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耐冬《隋唐嘉话》记曰：“赵公宴朝贵，酒酣乐阕，顾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或对曰不如，或谓过之。曰：‘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刘□：《隋唐嘉话》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长孙无忌此语，可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如其与杨素政治生涯比较，隋、唐帝国中枢政局分析，等等。笔者认为，这段话背后有一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唐初功臣的政治际遇。武德、贞观两朝功臣大致分两类：唐代建国和太宗即位过程中有特殊贡献者。（仅以唐代建国过程而言，有特殊贡献的“功臣”与一般从义者的界限即十分清晰，如《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记贞观三年十二月事：“癸丑，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这就是对参与太原起兵的一般将士功绩的肯定与追认。按“义士”为李渊试图体现其起兵合法性而托古所造之名，参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其中颇为特殊的是“太原元谋勋效”这一群体。就整体而言，其在起兵之初即被定为一武人群体，此定位在唐立国后亦未改变，颇有预定论色彩，故其在政治生活中之状况，可称为政治命运。
他们是在唐开国时，处于建立统治秩序、权力配置后的平衡、维护国家与律令的权威三个政治发展序列的交会处而形成的一个具有豁免权的群体，其政治身份由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八月颁布的《褒勋臣诏》予以确认。（参见《唐会要》卷四五《功臣》。此诏令名称未有定论，《褒勋臣诏》为《唐代诏敕目录》所定之篇名，参见［日］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3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而《唐大诏令集》将此诏令定名为《裴寂等恕死诏》，见该书卷六四。按：《唐大诏令集》多以诏令基本内容为篇名，而《唐代诏敕目录》除以内容定名外，亦以诏敕性质定篇名，且《册府元龟》录此诏于《帝王部？褒功》之下，故《唐代诏敕目录》既承《册府》成说，又据性质定名，本文取其所拟篇名。）这种政治身份，既是高祖对太原功臣们在此前政治表现的肯定与总结，又在一定程度上定下了太原功臣在此后的政治发展轨迹，诏书中特别指出“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太原功臣这一整体排斥在中央政治核心之外。故以此为分界线，太原功臣政治命运可略分为太原至长安和武德至贞观两个时期。而玄武门事变后，太原功臣政治命运出现了一个转折，在贞观的政治潮流中走向了尽头。
本文即以“太原至长安”这一太原功臣群体政治命运基调的确定时期为背景，考察太原功臣政治命运的展开过程。
一、起兵前诸功臣之身份与太原起兵之性质太原
功臣是追随李渊晋阳起兵的、以大将军府僚属为主干的、以武人为主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以《褒勋臣诏》为标志与保证。他们在太原起兵前的身份，与李渊太原军事政权性质相关，不可不论。现求诸史书，观十七功臣在太原起兵前的身份：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绛州刺史。寂少孤，为诸兄之所鞠养。年十四，补州主簿……隋开皇中，为左亲卫……后为齐州司户。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夜与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曰：“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文静笑曰：“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裴寂、刘文静二人，皆非太原土著，且孤寒，仕宦多年方至晋阳。当时二人之身份，是隋朝的地方官员，而非李渊以个人名义招致的谋臣。他们作为李渊手下的僚属，在机缘巧合之下顺水推舟，协助李渊谋划经略天下的大计。他们在起兵前参谋策划的这种行为，是以下属的身份参与李渊的地方性叛乱，而非晁盖、吴用式的因个人魅力而投效。裴寂、刘文静以属官参与起事，此为太原功臣的第一种类型。刘世龙者，并州晋阳人。大业末，为晋阳乡长。（《旧唐书》卷五七《刘世龙传》。）
