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国持正”型自战国已
降，“尊君卑臣”不仅凝化为制度规定，同时也熔融为政治伦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果群臣必须唯君主的意旨是听，一旦君主的决断出现失误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么国家的利益岂不是要遭受伤害？明于治国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在这一方面颇多匠心设计。于是，出现了辅政制度、职在谏诤之官、草诏与封驳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于防范皇帝个人的错误意旨破坏国家的根本大计。然而，在皇帝（特别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于独断专行的皇帝）执意要做某件事情，并且带有“即时”性质的场合，上述预设的制度就会失效。当皇帝敢于置制度于不顾而强行发号施令的时候，好像只能仰赖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奉诏！”形势才有可能得以扭转。这是地地道道的“触逆鳞”之举，其危险性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如果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境界，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种类型的“不奉诏”，是最具有社会意义、最值得研究的，当然也是最令人钦佩的。
试举汉代的几个显例，借以展示当事人的铮铮铁骨、大丈夫气概。汉初的鲠直大臣周昌，可当得起直谏第一人。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争最为激烈。周昌为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对刘邦声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卷四二《周昌传》。）好一个“期期不奉诏”！为此，刘邦对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后，刘邦不得不改变初衷，保留太子地位而封如意为赵王。为了保证自己身后赵王如意不至于被人杀害，刘邦留意为赵王寻求一位可以信赖的丞相，结果周昌当选。在刘邦死后，大权在握的吕太后开始了她的复仇举措，囚禁了戚夫人，随即宣召赵王入京。传宣诏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赵相周昌拒不应命，他对使者说：“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太后大怒，只好先征召周昌入朝，她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周昌先后两次声明“不能奉诏”，公开对抗汉高祖与吕太后两位专制统治者，是冒着相当风险的；从他的用意而言，不带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更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
汉景帝时期的大臣窦婴，也以“不奉诏”之举而赢得了声誉。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窦太后的少子。窦太后不脱老妇人常态，因为喜爱少子的缘故，欲令梁王为景帝的继承人，即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安排继统序列。一次，景帝与梁王按照家人之礼，共同奉陪太后宴饮，景帝可能是出于安慰母亲的考虑，对梁王说：“千秋万岁之后传王。”窦太后果然面露喜悦之色。当时虽然不是在朝会的场合，没有形成正式的诏旨，但是景帝一语既出，就应该为“君无戏言”而承荷起许诺。窦婴也在场，当即对景帝的失言提出批评：“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此话一出，实际上就是“不奉诏”的公开表态，也是一种驳议，取消了景帝言论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无声”承认了窦婴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撤销了方才的许诺。
西汉后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诏”的潜在可能性，阻止了汉元帝晚年废立太子的打算。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重病缠身，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刘骜却难以得到进见的机会。元帝病情稍为缓和，竟然对王皇后、太子产生了更多的不满。他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改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故事，皇帝有废立太子之心，在宫廷之中已经不再是秘密。为此，太子长舅王凤与王皇后、太子皆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说当时的政治高层疑云密布绝非危言耸听。史丹凭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陪伴在侧，他在与元帝单独相处之时，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长达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爱幸却广为人知，近来更有道路流言，以为太子位置有动摇之议。言谈至此，史丹极力强调：“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汉书》卷八二《史丹传》。）元帝有感于史丹的涕泣极谏，特别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诏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现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紧张局面，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确表态：不会有改立太子之举。一场政治危机得以消弭。史丹所言公卿“以死争，不奉诏”的局面尽管没有出现，但从元帝的反应可以想见，一旦形成事实，只要皇帝不是肆行无羁的暴君，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因此，如果官僚集团群体性“不奉诏”见诸实行，对于纠正皇帝个人的错误决策，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皇帝的言论不属于原则性错误，而只是一时失言，鲠直的臣子也可以用“不奉诏”的方式表示抗旨。东汉初年的循吏任延，对光武帝刘秀的驳论，可称之为一段历史佳话。建武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四年，深得民心，离任之时当地吏民“生为立祠”。后转任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接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光武帝之言，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为官之道，务实却难免俗气，特别此话出自于皇帝之口，更为有失体统，在听到了任延坦荡无私的批驳之后，他只好叹息认错：“卿言是也。”（《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任延》。）
