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王蜀前期的枢密使是否已经走出内廷，参预外朝政治事务，甚或是掌军政了呢？笔者觉得还没有。郑顼之事说明枢密使可管理皇家内库，但这与掌全国财赋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并不能说明枢密使握有财权。有的学者曾引用庾凝绩在光天元年（公元918年）受命专掌“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一事证明枢密使权力之大（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前后蜀的枢密使》，36页。），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枢密使之职责。在下文中将另加分析。此外，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王建前期的枢密使有掌军政的事例。佐竹靖彦先生对于王蜀的首位枢密使唐道袭有着高度的评价，认为王建任唐道袭为枢密使，寄予了自己对唐道袭建设军政权力中心的期望（参见佐竹靖彦：《王蜀政权小史》，收于《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恐怕是有点悬帜过高了。王建以武人为枢密使，虽改变了以前以宦者为枢密使的局面，但没改变的是枢密使的“天子私人”的性质。据欧史记载：唐（道）袭本以舞僮见幸于建。宗佶尤易之，后为枢密使，犹名呼袭，袭虽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谨。建闻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枢密使，是将反也。”（《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
王建竟然将“名呼我枢密使”上升到谋反的高度了。何以会如此？王宗佶对于枢密使唐道袭的轻蔑，被王建视作对自己的不尊，对皇权的蔑视，因为唐道袭是“我枢密使”，是天子私人。毛文锡和庾凝绩由翰林学士承旨而为枢密使，是枢密院由内廷走向外朝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一过程在王建末年因为唐文扆之祸而中断，宋光嗣成为前蜀的第一位宦官枢密使。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从宋光嗣起，枢密使职能扩展至军政方面。王建临终前曾下诏云：“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专委庾凝绩，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资治通鉴》卷二七〇贞明四年五月丙申条。）此时的庾凝绩是枢密使。五日后，即五月辛丑，宋光嗣升为枢密使；再一日后，即六月壬寅，王建卒；癸卯，后主立。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等事要以诏书的形式专委枢密使庾凝绩，恰证明了这些事情本非庾凝绩所掌。（光天元年（梁贞明四年，公元918）五月时，前蜀宰相有张格、王锴、周庠、庾传素四位，中书之事何以委之枢密使庾凝绩，待考。）军旅之事委宋光嗣，也说明军旅之事本来即不在庾凝绩职掌之内。前蜀枢密使之掌军政，正是源于此道诏书。宋光嗣仅在颁诏五日后即由宣徽南院使迁枢密使，则原先所委“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料想亦当随之，而不会因其升迁反而罢去。不仅如此。后主即位当天，又以枢密使宋光嗣兼判六军诸卫事，全面执掌兵权，直至九月方以判六军让于兼中书令王宗弼。（《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记载王建五月所命，此处采《资治通鉴》及万斯同《蜀将相大臣年表》（万著《年表》收于《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六月命，九月罢。）
宋光嗣以判六军让于王宗弼后，后蜀形成了军国之政“有王宗弼者，为六军使，总外任；有宋光嗣者，为枢密使，总内任”（《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衍传》。）的局面，即王宗弼统兵、宋光嗣掌政令。咸康元年（公元925年），后唐伐蜀，蜀三招讨兵败，后主令王宗弼杀三招讨。王宗弼出诏示三招讨时，说的却是“宋光嗣令我杀尔曹”（《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三年十月乙丑条。），则有关军政之文书应当是通过枢密院降下可知。及王宗弼降唐，杀宋光嗣等人，其罪名中有“久居内庭，恣行权柄，幻惑小主，减削三军”（《锦里耆旧传》卷二。）之语，亦为枢密院实掌三军之政务之一例。
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七〇贞明四年七月丙子条。），其专断国事，恣为威虐之事甚多，但军政已经是当时枢密院最主要的职掌了。据《十国春秋》卷四六《宋光嗣传》：“光嗣掌枢衡时，凡断国章，多同儿戏，判语略用谑辞韵句，其藐玩军机，皆此类也。”可见宋光嗣的确掌握后主时期之军机要事，不过限于资料，我们难以明确此时期枢密使所掌军政之范畴。
