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唐朝素有“盛唐”之称。之所以称为“盛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唐朝的统治之下，统一的中国疆域版图远远超过前朝，其最盛时期，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岛及附属岛），西到里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北达贝加尔湖，东北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南及南海（包括海南岛及所属南海诸岛和今越南北部），而西域是这个广阔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是否放弃西域，如何管辖西域，唐朝曾经发生过三次激烈的争论，一次是在唐朝正式经营西域之始，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灭高昌国之后，唐太宗准备在其地置州县，遭到大臣魏徵、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的反对，但太宗坚持在此设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参见《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唐朝因此在西域东部拥有了经营西域的稳定基地；一次是唐朝经营西域的中期，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吐蕃要求唐朝放弃安西四镇，也就是放弃西域，由此引发了朝廷的一场大辩论；一次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末期，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朝将领朱泚发动兵变，吐蕃请发兵助唐，条件是唐割让西域及泾、灵等四州，唐德宗同意了吐蕃的要求，但遭到李泌的坚决反对，事后唐以吐蕃没有践约而拒之。（李泌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遂止。参见《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本文主要分析讨论第二次争论。这一场辩论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唐朝能否最终在西域立足扎根。我们知道，唐朝最初没有直接经营西域，而是通过册封西突厥可汗，间接控制西域。唐朝一共册封了四位泥孰系可汗，但由于西突厥内部矛盾重重，泥孰系可汗没能有效控制西域，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左右，与之对立的乙毗咄陆可汗占据了西域东部地区，并与唐为敌，阻扰东西交通，在这种形势下，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出兵灭高昌国，进驻西域，但仅在西州设安西都护府，辖伊、西、庭三州，直接控制西域的东部。唐朝仍然依靠西突厥泥孰系控制西域其他地区。突厥泥孰系乙毗射匮可汗在唐朝的扶植下势力强大以后，不服从唐皇的旨意，指使西域土著国焉耆、龟兹等违抗唐朝。在这种情况下，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又相继用兵西域，征服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塔里木盆地土著国，但仍然采取依靠西突厥首领控制西域的做法，只不过将泥孰系换作咄陆系，以降附唐朝的阿史那贺鲁（咄陆可汗的叶护）为瑶池都督府都督，统治西突厥五咄陆、五弩失毕。而贺鲁在太宗去世后，就反叛唐朝，唐朝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历时七年，直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才最终将贺鲁势力消灭。经过约三十年的实践和反反复复的斗争，唐朝终于认识到，依靠西突厥首领间接统治西域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必须加强军事震慑力量，于是，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朝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周缘设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安西四镇设置的时间及安西都护府迁龟兹的时间，《旧唐书·龟兹传》记在贞观二十二年平龟兹之后，自岑仲勉先生对这条史料提出质疑后，近年来学术界根据新出土的唐代文书和墓志，大多认为应在显庆三年前后。参见柳洪亮：《安西都护府初期的及任都护》，载《新疆历史研究》，1985（3）；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46～1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荣新江：《新出土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5、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笔者认为，安西都护府迁龟兹的时间在显庆三年左右无疑，四镇设置的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此处姑从此说。），又将北疆西突厥故地一分为二，分别置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以降附唐朝的西突厥可汗子孙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分别任都护，并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到龟兹，坐镇西域中部，统辖南北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格局基本上稳定下来。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真正稳定了。贺鲁汗国的灭亡虽然标志着西突厥汗国在西域的统治最终结束，但从公元662年开始，吐蕃势力又开始进入西域。吐蕃与西突厥残余势力相勾结，与唐朝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力，新的一轮斗争又开始了。唐朝在吐蕃和西突厥的联合进攻下，几次放弃四镇（共三弃三复：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弃，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复；仪凤中（公元676—677年）弃，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复，并将四镇中的焉耆改为碎叶，将军镇设置在西突厥的活动重心；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弃，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复。），安西都护府也数度从西域中部龟兹撤回东部西州基地。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朝终于收复失地，复置四镇，并以汉军三万镇守西域。汉兵三万镇守西域对于唐朝巩固其在西域的统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吐蕃争夺西域却是十分不利。吐蕃首先争夺于阗（于阗地当吐蕃北上进入西域最便利的中道），唐朝在于阗及附近加强兵力，增设坎城镇、兰城镇、胡弩镇、固城镇、吉良镇等军事重镇后，吐蕃失利，改行西道，从葱岭迂回向唐进攻。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吐蕃与所册立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妥子一起南侵，与唐战于冷泉、大领谷，大败，唐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孰俟斤等，并乘胜攻拔吐蕃泥孰没斯城，吐蕃又失利，安西四镇成为吐蕃争夺西域的重要障碍，吐蕃急于拔去这个眼中钉，因此要求唐朝撤军四镇。这就是第二次争论产生的大背景。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九月改元神功），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县尉郭元振往议。钦陵提出罢安西四镇的要求，说：“今天恩既许和好，其两国戍守，咸请罢置，以便万姓。各守本境，靡有交争。”并要求唐朝“分离属国，各建侯王，使其国居，人自为守”，理由是“西十姓突厥，四镇诸国，或时附蕃，或时归汉，斯皆类多翻覆”，“而十姓中，五咄六诸部落僻近安西，是与吐蕃颇为辽远。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面对吐蕃的要求，“朝廷以四镇十姓事，欲罢则有所顾，欲拒则有所难，沉吟久之，莫之能决”（杜佑：《通典》卷一九〇《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88。）。朝臣于是各抒己见，分为赞成弃四镇和反对弃四镇两大派。
