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对汉武帝的评价很恰当。汉武帝下轮台诏，实际上是在武功盛世之后转向“守文”，以巩固取得的胜利，并不是真正悔过，或放弃已取得的成绩，其真正的用意是不再继续向西扩张。这种“罪己诏”是必要的，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需要，也是因时变易、长治久安的需要。武帝的后继者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皆继承汉武帝的政策，继续经营西域。崔融说“宣、元、哀、平，其道不替”，借叙述西汉政策的连贯性，表达自己对汉武帝及后继者的肯定，表明崔融对汉武帝下“轮台诏”的动机和作用也都有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如前所述，狄仁杰所赞扬的历史人物或事，则皆非其人或其事。第二，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正确。崔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认识得很清楚，指出高宗“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复命有司拔四镇”（王小甫先生认为此处“高宗”云云，是为主上讳计，实际上指武则天垂拱二年下令拔四镇。参见《崔融〈拔四镇议〉考实》。），结果造成吐蕃长驱直入，占领西域并兵临敦煌的局面，说明不能委任西突厥可汗子孙统治西域。前面我们说过，唐朝最初对西域的政策就是依靠西突厥首领间接控制，结果效果不好，才改变政策，出动兵力，一步步向西推进。垂拱年间因周边形势及人力紧张，曾一度主动放弃四镇，结果痛失西州以西地区。事实已反复证明四镇对于唐在西域统治地位的重要，证明委托西突厥阿史那可汗子孙间接统治西域的无效。崔融的认识是正确的；崔融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认识得也很清楚，指出撤军四镇，将危及西域东部的伊、西、庭诸州，从而丢失整个西域，西域失守，又将危及凉州以西的整个河西走廊，指出东突厥或吐蕃占据西域，朝廷再想夺回西域，难上加难。崔融对目前的形势认识得也很清楚，指出东突厥默啜匍匐请命，人民有“四生”之乐。当时的情况确实比较有利，所谓“今吐蕃请和，默啜受命，是将大利于中国也”（《通典》卷一九〇《吐蕃》，郭元振言。）。吐蕃正经历政治上的大变动，赞普器弩悉弄与长期专权的噶尔家族斗争激烈，急于与唐朝和解，遣使请和（公元695年，弩悉弄杀噶尔家族成员赞辗恭顿；公元698年，“噶尔家族获罪”，钦陵兵败自杀，赞婆投唐，可见吐蕃其时确实处于政治上的大变动中。参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07、222页，《大事纪年》，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东突厥可汗骨咄禄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死，默啜即位，默啜改变了骨咄禄一味武力进攻唐朝的手法，实行和战并行的方针（参见李方：《东突厥汗国复兴》，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3）。），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十月遣使请降，册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请为唐太后子，并为其女求婚，又请率部为唐讨契丹，册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在这样的情况下，单凭吐蕃的要求，就拱手将西域让给吐蕃，而且是在唐军浴血奋战数年，刚刚夺回西域的情况下放弃西域，简直是太荒唐了。笔者觉得，狄仁杰不会对西域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清楚，也不会对撤四镇将来会出现的问题认识不清楚，问题的关键是他本身就不想要西域，而想节省人力物力“肥中国”，所谓委西突厥首领统治西域，只是一个虚词。第三，具有辩证思想和长远眼光。崔融在疏议中指出，“小慈者大慈之贼，前事者后事之师”，“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劳，今之所逸”，其中凝结了高度的辩证思想：重“小慈”，则妨害了“大慈”；过去图安逸，则给今天造成损失，过去多劳费，则给今天带来安逸。崔融在评价汉武帝竭府库开疆拓土时说：“夫岂不怀？深惟长久之计然也。”也包含了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辩证关系的深刻考虑，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崔融的这种辩证思想和长久眼光，正是与狄仁杰为代表的“弃四镇”派的最大区别。狄仁杰等人应该说也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的大臣，但他们不愿劳师费财守卫西域，正是眼光短浅、“小慈”的表现。因为镇守西域比夺取西域，无疑花费人力物力少得多，而西域是内地的屏障，西域不保，河西、内地的安全亦无保障，本欲节省人力物力，却会换取更大的费损。狄仁杰等人短浅目光的“小慈”和“忧民忧国”，正是“大慈”的敌人，不利于国家。正因为崔融等人有这种长远眼光和辩证思想，所以能够不惮劳费，坚守西域；而狄仁杰等人不具备这种思想和眼光，所以赞成撤军弃四镇。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观点的不同。第四，具有国土观念和大一统思想。西域在西汉即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唐朝重新收复至彼时也已近六十年。崔融说“议者但忧其劳费，念其远征，曾不知其蹙国减土，春秋所讥”，体现了崔融具有保护疆域完整的意识，还体现了他华夷一家大一统的思想。而狄仁杰等人仅从经济上看问题，凡是不能够给朝廷带来经济收入的“荒外”之地，就不值得投入，也不值得守护，这是一种狭隘的实用观点，其中还包含着“华夷之辨”的深深芥蒂。另外，
史称崔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我们在这篇疏议中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但这不是本文重点，略而不论。
郭元振也参加了这场大辩论。《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二本传皆记载了其言论，但《通典》卷一九〇《吐蕃》记载最详细。其载称：振为役夏奉戎，竭内事外，非计之得，乃献疏曰：“臣闻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奄有天下，园囿八荒，而万机百揆之中，最难消息者，唯吐蕃与默啜耳。今吐蕃请和，默啜受命，是将大利于中国也。若图之不审，则害亦随之；如防害有方，则利亦随之。今钦陵所论，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镇兵防，此是钦陵切论者。若以为可允，则当分明断决之，若以为不可允，则当设册以羁縻之，终不可直拒绝以阻其意，使兴边患也。臣窃料此事关陇动静之机，岂可轻举措哉。使彼既和未绝，则其恶亦不得顿生。请借人事为比，设如人家遭盗，一则攻其内室，一则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于外寇而忧在内室矣。何则？以内患近而外患远也。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内患者，甘、凉、瓜、肃是。