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主张以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统诸蕃，守四镇，御寇患，也不是一件良策。斛瑟罗是唐朝所封蒙池都护、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之子。垂拱年间，唐朝鉴于形势和人力紧张（北有东突厥汗国复兴、西南有吐蕃崛起），主动放弃四镇，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九月，委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蒙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垂拱元年擢兴昔亡可汗即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出咄陆部落），希望斛瑟罗等人以西突厥可汗子孙的身份招辑十姓，控制西域的局势。但是，斛瑟罗根本不能胜任这个重任，西突厥十姓被东突厥侵掠散亡略尽，西域大部分地方被吐蕃军队占领，斛瑟罗本人也无法在西域立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十月，率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事实已证明斛瑟罗的无能。此后，狄仁杰的建议还是被朝廷采纳，“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以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兼平西军大总管，令抚镇国人”。但是，斛瑟罗仍然不能担此重任，“是时乌质勒兵张甚，斛瑟罗不敢归，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下》。）。斛瑟罗惧突骑施乌质勒的势力，甚至“不敢归”西域，只得内迁，再一次证明斛瑟罗的无能。当然，这并不是斛瑟罗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氏子孙在西域已无威信的问题。当时人郭元振对这个问题有非常中肯的评价：“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又，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何则？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痏，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指出阿史那可汗子孙既无惠下之才，又恩义素绝，人心不归，册之不仅不能“获招胁十姓之算”，而且“唯与四镇却生疮痏”。狄仁杰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狄仁杰认为前朝较成功的例子，恰恰是历史上失败的故事；狄仁杰起用斛瑟罗守四镇的建议，也是错误的判断，可以说，在处理西域的问题上，狄仁杰是一个地道的迂腐儒臣。他所期望的“以逸待劳”，“使二虏不击而服”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相反，崔融的见解却很符合实际。先引《全唐文》卷二一九《拔四镇议》如下：议曰：北狄之为中国患者久哉！唐、虞以上为獯鬻，殷、周之际曰猃狁，西京、东国有匈奴、冒顿焉，当涂、典午有乌丸、鲜卑焉，拓跋世则蠕蠕猖狂，宇文朝则突厥恣睢：斯皆名号因时而改，种落与运而迁，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连祸结，无代不有，长策远算，旷古莫闻。夫胡者，北狄之总名也。其地南接燕赵，北穷沙漠，东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骄傲，觇伺便隙，鸟飞兽走，草转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更相驰突，至今陷溃者，靡岁而宁焉。汉兴，高皇以百万众窘於平城之下，国人羞之。逮至武帝，患其如此，赫然发愤，肆志远略，建元中，使张骞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据两关，以断匈奴右臂；乃复度河湟，筑令居塞，以绝南羌北交；于是乘障塞，绝亭燧，出长城数千里矣。于斯时也，承文、景元默之后，国用富强，太仓之粟相因，水衡之钱贯朽，练兵选将，深入穷追，倾府库之财，殚士马之力，行人使者，岁月亭障，贰师骠骑，首尾关河：饿虎未摧，其国已耗；既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币，算缗钱，税舟车，榷酒酤，夫岂不怀？深惟长久之计然也。匈奴于是乎孤特远窜，羽檄不行焉。始孝武开西域之后，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隔绝，并复从属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光武中兴，皆遣使求内属，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绝三通。至唐，太宗方事外讨，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燉煌。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乃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于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于琼州，弃温古于秦州。放弃二罪，而诸将咸肃，至王孝杰而四镇复焉。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贼，前事者后事之师，奈何不图也？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兵加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况复边境守御之具未整，内郡武卫之备未精，方须命将出师，兴役动众，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劳，今之所逸，可不谓然乎？而议者但忧其劳费，念其远征，曾不知其蹙国减土，春秋所讥，杜渐防萌，安危之计。夫南羌者，请试言之：往孝武皇帝筑令居时，群羌盟约，与匈奴合兵至十余万，共围枹，遣李息为击平之，是则羌胡同恶，有自来矣。遽而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为畜牧，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后羌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乃遣充国与诸将击平之，是则愿牧绐言，非止于今年耳。且汉之匈奴，曷若今之默啜？今之勃律，孰与汉之南羌？顷者若兵稍迟留，贼先据要害，则河西四郡，已非国家之有，今复安得而拔之乎？何谓非国家之有？