这两派分别以宰相狄仁杰和右御史大夫崔融为代表。二人的议论皆留存至今。狄仁杰的“疏”保存在《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文苑英华》卷六九四《疏》（《言疏勒等凋弊疏》）、《唐会要》卷七三及《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中，崔融的《拔四镇议》保存在《全唐文》卷二一九、《文苑英华》卷七六九、《唐会要》卷七三、《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中。由于史学界尚无人对这两件疏议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参见王小甫：《崔融〈拔四镇议〉考实》，原载《历史研究》，1991（4），收于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文中考证了崔融议的时间、原因、与其他史料的关系等问题。），因此本文不厌其“繁”，试作研究。先引《旧唐书·狄仁杰传》所载其“疏”如下：神功元年，入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此则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是前代之远裔，而国家之域中。至前汉时，匈奴无岁不陷边，杀掠吏人。后汉则西羌侵轶汉中，东寇三辅，入河东上党，几至洛阳。由此言之，则陛下今日之土宇，过于汉朝远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穷兵极武，以求广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蚕于室，长城之下，死者如乱麻，于是天下溃叛。汉武追高、文之宿愤，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末年觉悟，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能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昔诗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则前代怨思之辞也。上不是恤，则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若此，虽祷祀百神，不能调阴阳矣。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
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窃见阿史那斛瑟罗，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恒、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校长短哉！
且王者外宁必有内忧，盖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弃之度外，无以绝域未平为念。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
狄仁杰认为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与中原有山川阻隔，正是“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而唐朝的版图打破这个界限，“已逾于夏、殷”，并“过于汉朝远矣”。他认为继续“用武荒外”，将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仅仅为了追求“冠带远夷之称”的虚名，则不合三皇、五帝的事业和“天心”，并举秦始皇和汉武帝正反两个例子说明：秦始皇穷兵极武，天下溃叛；汉武帝晚年觉悟，息兵罢役，免于祸乱。狄仁杰接着议论唐朝的具体情况。他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然而“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而中原的形势是“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情况堪忧。他认为前朝处理边疆问题的例子可以借鉴：汉朝元帝罢珠崖郡，宣帝弃车师之田，他们“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唐太宗册李思摩为可汗，统东突厥诸部，“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撤回四镇之军，以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统诸蕃，守四镇，御寇患。他认为对待周边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将兵力用在边塞，以逸待劳，“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
狄仁杰以征发百姓戍边日多，民不聊生，担心百姓“相率为盗”，民是根本，“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应该说是一种忧国爱民的表现，符合儒家的传统治国观念，儒家提倡崇德贵民。不过，这种“爱国”、“忧民”是否真正对国家、人民有利，他的建议是否为治边策略的最佳选择，下面分析崔融之议时再讨论。我们先讨论狄仁杰所举前朝可以借鉴的例子。
所谓“宣帝弃车师之田”，是指西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事。车师在西域东部，地当丝路北道起点。西汉为了控制西域及丝路北道，从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花费了近四十年时间与匈奴五争车师。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朝四争车师成功，“于是（侍郎郑）吉始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但匈奴“觊觎车师地肥美”，“遣骑来击田者”，郑吉因田卒少，不能挡，上书请援，朝廷以魏相为首的“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于是西汉放弃车师，徙民于渠犁。我们知道，放弃车师对西汉是十分不利的，匈奴控制车师，不仅可以阻隔丝路北道的交通，而且以此为据点，可以南击西汉在南道鄯善（楼兰），西击西汉在西域中心轮台、渠犁，使得西汉无法在西域真正立足。所幸的是，四年后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西汉因此复得车师，郑吉可以都护南北二道，而“匈奴益衰，不得近西域”（《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所以，“宣帝弃车师之田”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举措，更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只因匈奴内乱，才使得西汉五争车师没有白费，四十多年经营西域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所谓“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是指唐太宗时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灭东突厥颉利汗国，太宗将东突厥降部迁到河南，以夏州为中心，设顺、佑、化、长等羁縻州府安置之。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四月，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因任中郎将“久不进秩”，心怀不满，纠集故部落首领四十余人，谋袭太宗御营，被捕斩，太宗由是“悔处其（突厥）部众于中国”，“乃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姓李，树牙河北，悉徙突厥还故地”。而李思摩“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上》。），迁延一年多，至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成行。突厥降部迁回漠南草原不久，就遭到薛延陀部的进攻，贞观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发兵二十万袭思摩部，唐朝进行军事干预，未能奏效，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李思摩不得不率东突厥诸部返回河南，由唐朝再次安置在胜、夏二州之间，恢复羁縻州府制。所以，册李思摩为可汗统诸部也是一件失败的举措，根本谈不上“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