后主时期枢密使威权之重，除了与后主王衍“冲弱无识”、不恤国事，宰相们又“各保宠禄，无敢规正”（《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八月戊戌条。）外，其背后又有体制上的原因。正如佐竹靖彦先生所揭示的，前蜀文臣集团、武臣集团彼此隔阂，没有建立起官僚式的统治，王建死后，隔阂便形成政治上的真空，由此真空中生长起腐败的寄生势力，枢密使等皇帝亲信的力量显著加强，掌握了实权，而文、武集团两者则分别走向内部解体。（《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八月戊戌条。）
三、后蜀
孟知祥建立后蜀之后仅仅七个月就病卒，他给后主孟昶留下了一个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中心的辅政班子。这一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主体的中枢架构在后主统治时期表现出异常的稳定。三十年的期间内，孟昶仅用过七位宰相和四位枢密使。
后蜀时期的四位枢密使是王处回、高延昭、王昭远和伊审征。从出身来讲，皆是君主亲信，与君主关系密切，甚至有特殊的情谊；从迁入途径看，皆是出自元从亲信。王处回为孟知祥之元从亲信，起家中门副使，迁正使，及孟知祥建国，遂擢为首任枢密使。（参见《十国春秋》卷五二《王处回传》。）王处回不但对孟知祥忠心耿耿，而且对于后主之嗣立有大功。（参见《十国春秋》卷五二《王处回传》；《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王处回之后任枢密使之职的是高延昭和王昭远。高延昭迁枢密之前为普丰库使，王昭远为卷帘使、茶酒库使。王昭远与后主关系尤为密切，小时候就“给事左右，而见亲狎”（《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及王处回致仕，后主以枢密使事权太重，“乃以昭远及普丰库使高延昭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机务一以委之，府库财帛恣其取不问”（《宋史》卷四七九《王昭远传》。）。此通奏使，实际上即是枢密使之任。（参见钱若水撰，燕永成点校：《宋太宗实录》卷四三雍熙五年正月辛巳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四年后，高延昭求退，伊审征继任通奏使，知枢密院事。伊审征之父延瓌为孟知祥元从，随知祥入蜀，娶孟知祥女崇华公主，“审征故公主所出，少与后主相亲狎”（《十国春秋》卷五五《伊审征传》。）。后来其子崇度亦尚公主。（参见《宋史》卷四七九《伊审征传》。）王昭远任枢密十八年，伊审征任枢密十四年。两人皆志大才疏之辈，但两人皆自少便与后主相亲狎，所以能久于枢密之位，正在于此。后主以亲狎之徒为枢密使，如果其时的枢密使仍停留在内臣的层次上，充当天子私人的角色，不得专行事于外，则其对国政影响也微；然而后蜀时期的枢密自其一开始便已担当了掌军政的重任，在后主后期进而领兵，直接掌握军权。
后蜀的枢密院制度在其建立之初显然是受到了后唐制度的影响。（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前后蜀的枢密使》，37页。）孟知祥与后唐渊源极深。孟知祥本为河东旧人，在后唐建立之前就做过李存勖的中门使。后唐灭梁，继孟知祥为中门使的郭崇韬转而为枢密使，而后唐的枢密使已经是掌军政的机构。孟知祥建蜀后所任命的首位枢密使王处回经历与郭崇韬类似，也是先为中门副使，迁正使，后为枢密使。孟知祥将后唐时期的枢密使制度重现在自己的新政权中，应该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据《十国春秋》卷四十九载：（明德元年秋九月）甲寅，诏加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为六军副使。仁罕自恃宿将有功，求判六军，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帝不得已，有是命。李仁罕手握强兵，为后蜀初期之实力派。欲求判六军，而需先通过枢密院，可证枢密院实掌军政。像判六军这样的重大任命，一般都是由皇帝与枢密院商议，然后翰林学士院草麻。兵将的派遣也出于枢密院。广政十年（公元947年）三月，翰林承旨李昊请枢密使王处回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将兵急攻凤州（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天福十二年三月癸巳条。）；同年十二月，后主遣雄武都押牙吴崇恽，以枢密使王处回书招降凤翔节度使侯益。（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寅条。）正因为后蜀时期的枢密使如后唐制度一样，已经与中书分秉兵政和民政，故而已经与宰相一起被统称为“执政”（《资治通鉴》二八八乾祐元年九月己未条；《十国春秋》卷四九广政十一年九月己未条。），显示出其在中枢体制的重要性。