但莫贺延大碛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间水草不生焉。每灾，风横沙，石飞吼，行人昼看朽骨，以知道路；夜视斗柄，以辨方隅。往往遇驼泉，时时得马酒，而后度焉，盖驼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极。若北有强寇，则难以度碛，汉兵难度碛北，伊西延安及诸蕃无救；则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则为贼所役属。贼吞之，又得肥饶之马，马肥人逸，汉复焉得悬军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艰难也。碛南有沙、瓜、甘、肃四川，并以南山为限，山南即吐浑及吐蕃部落。贼知汉兵不得度碛，必逾南山分路而下，碛北贼与突厥通结，相合而前，则凉州以西，势必危矣：故曰非国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以默啜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杀，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请命，耸踊知耻，中国不闻犬吠之警，边庭不识狼顾之忧，圣人之用兵也如此。则知启修政而有扈奔，农修德而夙沙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来，为不虚也。贾谊《书》云：“周成王问鬻子曰：‘圣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寿。夫富则可为也。寿不在天乎？’对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无军兵之事，则人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积于道，吏积于德，人无冻馁，则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积于仁，吏积于爱，则刑罚废，人无夭阏之诛，则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时，而用之有节，人无疠疫，则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今圣主在上，人得四生，禀气流形，孰不幸甚！然为邦之道，安不忘危。汉时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东汉时西羌作乱，征天下兵，赋役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害弃一方万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土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竟从燮议。今宜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采侯应不可之言，纳傅燮深虑之议，然后风为号令，雷为折冲，缮甲兵，思将帅，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善战者不阵，如斯而已矣。拔旧安之四镇，委难制之两凶，求将来之端，考已然之验，伏念五六，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谨议。
崔融首先谈中原历朝为北狄所困而没有良策，直到汉武帝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筑令居塞，绝南羌北交，才改变这种局面，“匈奴于是乎孤特远窜，羽檄不行焉”，充分肯定汉武帝的功绩（与狄仁杰否定汉武帝截然相反）。接着指出，汉朝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饿虎未摧，其国已耗；既死，其人亦殄”，以至于要“造皮币，算缗钱，税舟车，榷酒酤”，但这是“深惟长久之计然也”，非不怀人也（“夫岂不怀”）。他指出，汉武帝晚年虽然悔改，但宣、元、哀、平四帝都继承了汉武帝的政策，“其道不替”。而汉武帝这个政策是受西域土著政权欢迎的，王莽篡位后，西域属匈奴，东汉光武中兴后，西域诸国即“皆遣使求内属”。针对狄仁杰说唐太宗册李思摩为可汗统诸部，“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崔融指出，唐太宗恰恰是继承汉武帝事业，在西域设都督府和军镇的（“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只是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复命有司拔四镇”，结果却是“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燉煌”，造成整个西北局势紧张。则天朝经过韦待价、王孝杰两次大军浴血奋战才挽回局面，复置四镇，“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并指出弃四镇后果严重：四镇无守，吐蕃必兵加西域，西域“诸蕃气羸”，不能抵挡来犯者，“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又将危及河西，引起整个西北连锁反应，而中原尚没有充分的守御、武卫准备，命将出师，将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批评狄仁杰等人只知道“忧其劳费，念其远征”，而不知道丢失国土，是千古罪人（“蹙国减土，春秋所讥”）。崔融接着举汉武帝时南羌与匈奴联合侵汉，汉宣帝时先零诈言渡湟水畜牧，实与匈奴密谋袭汉之事，比附东突厥与吐蕃联合对唐朝的危害，指出，西域东部莫贺延碛的自然条件恶劣，若北有强寇（东突厥），唐军难以度碛，伊、西、庭、安西及诸蕃无救，贼得西域之后，唐军深入西域更难；唐军不能入西域，西域南面的吐蕃、吐谷浑必越南山与东突厥相合，唐朝凉州以西的国土危矣。崔融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也与狄仁杰针锋相对，他认为当时国泰民安（“中国不闻犬吠之警，边庭不识狼顾之忧”，“人得四生”，免于军兵、冻馁、刑罚、疠疫），但要“安不忘危”，并举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以为不可的故事（参见《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侯应举十条理由反对罢边备，为武帝采纳。）来论证这个道理，又举东汉时西羌作乱，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议郎傅燮言斩司徒天下乃安的故事（参见《后汉书》卷五八《傅燮列传》，崔融引略有删节。），来证明自己反狄仁杰等弃四镇的观点正确。最后结论，根据以往的经验，考察未来的走向，绝对不能拔四镇，不能将西域委之于吐蕃和东突厥。崔融的此议，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对历史事件总结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