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颂系对诏书中“颂系”的解释，旧注家有所分歧。如淳注释曰：“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吏舍，不入狴牢也。”认为颂系之人免受刑具束缚，亦不在牢狱监禁，只是拘留在官署之内诸曹属吏的宿舍里。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此颂系即《唐律》之散禁，非谓不入狴牢也。”即颂系者依然要关入监狱，但可以不著械具。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六对上述争议分析道：“如淳谓但处曹吏舍，颇与近世情形相似，凡府厅州县监中所收者，皆是已经画供之囚，其未定罪者，皆在外监或看守所，不在正监中。古法固不可以今法拟之，而如淳所言必非无据也。囚之著械，原是虑其逃亡；盗，逃也，故曰盗械。非必逃亡之人，始令著械，收系亦不必皆在狴牢。”
“颂系”应当是不著刑具，在这个问题上各家意见一致。至于这类囚犯是关押在狱内，还是拘入吏舍，则有不同看法，尚待进一步研究。
（3）爵五大夫秦、汉实行二十等爵制度，“五大夫”为第九等爵，颜师古称其“大夫之尊也”。据清儒钱大昕考证，汉代爵制的特点之一，是把“五大夫”作为高、低爵位的划分界限，自第八级公乘以下为低爵，彼此之间的权益、身份没有多少差别。“大约公乘以下，与齐民无异，五大夫以上，始得复其身。民赐爵者至公乘而止。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钱大昕撰，吴友仁点校：《潜研堂文集》卷三四《再答袁简斋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从五大夫开始，以上各级爵位均属高爵，可以享受到许多方面的优待。例如，高帝八年曾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汉书》卷一下《高帝纪》。）《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亦载公乘以上可以不服徭役，因此“民多买复及五大夫”。
（4）吏六百石以上秦、汉法令规定，各县的行政长官根据该县的户口多少分为令、长两级，俸禄有所差别。据《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所言：“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另外，《续汉书·百官志五》亦言：“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皆秦制也”。惠帝诏书中所称“吏六百石以上”，是指相当于大县县令的最低秩品。秦、汉区别高级、低级官吏，大约根据品秩划分为三个等级，自上及下，即万石至二千石，千石至六百石，五百石至百石。六百石是中级官吏的最低品秩，如《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元六年五月诏所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往往是汉朝政府施以各种优遇的对象标准之底线。参见：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十二年二月诏曰：“（燕王卢）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
《汉书》卷二《惠帝纪》即位诏：“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汉书》卷八《宣帝纪》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
《汉书》卷九《元帝纪》永光元年三月诏：“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建平四年：“夏五月，赐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
《后汉书》卷六《冲帝纪》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5）宦皇帝颜师古对此条注曰：“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所以云及耳。”即认为“宦皇帝”是指在惠帝登极以前为其服务过、又为他所认识的人员。
综上所述，是惠帝将高爵（五大夫以上）、长吏（六百石以上）及皇帝的故旧下属列入优待范围，有罪被捕也可以免受刑具拘系。
2.景帝诏书《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载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曾下诏对颂系制度作了补充，有关内容如下：“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颜师古注曰：“颂读曰容。容，宽容之，不桎梏。”即对上述几种特殊身份的人亦实行颂系，逮捕入狱时不用拘以刑具。其中包括：
（1）“八十以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汉代朝廷往往给予某些优待，例如颁赐布帛食物，免受连坐，等等，参见：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载文帝元年三月：“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狩元年四月：“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汉书》卷八《宣帝纪》元康四年春正月，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阳嘉三年五月诏曰：“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建和二年正月甲子：“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此项恤老制度源于西周，据《汉书》卷二三《刑法志》引《周官》所言，当时有所谓“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颜师古解释道：“幼弱，谓七岁以下。老眊，谓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痴者。”
（2）“八岁以下”即未成年的幼儿。见颜师古注《汉书·平帝纪》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称，言其昏暗也。悼者，未成为人，于其死亡，可哀悼也。”
（3）孕者未乳未生产的孕妇。
（4）师、朱儒盲人乐师和侏儒，见如淳注：“师，乐师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前者惠帝颁布的颂系制度仅照顾贵族、官吏等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无涉。景帝的补充规定将老幼孕妇和残疾之人纳入优待范围，显得更为人性化，是一项得民心的措施，何况这些人受生理条件的局限，很难反抗或逃走，不著刑具也不会影响对他们的拘禁。
另外，在汉简当中，也可以见到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3，10·1，13·8，126·12：“……年八十及孕、朱需（侏儒）颂系。”武威磨咀子汉墓《王杖诏书令》：“孤独盲珠孺（侏儒）不属律，人吏毋得擅征召，狱讼毋系，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3.平帝诏书汉平帝在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月再次下诏修订颂
系制度，可见《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其文字如下：“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诚欲以防邪辟，全贞信。及耄悼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从诏书的内容来看，有下列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它强调的是“无得系”，应不予逮捕，官府验问时，“就其所居而问”（《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四年正月诏”颜师古注。）。而不是旧时学者所认为的“颂系”，即入狱但不著刑具。
其次，照顾的对象扩大到受连坐的所有妇女，以及非大逆不道罪与皇帝专门下诏指名逮捕者的男性老幼亲属。汉代广泛实行连坐，“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盐铁论》卷一〇《申韩篇》。）；是引起民怨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帝诏书里也提到此举“构怨伤化，百姓苦之”，所以针对它推出了这些规定，以缓和社会矛盾。
再次，将免于拘系的男性幼儿年龄从八岁以下降低到七岁以下。汉代儿童，七岁以下称为“未使男”、“未使女”，自七岁至十四岁称为“使男”、“使女”，意谓其进入少年阶段，可以参加较轻的劳动。（参见杨联陞：《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载《国学季刊》7卷1期；陈公柔等：《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载《考古》，1960（1）。）另外，西汉武帝时向三岁以上的幼儿征收口钱，每人每年交二十钱。元帝时，大臣贡禹上书，认为幼儿七岁换齿，进入少年，口钱应当按照这个年龄征收，这样就和社会习俗吻合起来，此项建议得到了朝廷的实行（参见《汉书》卷七二《贡禹传》。），又《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载：“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平帝诏书降低免于拘系儿童年龄的依据即在于此。
4.光武诏书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在建武三年（公元27年）七月庚辰下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刘秀颁布的法令基本上重申了平帝元始四年诏书的有关规定，对旧的颂系制度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放宽的修订：
（1）提高了免于拘系者的年龄标准如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六中所言：“建武之诏本于元始，不必以王莽专擅之文而讳之也。惟一系七岁以下，一系十岁以下，为不同耳。”
（2）降低了“有罪先请”者的品秩西汉时期，官员俸禄在六百石以上者，犯罪发觉后必须先向朝廷奏报，得到允许才可以逮捕。见《汉书》卷八《宣帝纪》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夏四月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现在将这一优待的标准降低，不满万户的县长与侯国相，佩铜印黑绶，“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者，也纳入“有罪先请”的优待范围。
综上所述，汉朝的颂系制度体现了对官僚贵戚犯罪者的特殊优待，自景帝时起，又加入了对老人、幼儿的照顾，体现了封建统治者所提倡“尊尊”、“亲亲”以及“恤老怜幼”精神，这是儒学思想在政治法律领域中进一步扩大其指导作用的体现。从西汉末到东汉初，这一趋势得以继续发展，在颂系制度中把受连坐的女犯和老幼从轻对待，从原来的入狱不著刑具改为免于逮捕，有事传讯。这一变化表明了汉朝司法体系中拘系制度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