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不仅仅是元朝皇帝与贵族避暑狩猎的场所，而且是与大都并列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有近半年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大事，忽里台经常在这里举行。在这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更为元朝政治史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一、忽里台与朝觐制度
忽里台（又译为“忽邻勒塔”）是蒙古语，意为“聚会”，元朝汉译为“大朝会”。早期蒙古人的忽里台是部落或各部落联盟的议事会，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征战等大事。从成吉思汗起，蒙古大汗乃至元朝皇帝继位，都要经过忽里台推举。“国朝凡大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会之信，执礼之恭，诰教之严，词令之美，车马服用之别，牲齐歌乐之辨，宽而有制，和而有容，贵有所尚，贱无不逮，固已极盛大于当时矣。”①（《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朝会》）选举大汗的忽里台，有着一套固定的程序：
公推大汗。大汗的候选人，一般都是早已内定了的②（大汗的候选人，一般都是一个，只在极个别情况下有过两个），只需要参加忽里台的全体贵族履行一下确认的手续。被推选为大汗的人，照例都在会上申诉一些理由，谦让一番，宗王贵族们也照例多次恳请，劝他执掌大位，然后是大汗欣然接受，并要求贵族们宣誓对自己效忠，君臣的名分即由此确定。
举行即位仪式。波斯著名史家奥都剌在《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推移》（《瓦撒夫书》）中记载了元武宗在上都即位的情况：“海山于星者指定之日时，举行即位典礼。宗王七人坐海山于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上尊号为曲律汗。”①（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见《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登基仪式包括诸王扶新君登上宝座、群臣执跪拜礼、珊蛮（巫师）祈福告天、上尊号等内容。
宣读先朝祖训。“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②（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③（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大札撒”意为“大法令”，这里是指成吉思汗时依照蒙古族习惯法颁布的法律，后来蒙古人奉为祖宗大法，现已失传，只有一部分内容还散见于中外各种史籍里。在忽里台上宣读大札撒的“世臣”，一般都是新皇帝的亲信，也是借此而立威的。元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即位时，“亲王有违言”，大臣伯颜“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④（《国朝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赏赐。新君即位，对先朝斡耳朵、驸马、诸王及蒙古各部领主，都要大行赉赏，所费金银钞币的数量颇为惊人，往往因此而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储不敷赐，这种现象从元成宗朝起一朝比一朝严重。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元成宗在上都即位后，中书省官员提出：“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这个请求得到批准。六月，“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十一月，中书省官员又提出，“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请准诸王先还各部，待酌情定出赐额后再行发放。元贞二年（1296年）二月，中书省官员再次上奏皇帝：“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当年十二月，确定了诸王朝会赐予数额，“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①（《元史》卷一八、一九，《成宗纪一、二》）。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元武宗即位，六月，中书省臣上奏：“前奉旨命臣等议诸王朝会赐与，臣等议：宪宗、世祖登宝位时赏赐有数，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元武宗下旨遵照元成宗所赐之数颁赏，在和林参加忽里台已蒙赐者再次依数发赉。大朝会赏赐带来的财政亏空，往往数年内都补不起来，国家边防、建筑急需用钱时，不得不动用钞本或从行省东挪西借。元文宗时因为两都帝位争战后经费不足，减少了朝会赐额，“凡金银五铤以上减三之一，五铤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为率，其二分准时直给钞”②（《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宴饮。即位仪式结束之后，举行大宴庆祝，一般要宴饮三天。“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③（《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燕飨》）关于在上都举行诈马宴的情况，见前述，这里从略。
除了为新皇帝即位而举行的忽里台外，皇帝每年在上都驻夏时，大多数蒙古宗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觐，当时也称为“朝会”。被朝廷派到各行省的主要官员，要定期面见皇帝，有时也参加上都朝会，讨论军国大事。每年到上都朝见皇帝，已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中书省就朝觐问题上奏元仁宗：“在先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每朝现的，并不拣甚么勾当呵，夏间趁青草时月来上都有来。如今推称着缘故不商量了入大都去的多有。”④（《通制条格》卷八，《仪制·朝现》）元仁宗特别下令：“诸王、戚里入觐者，宜趁夏时刍牧至上都，毋辄入京师，有事则遣使奏禀。”⑤（《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平时的朝会，也有宴饮等一套仪式，有时也要颁发赏赐，只是数额和受赐人范围都比即位的忽里台的小而已。
二、上都理政
