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郎在制造、利用舆论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王郎以卜相为业，明星历，善望气，“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后汉书》卷一二《王昌列传》。）。早在始建国二年，长安男子武仲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王莽捕杀了此人，但这一事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王郎借此诈称自己是真正的刘子舆，编造了一个神乎其神的故事：“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馆。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汉书·王昌传》。）赵地宗室刘林及豪强李育、张参等遂拥立王郎为天子，“百姓多信之”。为了扩大影响，王郎政权移檄州郡曰：“制诏部刺史、郡太守：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熏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土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睹朕之沉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当时民间流传着翟义未死的说法，王郎借此造论，“以从人望”。在王郎政权的舆论攻势下，“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当时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路经赵地，闻此消息，两个随从竟然弃主而去投奔王郎。（参见《后汉书》卷一九《耿弇列传》。）刘秀奉更始之命安集河北，闻讯惶惶南逃。攻灭王郎后，“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这些情况，大体能反映王郎政权声势之盛。王郎政权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燕赵地区，应与其成功制造舆论有直接关系。刘秀曾向王郎的乞降使者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汉书·王昌传》。）这一“狂言”大体反映了这位乱世英雄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武力资本的倚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漠视武力以外的因素。实际上，刘秀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也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分不开。早在刘秀举事之前，社会上就流传着两条谶语，一条是“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一条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哀帝初，贵幸之臣刘歆改名刘秀，“冀以应占”（《后汉书·窦融列传》；又《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注引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在道士西门君惠等怂恿下，刘歆筹谋反莽，事败身死。（《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称刘歆自杀；《后汉书·窦融列传》则说是被杀。）据说他在赴死之前，对围观的百姓说：“刘秀真汝主也。”（《后汉书·窦融列传》。）在谶言影响下，宛地豪强李通借此怂恿刘秀，刘秀的姐夫邓晨也因谶言之故，对妻弟另眼相看。刘秀在河北羽翼渐丰，其昔日同窗彊华从关中奉上《赤伏符》，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遂以“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为由，正式即皇帝位。（《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即位之后，刘秀根据谶文“孙咸征狄”，以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依照《赤伏符》“王梁主卫作玄武”，拜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这样的人事安排，可能与光武帝本人对谶纬的相信有关，但我更趋向认为，光武此举，意在倡导信谶之风，借机提高“刘秀发兵捕不道”之类“御谶”的效力。
在出兵平蜀之前，刘秀与公孙述之间还进行过舆论交锋。公孙述据蜀地自立，利用图谶符瑞制造舆论。《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记载：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
公孙述“数遗书中国”，将以上内容传播至中原，“冀以感动众心”，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从“帝患之”这条史料来看，公孙述的舆论攻势大概取得了一些效果，故使刘秀心生忧虑。在积极筹备武力征讨的同时，刘秀致信公孙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并署名“公孙皇帝”，对公孙述的说法进行驳斥。
四、东汉后期
自安帝时起，东汉朝廷显示出不可挽救的江河日下趋势。（于迎春先生认为，范晔对于所谓“祥瑞”的叙述方式，从永初年间开始微妙改变，意味着史家对安帝以来整个社会政治大势在评估上的转折。参见氏著：《秦汉士史》，4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经顺、质、冲至桓、灵时期，国家积弊丛生，百姓生活困窘，朝野上下，讥怨之声不绝于闻，刘汉政权步入了衰世。流传在士庶百姓中的歌谣里语，对衰世时弊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批判。桓帝初有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后汉书·五行志一》。）讽刺人主公然敛财，不恤黎庶。其中“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之语，与其时的另一首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一》，以及安帝时益州民谚“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共同反映了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顺、桓之际，外戚梁冀专擅威柄，诛杀异己，又骄横自恣，极尽淫侈，“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姓用“梁氏灭门驱驰”（《后汉书·五行志一》。）来诅咒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借助宦官势力铲除了梁冀及其党羽，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为侯，时人称之“五侯”。五人利用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为非作歹，故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得势为非的“刑余之人”的憎恶。外戚、宦官势力轮流坐庄，忠良之臣不畏强暴，身陷重辟；媚俗者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故顺帝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五行志一》。）对忠直不挠、舍生取义如李固者表示同情与敬仰，对曲意顺从、失节求荣如胡广者表示愤慨与鄙视。京师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后汉书》卷四四《胡广列传》。），亦对素餐尸位的政坛“不倒翁”胡广冷语相讽。里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崔寔《政论》。），表明朝廷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国家机器已经因严重蚀锈而不能正常运转。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审举》，北京，中华书局，1991。），以及京师民谣“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后汉书》卷六一《黄琼列传附孙黄琬传》。），意味着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已经大坏。顺帝之后，社会上的童谣、歌谣、讹言、流言频繁出现，批评时弊的倾向性也越来越强烈。舆论密度与强度的增加，意味着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政权已经陷入了严重危机。
