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由我校人文学院历史系发起主办的“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经过认真的筹措，终于在今天隆重举行了。这次会议主题明确、内容翔实、方家云集，堪称是汉唐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桩盛事，也是我校历史学科建设发展上的一个机遇。这里，我谨代表学校对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对各位代表光临会议并发表学术高见表示由衷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考察，还是以整个世界历史嬗变为坐标进行衡量，汉唐时期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煌煌“盛世”。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使汉唐政治文化呈示出博大雄浑的气象，这体现为各种政治制度建设的全面成熟，民族融和与国家统一的与时俱进，思想文化创造的生机勃勃、高度繁荣。作为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特定历史阶段，汉唐时期的政治文化成就及其所蕴涵的时代精神，为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演变创立了规模，奠定了基础，规范了方向。这是一笔异彩纷呈、价值无限的历史遗产，也是足以令中华民族全体子孙引以为自豪的厚重传统，更是我们在今天从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时值得借鉴、足资启迪的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汉唐盛世的政治文化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揭示与总结古代“盛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点、一般规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广大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而这次会议如果能为大家实践这一崇高理念提供一个合适的场所，使学术界有关汉唐盛世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深化，那么，会议的成功就可以予以期许，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重点高校，历史学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在我校学科总体建设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学校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之下，经过多代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校历史学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突出的成就，曾先后涌现了范文澜、何干之、郭影秋、尚钺、戴逸、李文海等诸多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家，向社会奉献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高水平史学研究成果，并在清史研究等领域占据了引领风骚的优势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奋斗，我校的历史研究已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学术传统。它们建构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也是使我校历史学研究代有发展、长盛不衰的不竭动因与光荣象征。我把这个传统初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具有鲜明的“会通”意识。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这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历史学研究必须要做到“会通”这一点，即研究历史切忌画地为牢，局囿于枝节末流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而是应该以开阔的视野，通古博今，宏观审视，把握历史运动的本质，揭示历史嬗变的规律，驾驭大局，关照全面，建构系统，突出重点。即便是从事微观问题的研究，也要设法避免就事论事，力求在宏观的审视下作微观的剖析，举重若轻，提纲挈领。总之，求实究真，会通识变，明理致用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宗旨与价值取向。按这个要求来衡量，应当说，我校的历史学研究是具备了这方面的显著特色的，而且它也已成为了我校史学的治学传统。我校那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社会上、学术界长久享有崇高声誉的史学研究代表性成果，都富于鲜明的“会通”性质，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以及戴逸先生主编的《清通鉴》、《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便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
第二，是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关注历史学的资治属性，追求历史学研究中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宗旨的有机统一，以“古为今用”为出发点，进而致力于探索历史真相及其发展规律，是我国自古及今诸多史学家共同遵循的学术价值取向。我校的历史学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即是按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不断进取的，这从我校那些史学大家的研究选题、写作宗旨、成果形式等方面就有很鲜明的反映，如吴玉章老校长有关评价辛亥革命的论文、范文澜同志的近代史论著、李文海教授的灾荒史研究，等等，都是一些注重以史为鉴，致力于沟通古今，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汲取有益启示，用科学的方法服务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卓越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校历史学研究始终处于史学界的主流领域，“经世”意识强烈而鲜明，从而很好地实现了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宗旨，用司马迁的话说，这便是所谓的“究天人之际”。
第三，是具有突出的“创新”意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不囿成说，积极创新，历史学同样不例外，评判研究成果价值的高低、意义的大小，重要标准之一，是观察其创新的内涵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是看它是否比前人提供了更多的新信息、新思维、新方法。用司马迁的话说，便是研究成果能否真正“成一家之言”。换言之，历史学研究的最大忌讳，在于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做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即所谓“依样画葫芦”。令我感到鼓舞的是，长期以来，我校的历史学研究一直注重贯彻“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不断地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奉献新的学术观点，敢于“创新”与善于“创新”，已形成为一种学术追求与研究传统。我个人很喜欢读史学方面的文章，我校历史系教师的文章，我大都拜读过一两篇。从这些文章里，我总能欣喜地发现观点或研究方法上的新意。如在“中国古史分期”大讨论的诸家之说中，倡导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开创魏晋封建说的尚钺、论证东汉封建说的郑昌淦，均出自我校；又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讨论中，我校学者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创新”意识又往往体现在对新出史料的学术敏感和发掘利用上。我校沙知教授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上述事例，就是我校史学研究注重“创新”意识这一优良传统的具体表现与有力说明。
我们的前辈已为我们奠定了这么好的基础，形成了这么好的传统，这对于我校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开展研究，再创辉煌，无疑是一种最有力的保证。面对这笔文化资源，我们理应予以最大的珍惜、最多的重视、最充分的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健全与发展。
概括来说，就是在新的时期发展历史学科，我们要强化“会通”意识，坚持“经世”意识，落实“创新”意识。
由于种种原因，我校在历史学科建设方面尚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为学科内部发展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要看到自己与兄弟院校在历史学科建设上的差距。很显然，这次“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是必要和及时的，因为它为我校历史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学科内部的均衡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强化和扩大清史等研究方向优势的同时，改善和提升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方向的研究潜力与学术地位，从而使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学科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开创新的局面。这里，我也衷心希望外校的专家学者在探讨汉唐政治文化的同时，对我校的历史学科建设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繁荣历史研究事业共同作出贡献。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