每年跟随皇帝巡幸上都的各中央机构主要长官，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办朝政。上都专门建有一些重要衙门的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①（参见宋褧：《燕石集》卷一二，《上都分省左司掾题名记》《国朝文类》卷七，王士熙《寄上都分省僚友》）、御史台上都分台②（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六，《上都分台题名记》）、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③（参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等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④（同上书，《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鞭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其为，小心寅畏，趋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给沐更上之日，乃得一休也”⑤（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八，《上都翰林分院记》）。只有御史台殿中司的官员，“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臣僚有所敷奏，无不与闻”⑥（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每年皇帝离开大都后，“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①（《析津志辑佚·岁纪》，218页）。重要的公文奏表和军情报告都通过急递铺转送。元朝规定“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②（《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急递铺》）。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不久，即派遣宰相祃祃等人自燕京经由望云至开平府验地程远近，起立急递铺，从燕京到赤城共设四十二铺，十里一铺，每铺额定铺兵十六名，设铺地点如下：
燕京城区三铺：花园、总铺、白云楼。
昌平县十一铺：双泉、永泰、唐家岭、榆河、皂角、双塔、辛店、石河、南口、长坡、居庸关。
缙山县二铺：北口、妫川。
怀来县十一铺：棒槌店、榆林、管家庄、怀来、七里岗、狼山、统幕、泉头、长岭、洪赞、石娥儿。
云州十五铺：枪杆岭、林、李老峪、何家寨、鲁家堡、向阳水、高家会、刁（雕）窝、井子水、西流水、赵家寨、碾子峪、下松林、上松林、赤城。
上述四十二铺，后来都归大都路管辖。由赤城往北，自沙窝至开平设有四十铺，都归上都路管辖。铺兵服役时口粮由政府发放。开始是上都路所属铺兵每年发六个月口粮，大都路所属铺兵则只发四个月口粮。大德三年（1299年）十一月，兵部转呈大都路官员的意见，认为大都铺兵每年“先行走递”，上都铺兵“后走先散”③（《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经世大典·急递铺》），多发口粮殊不合理，元成宗就命令从第二年起给大都路所属铺兵也改发六个月的口粮。两都之间八十二个急递铺的建置，有元一代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按照规定，凡是经急递铺传送的文书，都应该是军政大事的奏报转递，但实际上所传送文书的内容越来越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中书省鉴于“近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其匣子入递，随到即行，一昼夜须及四百里”①（《元典章》卷三七，《兵部四·递铺》“整治急递铺事”、“入递文字”条）。大德五年（1301年）五月，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新旧运粮提举司、怯怜口提举司、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转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皇帝在上都时亦要上朝，四怯薛番直等制度一如在大都时。王士熙的诗《早朝行》就记下了上都早朝的情况：“石城啼鸟翻曙光，千门万户开未央。丞相珂马沙堤长，奏章催唤东曹郎。燕山驲骑朝来到，雨泽十分九州报。辇金驮帛分远行，龙沙士饱无鼓声。阁中龙床琢白玉，瑟瑟围屏海波绿。曲阑五月樱桃红，舜琴日日弹薰风。”②（《国朝文类》卷四）
三、发生在上都的重大政治事件
上都，作为元朝政治生活的重要场所，曾经发生过不少重大政治事件。
忽必烈的开平即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开平召开忽里台之前，阿里不哥已经派遣使者遍告蒙古宗王和贵族，让他们不要听从忽必烈和塔察儿等人的命令。大多数宗王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连位居东部诸王之首的塔察儿也“首鼠进退”，举棋不定。这时幸亏有谋臣撒吉思力言忽必烈“宽仁神武，中外属心，宜专意推戴，若犹豫不决，则失机非计也”，塔察儿才率同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等东道诸王前往开平参加忽里台。他们会同西道诸王合丹、阿只吉及以五投下领主为代表的左、右翼蒙古千户，拥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位，“按照习俗的规定，上述全体宗王和异密（官人）们立下誓书”。在昔木土、失烈延塔兀等几次与阿里不哥军的交锋中，东道诸王和五投下的军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292~301页《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一二〇，《赤台传》：卷一二一，《畏答儿传》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传》）
阿里不哥势力西徙后，与察合台后王发生冲突，终于搞得势穷力竭，不得不率少数亲信东归，投附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忽必烈得到了阿里不哥等人东来的消息，立刻命令为他们准备粮饷，并通知蒙古宗王、千户和一些汉军万户于夏天赴上都参加忽里台。七月底，阿里不哥一行抵达上都。在忽里台上，阿里不哥按照蒙古传统仪式向忽必烈请罪。忽必烈派人会审并处死阿里不哥属臣十人后，应全体与会贵族的请求，赦免了阿里不哥，“诏诸王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历时五年的帝位之争，以忽必烈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②（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06~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