社会舆论对桓、灵之际政治现状的揭露与批判是全方位的，连专制君主也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延熹三年（公元160年），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以“帝欲不谛”来指责桓帝失职。六年之后，太尉陈蕃上疏为党人辩讼，将朝廷对党人的迫害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将桓帝定格在亡国之主的位置上。这些言论固然出自个人之口，但未尝不可视作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天下匈匈，罪在一人”，汉代君主习用的过己之辞，至此已由客套用语演变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关于汉祚将尽的说法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汉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讳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六月，洛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又载：“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阳门，辞‘我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何人。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至汉末，有识之士已经习惯于从社稷将亡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如《风俗通义·佚文》记载：“灵帝之末……咸名后生放声者为时人。有识者窃言：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消极性舆论的持续出现与广泛传播，助长了对朝廷怀疑、批判情绪的滋生蔓延。
社会舆论对汉末时弊的批判，在“党锢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党锢事件”的发生，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前人之述备矣。就其发展过程与表现形式来看，这一政治事件的实质，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社会舆论与专制皇权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党人以言论为武器，对时政百弊及作为皇权衍生物的宦官进行猛烈批判，对专制君主的权威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非讦朝政”（《后汉书》卷五三《申屠刚列传》。）、“评论朝廷”、“诽讪朝廷”（《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件对统治阶级上层的舆论批判色彩。宦官群体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以强制甚至血腥手段来迫害党人，打击舆论。此次交锋的结果，是数以千计的党人被诛杀、流放、禁锢，宦官群体有效地维护了既得利益，专制君主也成功捍卫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是，朝廷的胜利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皇权可以打击甚至摧毁党人的肉体，可以使造谤者缄口不言，却无法根除对立情绪。只要对立情绪存在，舆论就难免再生，甚至由批判的武器演化为武器的批判。“党锢久积，人情多怨”，“党锢之祸”后的社会情绪表明，皇权在交锋中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失败——桓、灵政权不但丧失了一次绝好的内部调整机会，反而加快了滑向深渊的节奏。
爆发于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可以看做“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由批判武器转化为武器批判的结果。张角兄弟举事之前，进行了长期而精细的舆论准备。《后汉书·皇甫嵩列传》记载：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张角及其弟子以方术之士惯用的手段为人疗病，在博得人们信任的基础上，传播汉祚已尽的观念，在八州范围内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浓缩了举事者思想的口号；写在官府衙门上的“甲子”，是传播其政治理念的标语。口号与标语“能击发或巩固广泛的舆论，具有点燃和放大舆论的功能”（刘建明：《基础舆论学》，286页。），张角等借助这种手段传言造势，称得上是舆论中上的一次创举。
“党锢事件”体现的是士大夫群体舆论；“黄巾起义”中的舆论，主体则是下层百姓。这两大事件表明，桓、灵以来的黑暗政治已经使统治者失去了民心支持，刘汉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坍塌之期即在眼前。
实际上，对于大厦将倾的危险局势，汉末的最高执政者并非全无认识。相反，他们也在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人心，引导舆论。灵帝之世，朝廷下达的赦赎诏令异常频繁，表明官方希望借助这种惠民措施取悦于民。“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希冀缓解士大夫群体对朝廷的对立情绪，减轻舆论压力。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杯水车薪，积重难返的刘汉政权已经无法自救。
以上对秦末至汉末政权更迭过程中的舆论现象与舆论行为做了大致描述。综合以上可以发现，国家承平时期，舆论相对要少；国势衰微、社会动荡之际，舆论异常活跃。舆论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也不是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力量，但却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普遍存在的作用。在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国势愈衰，抱怨批判之声愈多愈强；抱怨批判之声愈烈，国势愈衰，直到江山易主，政权更迭，客体不复存在，舆论才告一段落。对前面王朝不利的舆论，正是后面王朝继立的理由与借助的力量。因此，西汉、新莽、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以及变乱之际的其他逐鹿者，往往会顺应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以期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衰世君主为了维护其现实利益，有时会采取强硬手段来打击舆论，从秦与东汉的政治实践来看，以强制手段打击舆论，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并且有可能遭到舆论的报复，即促使舆论由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由道义上的谴责变成武装力量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