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之后，孟昶杀宰臣张业，免枢密使王处回。故将旧臣殆尽，孟昶始亲临庶政。（参见《锦里耆旧传》卷三。）可能是从此时起，后蜀的机构扩大，职能也进一步扩展。因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孟蜀始设两枢密。再者，枢密院属官中开始出现大程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甲戌”条载：先是，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说通奏使、知枢密院事王昭远曰：“公素无勋业，一旦位至枢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时论？莫若遣使通好并门，令其发兵南下，我即自黄花、子午谷出兵应之，使中原表里受敌，则关右之地，可抚而有也。”昭远然其言，劝蜀主遣枢密院大程官孙遇、兴州军校赵彦韬及杨蠲等以蜡弹帛书间行遗北汉主，言已于褒、汉增兵，约北汉济河同举。大程官非枢密院所专有，是一种较低级的给使人员。后蜀枢密院有大程官之设，说明其组织的扩大，这种组织的扩大也可能与其职能的扩展有关。
后蜀后期，兵事渐多，枢密院职能扩展到领兵，既掌军令，又掌军队。如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八月，周将王景等大败蜀兵，后主遣知枢密院伊审征抚慰行营，仍督战。（参见《十国春秋》卷四九广政十八年八月己未条。）十八年夏四月，后主命知枢密王昭远按行北边城塞及甲兵以备周。（参见《十国春秋》卷四九广政十八年四月丙辰条。）二十六年（公元963年）三月，宋师平荆湖，后主惧，将发使朝贡，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固止之，
乃遣兵屯峡路，增置水军。（参见《十国春秋》卷四九广政二十六年三月条。）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十二月，宋两路伐蜀，枢密使王昭远亲自率军迎战。（参见《十国春秋》卷四九广政二十七年十二月条。）王昭远、伊审征为枢密使执掌军务已属不堪，亲自主兵就更等而下之了。据《十国春秋》记载：广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太后谓后主曰：“吾昔见庄宗跨河与梁战，及先帝在并州捍契丹，入蜀定两川，诸将非有大功，无得主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远出自厮养，伊审征、韩保贞、赵崇韬皆膏粱乳臭子，素不习兵，徒以旧恩置于人上。平时谁敢言者，仓卒遇疆场有事，安能御大敌乎？”（《十国春秋》卷五〇《太后李氏传》。）所谓“广政末典兵者”，指的正是以枢密使而掌兵之王昭远、伊审征。后蜀的枢密院从掌军政到亲自掌兵，显示出其不同于中原地区枢密院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四、结论唐代
枢密使最初的职责在于掌文书通进，沟通内外，宦者居宫内，用宦者本属自然。晚唐枢密使权力的扩张，则是与宦官集团整体势力的膨胀相适应，对此，唐代君主只能被动地接受，虽然这并非他们创法立制之本意。对后世君主来讲，是否沿袭枢密使制度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尤其对于没有多少历史负担的南方诸割据政权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对于唐代的枢密院制度或是摒弃，或是沿袭，或是改造，其发展较之于北方中原地区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从设置情况看，吴越、荆南两政权没有沿用唐代的枢密院制度，其他各政权则都程度不等地受到唐制的影响。吴越、荆南的情况可能与它们始终奉中原正朔有些关系，不过无其职并不等同于无其事，譬如楚国虽亦称藩中原，却有模仿唐制的左右机要司之设。南汉、闽国的枢密院或者类似机构、职掌尽管有名号上的差异，但其建立明显受到了唐代枢密院的影响，然而其发展又是非常有限的。它们既没有如五代那样向军政机构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对各自政权的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与枢密院制度在北方中原政权和南方吴、南唐以及前后蜀的发展形成明显对比。唐代的枢密院制度对前蜀和吴、南唐的枢密院制度影响至为明显，
甚至在名称上，它们的枢密院都一如唐制，称作“内枢密使”（杨吴时期因为避杨行密讳而称作“内枢使”，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后梁贞明五年四月戊戌条。）。实际上这两地的政权也正是保留唐代文物制度最多的地方。后蜀的枢密院制度的建立则更多地受到后唐之制的影响。虽然渊源有异，又都经历了不同的演变途径，但饶有趣味的是，殊途而同归，与五代的枢密使制度一样，他们最终都走向主掌军政，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各自的内朝性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蜀的枢密使制度曾早于南唐、北宋数十年，一度揭示出文人、学士主军政的图景，接着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又不禁让人惊异于变革期内制度变化的复杂与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