刘世龙以太原土著为乡长，且为晋阳之富人（参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对基层社会颇具影响力。故李渊虽知其细微而仍与之交往，并毫不介意其与高君雅、王威来往之事。刘世龙在当时形势已经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执两端而不决，全因自恃控制着可以令两方都欲得之而后安的地方资源。最后刘世龙以王威、高君雅密谋的情报效命于李渊，使李渊既得到世龙所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又得以知己知彼而一着制王、高于死地，既除掉了起兵的后患，又因刘世龙的支持而“自尔以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刘世龙以拥有地方资源的土著而参与晋阳起兵，为太原功臣的第二种类型。赵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为鹰扬府司马。（《旧唐书》卷五七《赵文恪传》。）许世绪者，并州人也。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旧唐书》卷五七《许世绪传》。）隋太原郡即为北齐、北周时代的并州，故赵文恪、许世绪皆为太原郡人。他们于大业后期在州内鹰扬府任职，为地方军事系统成员。按照谷川道雄的说法，他们都属于隋末的地方“豪右”。（关于地方“豪右”对李渊起兵的作用，谷川道雄认为，李渊所建立的唐政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以地方“豪右”为基础形成的，而这些人往往在地方上充任府兵系统的军将，所以唐政权实际是脱胎于府兵制度的国家。参见氏著：《府兵制国家论》，见：《北大史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他们一方面拥有和刘世龙相近的地方影响力，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军府体系，是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地方性军事叛乱的力量。因突厥屡次犯边，隋炀帝命李渊为太原留守，特授予其可调动地方军马的权力。李渊使用隋炀帝赐予他的这种军事权力经营自己的事业，赵文恪、许世绪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了李渊的队伍，
他们属于太原功臣的第三种类型。张平高，绥州肤施人也。隋末，为鹰扬府校尉，戍太原，为高祖所识，因参谋议。（《旧唐书》卷五七《张平高传》。）刘政会，滑州胙城人也……政会，隋大业中为太原鹰扬府司马。（《旧唐书》卷五八《刘政会传》。）殷峤，字开山，雍州鄠县人，陈司农卿不害孙也。其先本居陈郡，陈亡，徙关中。父僧首，隋秘书丞，有名于世。峤少以学行见称，尤工尺牍。仕隋太谷长，有治名。（《旧唐书》卷五八《殷峤传》。）
张平高为延安郡人，刘政会为东郡人，殷峤为京兆郡人，张、刘在太原郡内鹰扬府任职，殷在太原郡内属县为官。他乡之人在李渊治下为官，遂卷入李渊起兵之事，张、刘、殷三人成为太原功臣的第四种类型。
李思行，赵州人也。尝避仇太原。（《旧唐书》卷五七《李思行传》。）
长孙顺德，文德顺圣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恺，隋开府。顺德仕隋右勋卫，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深为高祖、太宗所亲委。（《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刘弘基，雍州池阳人也。父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家产，以父荫为右勋侍。大业末，尝从炀帝征辽东，家贫不能自致，行至汾阴，度已后期当斩，计无所出，遂与同旅屠牛，潜讽吏捕之，系于县狱，岁余，竟以赎论。事解亡命，盗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旧唐书》卷五八《刘弘基传》。）（窦）轨弟琮，亦有武干，隋左亲卫。大业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附窦琮传》。）李思行、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四人皆亡奔至太原，既不是太原土著，也不是他郡人至此做官。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求生而非其他。既求生得所，他们便进一步在太原谋求自身的发展，并从而与李渊父子互相结纳，参与到起兵计划之中。此四人可以作为太原功臣的第五种类型。唐俭，字茂约，并州晋阳人，北齐尚书左仆射邕之孙也。父鉴，
隋戎州刺史。俭落拓不拘规检，然事亲颇以孝闻。初，鉴与高祖有旧，同领禁卫。高祖在太原留守，俭与太宗周密，俭从容说太宗以隋室昏乱，天下可图。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访时事。（《旧唐书》卷五八《唐俭传》。）