复关陇之人，久事屯田戍，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脱一朝甘、凉有不虞，此中岂堪广调发耶？臣实病之，不知朝廷以为何如。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今议事者舍近患而靡恤，务远患而是贪，臣愚驽，罔识厥策。必以四镇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如钦陵云‘四镇诸部与蕃界接，惧汉侵窃，故有是请’，此则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蕃密近兰（金城郡）、鄯（今西平郡），北为汉患，实在兹辈，斯亦国家之所要者。今宜报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于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侵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绝也。如后小有乖，则曲在彼。兼西边诸国，款附岁久，论其情义，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审其情实，迳有分裂，亦恐伤诸国之意，非制驭之长算也。待筹损益，知其利便，续以有报，如此则亦和未为绝，更使彼蕃悬情上国，是亦诱抚之方。伏愿省择，使无遗算，以惠百姓也。”
郭元振本人并不赞成守四镇，他认为“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而甘、凉、瓜、肃为内患，十姓四镇为外患。他批评崔融等人“今议事者舍近患而靡恤，务远患而是贪”，说“臣愚驽，罔识厥策”。但是，他也不坚决反对守四镇。他说，“必以四镇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总的来说，郭元振在这场大辩论中还是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主张慎重对待吐蕃的要求。他认为当时最难对付的是吐蕃与默啜，“若图之不审，则害亦随之；如防害有方，则利亦随之”。主张不可直接拒绝吐蕃以兴边患，而要“设册以羁縻之”，“使彼既和未绝，则其恶亦不得顿生”。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原则既要坚持，策略也要讲究。二、提出了回绝吐蕃的具体方案。他说，四镇是吐蕃的要害，青海是唐朝的要害，“今宜报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于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侵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绝也。”吐蕃果然无词以对。吐蕃既然不愿放弃青海，唐朝也就不必放弃西域四镇。三、考虑了西域民众的愿望和利益。他说，“兼西边诸国，款附岁久，论其情义，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审其情实，迳有分裂，亦恐伤诸国之意，非制驭之长算也”。指出西域早已与国家连为一体，西域与中原的关系，与吐蕃与朝廷的关系不是一种性质，不考虑西域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径直将其分裂出去，将有伤西域人民的感情。郭元振的这种认识比狄仁杰、崔融都进步。狄仁杰完全不将西域视为大唐帝国的组成部分，必将弃之而后快；崔融将西域视为大唐帝国的组成部分，但仅站在中央王朝的立场考虑得失，没有考虑西域地方人民的愿望。郭元振的这种观点，说明他对当时西域的情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西域与内地已成一体的状况。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是，朝廷接受了崔融的意见，不弃四镇，坚守西域，同时也接受了郭元振的具体方案，回绝吐蕃。
唐朝有关西域的三次大辩论，都是重视西域者获胜，每一次获胜，都对西域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一次使得唐朝在西域东部建立州县，从而使唐朝拥有了经营西域的稳定基地。第二次使得唐朝在西域布置的兵力巩固下来，从而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有了保障，并在西域扎下根。第三次使得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延长了近二十年。
纵观古代西域史，有关弃守的辩论贯穿整个历史，自汉武帝开辟西域到清朝，无代不有。西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六月，汉武帝本人有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搜粟都尉桑弘羊的建议，而放弃遣卒屯田轮台。东汉时放弃西域的主张不时复起，仅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的17年间，就掀起三次“放弃论”。公元382年，前秦苻坚欲远征西域，又有平阳公苻融进谏：“西域荒远，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汉武征之，得不补失。今劳师万里之外，以踵汉氏之过，臣窃惜之。”（《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太元七年”条。）直到清代，在“海防”、“塞防”的辩论中，李鸿章还认为新疆是一片荒芜无用的“旷地”，劳师费饷收复不值得，“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四《筹议海防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但是，西域的重要性也自始至终被有识之士所强调。张骞通西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即表明当时人已深刻认识到西域对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重要性。东汉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说：“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资治通鉴》卷五〇东汉“安帝延光二年”条。）则强调了西域对河西安全的重要性。清人顾祖禹说：“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汉人由此，而羌胡宾服者二百余年。”左宗棠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甘肃镇》，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55；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收于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〇，台北，文海出版社。）更表达了清人对西域（新疆）保护河西、蒙古、陕西、甘肃、山西乃至京师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因为西域地位的重要和有识之士的认知，两千年来西域虽然总是横遭“非议”，却始终没有分裂出去，而与内地关系愈加紧密，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