军将领就在球场与北宋官员相会。⑦（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永平馆在球场之东，亦在南城门外，这是接待北宋使臣和官僚贵族宴会的场所，“旧名碣石馆”⑧。（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皇城东、西、南、北都有门，东门叫宣和门，南门叫南端门（左掖、右掖应是南端门两旁的小门），西门叫显西门，北门叫子北门。平时“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⑨。（王曾：《行程录》）辽朝末年，北宋军自东门突入燕京城内，占据了燕京城八门。辽军固守皇城，城外的辽军则“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北宋军不及提防，结果大败溃退。南暗门应即皇城南门，平时不用，故称暗门。“诸门皆启”之“诸门”，应指皇城各门。城外辽军自皇城南门入内，由皇城东、北诸门突入市内，使北宋军措手不及。皇城与外城的关系，由此事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北宋军与入援的辽军先“战于三市”，北宋军少却，“遂至双门楼”，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最后退到东门。别的记载也提到“城北有三市”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三市”，也就是燕京的商业区，在城市的北部。
燕京城内共分二十六坊，每坊都有门楼，上书坊名，“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③。（路振：《乘轺录》）可见坊的制度，沿袭前代，没有什么变化。城内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康广陌，皆有条理”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唐代后期起，幽州城设两县分治，东为蓟县，西为幽都县。辽代也沿袭这一制度，东西两县，东为析津，西为宛平。析津民户两万，宛平民户两万二千。⑤（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有的记载说，燕京人口三十万，可能有些夸大。⑥（参见《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城中居民主要是汉人，“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⑦。（路振：《乘轺录》）契丹统治者有意识地把契丹、奚等族人民移到燕京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⑧（参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二四，《上皇帝论北事书》）
辽朝的历代统治者，崇尚佛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朝夕之敬，惟恐其后”。燕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其中有前代建造的悯忠寺、驻跸寺（唐代建，原名宝刹寺，辽代曾为统治者巡游驻跸之所，故改名驻跸寺）等，又有其时修建的昊天寺、开泰寺等。昊天寺是以“雕华弘冠，甲于都会”的贵族府第改建的。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以北宋将杨景、孟良到辽幽州昊天寺盗杨业骨殖为题材，可见昊天寺是很有名的。开泰寺原来也是贵族的宅第，“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这两所寺院都在城内。在燕京郊区，还修葺了著名的潭柘寺。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潭柘寺一直保存到现在。）燕京归入辽朝统治以后，实际上成了辽朝的经济中心。这是因为它有几个有利条件。首先，燕京是辽统治下的农业地区中最大的城市，它的周围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膏腴蔬窳、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燕京很自然地成为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同时，这里的手工业也有相当的规模，“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②，（《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同。）因而又是手工业品的一个很大的市场。其次，燕京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来自北宋统治区的各种货物先运到这里，而北方草原牧区的各种产品，也都往这里集中，进行交换。由于以上原因，燕京城市北部的三市，成了辽朝统治地区内最大的商品市场。
辽朝政府对燕京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③（路振：《乘轺录》。）。燕京地区的汉族地主，是辽政权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地区的韩、赵、刘、马等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在辽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赵延寿，曾任燕京首任留守，封拜王爵：韩延徽，则被认为是辽的开国佐命功臣。北宋的使臣苏辙，查访燕京地区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④（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另一个北宋使臣说，燕京地区，“耶律、萧、韩三姓恣横”⑤（路振：《乘轺录》。）。耶律、萧是契丹贵族，韩则是汉族豪强。可见，燕京地区的阶级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契丹、汉等族的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
12世纪初，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反抗辽朝的统治，后建立金朝。辽国屡战屡败。北宋政权以为有机可乘，便与女真联络，订立盟约，从南北两面共同攻辽，约定女真攻中京（今辽宁宁城县境），北宋攻燕京，灭辽后北宋将献给辽的岁币，转献与女真。1122年，金军攻占中京，辽天祚帝西奔。北宋以宦官童贯为统帅，以新招降的辽军将领郭药师为先锋，发军十万，攻打燕京。北宋军前锋一度突入燕京城内，但增援的辽军迅速赶到，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北宋军失利，被迫退出城外。其余北宋军自行烧营逃跑。童贯为了逃避罪责，暗中请求金人发兵。这一年冬天，金军攻下燕京。北宋要求交还燕京及其邻近地区，金人责备北宋军没有配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金人答应将燕京等地交给北宋，但要北宋在“岁币”之外，另交“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北宋完全接受了这个屈辱的条件。金军于第二年四月撤出燕京及邻近地区，临走时将燕京的财富、人口抢劫一空。北宋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腐朽透顶的北宋王朝，居然自吹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加官晋爵，立《复燕云碑》，并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接收燕京及其邻近地区后，横征暴敛，比起辽的统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盐税而论，辽代一贯四百文买盐一百二十斤，约十二文钱一斤。北宋接管后，每斤涨到二百五十文至二百八十文，增加了二十余倍。经手的官吏“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北宋还派降将郭药师驻守燕京，郭药师的军队称为“常胜军”，横行霸道，“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北宋朝廷却对之纵容包庇，无所不至，“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宣和七年（1125年），“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对于这样严重的灾荒，北宋朝廷却上下相蒙，置之不理，镇守燕山府的官员“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任何支持。
正是在“燕山大饥”的同一年，金朝俘虏了辽天祚帝，消灭了辽朝的残余力量。紧接着，便把矛头指向北宋。十月间，发兵两路南下，东路迅速攻取了燕山府。郭药师又一次投降，成为金灭北宋的前锋。从此，燕京归于金朝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