唐俭为晋阳本地人，其父虽称与李渊有旧，然李渊为太原留守，未有任何优待俭之表现。唐俭是因与李世民交游而通过世民引，才被李渊召见的，可知即便唐俭之父与李渊确曾为同僚，亦无深交，唐俭不过是李渊令李世民结纳晋阳豪杰行动中的一个普通招募对象而已。李高迁，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旧唐书》卷五七《李高迁传》。）李高迁为扶风郡人，其游历是一无确定目的之行为，至太原方参与到李渊起兵计划之中。武士彟，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
武士彟亦为太原郡人，在李渊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曾与之有过交往，因而在李渊任太原留守之后，不知出于李渊还是武士彟的努力，使武士彟得以成为太原留守府的属官。虽然行军司铠的职位与裴寂、刘文静等人的职位无法相比，但武士彟总算是在李渊的手下谋得了一个出身，为后来参与太原起兵打下了伏笔。无论是唐俭、李高迁还是武士彟，他们参与到李渊起兵计划之中，都是偶然性极强的。依常理推测，一次密谋反叛的行为愈保密才愈容易成功，但在太原起兵前却出现如此“偶然”地招引他人参与谋划的情况，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原起兵时人才的匮乏，否则李渊父子不可能有如此近乎轻率的举动。这是太原功臣中的第六种类型。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也。祖烈，周骠骑大将军，历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绍幼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微时，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也。（《旧唐书》卷五八《柴绍传》。）
柴绍为李渊女婿，其亲密关系自不待言。李世民情况与柴绍相同，故不再论。此太原功臣中的第七种类型。
按以上分析诸人身份时，考察其籍贯，皆以《隋书·地理志》为依据。据以上所分析的太原功臣的七种类型，可以看出，其中近半数的人都是当时已经拥有一个隋朝地方官员的身份或是府兵系统中的身份，而后因李渊任太原留守，或是在行政关系上与李渊联系而与之交往，或是因李渊借职务之便经营私人事业而结纳。真正有可能以私人身份参与谋划的，有李思行、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唐俭、李高迁、武士彟、柴绍和李世民。这些人除去柴绍和李世民之外，其他几人还不能确定是以私人身份参与了起兵的谋划。（柴绍也许因为当时不在晋阳，也未参与谋划，只是在将要发兵时得到通知而赶回晋阳的。（参见《旧唐书》卷五八《柴绍传附平阳公主传》。））他们可能只是在外围，按照李渊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完成工作而已。而这些人除武士彟外都没有官职，也没有在太原的地方影响力，所以太原起兵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还是那些仕隋之人。
因此，李渊起兵的性质，在隋的正统观念中，就是地方长官率领其治下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这种行动，与窦建德、翟让以地方草莽之人起兵的性质截然不同，虽然两次起兵都威胁了隋政权的统治。还应该看到，李渊起兵前身边聚集的这些日后成为“太原元谋勋效”的豪杰，除去李渊父子本身和长孙顺德之外，并没有出身于“关陇集团”者。这种局面的产生，与李渊在太原任地方官员的实际情况有关。他在太原郡内准备起事，要联系出身关陇集团的人才，并使自己队伍中关陇集团中人占多数地位是不现实的，他只能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地区内寻找追随者，而选人的标准也与“关陇”、“山东”等地域性政治集团无关，他对追随者的要求也并不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效忠与才能两条。事实上，李渊、李世民父子真正联系到的关陇出身的人只有三个：其中二人是后来成为太原功臣的长孙顺德和窦琮，另一个就是当时在马邑的李靖。但长孙顺德和窦琮参与李渊起兵，也并非是出于“关陇集团”的利益，而是前文所证明的因个人原因亡命于太原，在生命得以保全的情况下再图自身发展的个人行为。
这种“关陇集团”在李渊起兵的阵容中缺席的局面，并不能证明关陇集团在当时业已衰落，但因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关陇集团在晋阳起兵中缺席，所以李渊从太原进兵长安的这段历史与关陇集团并无瓜葛，只是一个作为地方官员的野心家个人的冒险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