在以上所举四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共性：公开声称“不奉诏”、“不敢奉诏”的臣子，其见识均在皇帝之上，他们的态度一旦表达，就会光明磊落地坚持下去；而皇帝则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或失言，还需要通过表示尊重抗旨者的方式，借以纠正错误。
公开宣称“不奉诏”而抗旨者，也并非都能够体面“收场”，毕竟这是“触逆鳞”的行为，万一“真龙天子”动怒，当事人受到迫害也是难免的。东汉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安帝受人蛊惑，下诏命令公卿以下朝官集会讨论废立太子。大将军耿宝等人秉承皇帝旨意，以为太子当废。时任太仆的大臣来历，却持不同意见。他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联名上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安帝在盛怒之下不予采纳，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来历认定太子无罪，皇帝的旨意应该纠正，于是邀约了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持书御史龚调等十余位大小臣僚，“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他们援引法律来证明，即便是太子的属官确实犯罪，皇太子也不该坐罪被废。安帝对来历等人的举动极度恼火，派中常侍奉诏威胁他们：“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面对皇帝要治罪的强硬表态，参与进谏者莫不失色。将作大匠薛皓率先改变态度，表示“固宜如明诏”。这是见好就收的聪明人。来历却瞧不起薛皓的见风使舵而出言相讥：“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其他人先后退走，只有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安帝大怒，竟然下旨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职。（参见《后汉书》卷一五《来歙列传附曾孙来历传》。）值得注意的是，来历的愤然抗旨之举，本来出自于维持政局稳定的公正体国之心，与上述周昌等人的“不奉诏”本来别无二致，但是竟然被安帝加以“与群小共为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的政治罪名。可见，“不奉诏”的处置结果，包括当事人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人治”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体现之一。
秉持正义而“不奉诏”者遭受迫害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出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长远考虑，部分思想家不得不设计出某些理论，借以对君主滥用权力实施约束。西汉后期的学者刘向，假借他人口吻，就臣子应该如何对待君命的问题，说出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其中，他把“逆命利君”作为忠臣本质特征的表述，是大有深意的。他还对“辅弼之臣”寄予特殊的期望：“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二《臣术》，北京，中华书局，1987。）稍加思量，其实所谓的“忠臣”、“辅弼之臣”，他们的共同点恰恰在于——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他们应该有“不奉诏”乃至于强迫君主按照正道行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政令失御”型
在正常情况之下，皇帝的诏旨，不仅仅是其个人意旨的表达，更是国家政令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皇帝的诏旨，如果在下达执行的过程中被以各种方式所搁置，那就意味着出现了“政令失御”的问题。此类的“不奉诏”行为，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人公开表态，抵制是在暗中进行的；二是“不奉诏”者自身不是公正的化身，恰恰相反，他们代表了官僚集团中的黑暗势力。“山高皇帝远”的俗语，是对此类“不奉诏”行为成因的最好说明。在边远地区，一直存在着“鞭长莫及”的实际问题。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央的离心离德往往也从此开始。“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王符撰，汪继培笺：《潜夫论校正》卷四《三式》，北京，中华书局，1985。）。这一分析，还道出了其危害性：地方官“废忽诏令”得不到惩治，百姓就难免蒙受劫难了。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有时候最高统治者实在不愿意“装糊涂”了，也会在诏书中把这一官场“潜规则”予以揭破。和帝逝世之后，殇帝即位之初，临朝称制的邓皇太后下诏大赦天下。为了避免大赦令形同虚设，她在诏书中强调：“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书》卷四《孝殇帝纪》。）邓氏是高明的政治家，把政令受阻的严重问题表述为官员的“持重”之举，但遮羞布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员打折扣是半公开的秘密。汉安帝曾经借着大雨成灾，在救灾的诏书中，指责“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进而指出，朝廷虽有“养老令”和赈济贫困的规定，但是“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明知国家的法令、皇帝的旨意，被地方官吏大打折扣，朝廷除了下诏谴责之外，并没有实际的制裁措施、纠正之策，这里透露出多少无奈？
这一类型的“不奉诏”，折射的是政令不畅的政治弊端，是吏治昏暗的表现形式之一。在集权制的体制体系之内，“令行禁止”一旦成为官样文章，那么任何立意高远的法律、制度、政策，都会归于名存实亡。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一个想维持社会公信度的政府，都应该设法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以上列举的四种类型的“不奉诏”行为，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了解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其中“为国持正”型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作用与影响也是最值得肯定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反对意见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如果我们要对古代的“开明政治”加以界定的话，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考量当政者对“异议”的宽容度。如果一个皇帝不允许“不奉诏”有事实上的生存空间，那就是专制独裁到极点了。在政治运作层面，如果将缓冲区间和调适空间压缩得过小，就会造成缺乏机动性和调控性的困境，减少了从容回旋的余地，而这绝非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