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汉为例
赵凯
王朝兴替，政权交接，构成了传统社会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兴替交接的过程，有时是通过军事斗争来完成，有时则是有和平色彩的禅让。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社会舆论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体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刘建明：《基础舆论学》，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一个王朝，纵然貌似强大，一旦施政不当失去民心，社会上就会出现消极性舆论，对现存政权的合理性做出批判。随着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现存政权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在此基础上，一些强力人物顺风而呼，利用现有舆论，或者制造舆论，公开否定旧政权及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在舆论由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的过程中，新旧王朝完成了交替，历史迈出了新的一步。
一、秦、西汉之际
秦王朝以猛烈的兼并战争摧毁了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而是修驰道，筑长城，营建宫陵，击胡攘越，劳民伤财，令原来对新政权充满期待的士庶极为失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太平御览·乐部》。）这首歌谣，反映了秦王朝繁重的兵役、劳役在民间引发的怨恨情绪。天下一统，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反而使百姓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残酷的现实勾起了怀旧情绪，人们对“统一”本身产生了反感，希望秦帝国早日灭亡，让历史重新回到列国分立时代。东郡陨石上的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秦统一全国的短短十余年间，社会上出现了数种对帝国国运构成冲击的说法，如“亡秦者胡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东南有天子气”（《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还有上面提到的“始皇帝死而地分”，深刻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形势：秦的统一，不过是政治上的统一，要想统一社会思想、心理，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新帝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个意义上讲，流传在社会上的“咒秦”之语，是来自六国残余势力及新帝国受害者发动的舆论反扑。秦以苛法酷役致使人们发出怨言，又以“焚书”、“坑儒”、“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之类的强硬手段来打击消极性舆论，等于是将尚处在犹疑观望状态下的民心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扩大了反秦运动的群众基础。《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所谓“向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可谓一语中的。舆论的功能表现是自在的，而引导舆论则是自为的。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战争中，各支武装势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做舆论文章。《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举事之前，先制造舆论：
……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陈胜、吴广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这样的异常现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在数百人的群体中形成共同意见，即以“大楚”名义反秦，陈胜为领袖。但是这个经过精心炮制的舆论只能使这批戍卒“敬受命”，要想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反秦行列，形成更大的声势，就必须制造具有更大影响范围的舆论。于是，举事之后，陈、吴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在百姓心目中，公子扶苏是一位颇有威望，又颇得同情的人物，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有人认为扶苏已经屈死于胡亥之手，也有人相信他还活着。项燕是楚国名将，“数有功，爱士卒，楚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在楚地颇有影响。陈胜、吴广利用扶苏、项燕的声望来获取人们的关注与支持，既是顺应舆论，又是制造舆论。不过，利用欺诈手段形成的舆论，往往只能生效于一时，一旦诈术暴露，舆论的社会功能便不复存在，舆论制造者有时还会遭到报复。陈胜兴师之初势如破竹，后来屡遭败绩，将反秦大旗拱手让人，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项羽集团的前期领袖项梁，本是项燕之子，起兵江东后，楚人纷纷来附。为了“从民所望”（《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梁听取谋士范增建议，将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在利用、制造舆论方面最为成功者，当属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之降后，马上着手进行收揽人心的工作。他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声明自己入关，意在“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又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要求吏人尽职尽责如故。接着，又派人跟随秦吏深入到基层乡邑，向百姓解释、宣传自己的主张与新政策，结果“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以“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为由，谢绝劳军，秦人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刘邦入咸阳之初，附属于战败一方的关中吏民，对作为胜利者的关东反秦武装存在着的恐惧与敌视情绪，与秦灭六国后关东百姓对秦人的恐惧与敌视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当时关中地区的主流舆论对率先入关的刘邦集团来说，是消极性的。但是，刘邦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争取到秦人的支持，成功地将不利舆论转化为有利舆论，将消极性舆论引导成积极性舆论。反观反秦势力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项羽，进入关中后，“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令“秦人大失望”。关中舆论对刘邦和项羽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已经为日后楚、汉之争的胜负归属埋下了伏笔。
在楚、汉相争之初，刘邦又一次巧妙引导、并成功利用了舆论。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将义帝徙往长沙，又指使人将其杀死在途中。刘邦出关至洛阳，从新城三老董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并遣使遍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义帝虽处虚位，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以不仁不义处置义帝，此事一旦公开，必然会招致舆论大哗。刘邦在周都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将项羽的恶行通告诸侯，实际上取得了舆论先机，为最终战胜项羽增加了筹码。
二、西汉、新莽之际汉武
帝之后，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在“天人感应”理论框架下，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由解释灾异形成的意见，往往具有批评时政的倾向，持续不断的批评，使最初的个人言论逐渐蔓延成普遍意见，在这一过程中，质疑汉祚的舆论也在缓慢发展。在官方言路上，昭帝时，鲁人眭孟对当时的一些异常自然现象，以《春秋》推意，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卷七五《眭弘传》。）哀帝时，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书》卷七五《李寻传》。）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全国范围内的“行西王母筹”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心摇荡的社会心理状况。舆论领域内的种种迹象表明，延续了近二百年的西汉王朝正在步入衰微末世。
西汉王朝的终结者是王莽。从《汉书·王莽传》的有关材料来看，王莽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与亲和力的政治人物，早在辅汉之前，就因克己下士，颇得人望，“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声誉远在他的几位叔父之上。在王莽由辅汉进而代汉的过程中，来自社会舆论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哀帝时，王莽得罪外戚丁、傅，就国。“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为了让安汉公的女儿入宫为皇后，“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王莽辞让新野食邑，“吏以民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恳请太后以九锡之礼尊宠王莽，太后诏下群臣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十人”一致认可。“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之类的符命也为王莽代汉推波助澜。王莽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并制造舆论。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改元事件中“太初元将元年”，被王莽解释为“大将居摄改元之文”；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行诏筹”事件中的“西王母”，则被与王太后对应起来。可以说，是强烈的社会舆论把王莽推上了政治神坛。
支持王莽的舆论，并非出自某一或某几个群体，而是泛社会的。人们支持王莽，原因相当复杂。总体来说，人们在对成、哀以来的汉世失望之余，希望能从新政权中得到实惠。在某种程度上，王莽已被视为“救世主”。王莽本人也试图通过复古改制来整治西汉后期以来的积弊，但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改革货币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混乱，引来非议。王莽以强硬手段推行改革，结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买卖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新莽行大、小二品钱，百姓不便，私自以汉五铢钱交易，讹言“大钱当罢”。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一个名叫碧的疯癫女子在长安道路上高呼：“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天凤二年（公元15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等征讨关东反抗势力，大军“所过放纵”，关东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这些谣语表明，曾是众望所归的王莽，如今沦为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地皇三年（公元22年）冬，王莽准备派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这一举动等于是宣布了改制的失败，新莽政权因无法兑现世人的期望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一个被舆论捧举起来的政权，又在舆论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三、新莽、东汉之际尽管
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对汉祚表示怀疑的说法，但在两汉之际，刘氏汉朝的正统地位仍然得到多数人的承认。以刘氏宗室的身份，在“复汉”的名义下举事，无疑更具感召力，更容易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故两汉之际的反莽运动中，各武装势力的领袖或名义领袖多为刘氏子弟，如早期的严乡侯刘信、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真定人刘都，后来的刘玄、刘盆子、刘永，以及刘、刘秀兄弟等。冒称刘氏宗室者亦不乏其人，如赵国邯郸人王郎诈称是成帝子子舆，安定三水人卢芳自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后汉书》卷一二《卢芳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