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曾
赵翼字耘松，号瓯北，清乾隆时人。他的《廿二史札记》是一部有名的论史之作。不少人将其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相提并论。他一生为官的时间不算长，做过地方官，还参与过军事活动。由于他具有从政和武事的经验，对于古代历史自然会有比别人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书中有好几处谈到汉武帝，现在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评价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的。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人物的汉武帝，其性格会有不同的层面，既有功也有过，其作为也有得有失。
卷三“武帝时刑罚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两条，他批评武帝信用酷吏，造成刑狱之滥。在对待盗贼的滋起，武帝用刑严急，致使小吏因惧诛，有盗亦不敢发，故“盗贼益多”。相形之下，光武帝“法稍疏而盗易散”。两人做法稍异，而效果大为不同。但在赵氏看来，武帝的长处要比其缺点为多。如卷二“上书召见”条，他把武帝和高帝相比，以为两人都有非凡的器度。特别指出如主父偃上书，“朝奏入，暮即召见”。徐乐、严安二人上书言伐匈奴之弊，当时言此实有逆鳞之嫌，但使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武帝反倒说相见恨晚。至于东方朔上书，赵云“其狂肆自举如此，便在后世，岂不因妄诞而得罪”，而“帝反伟之”。赵认为这和武帝刻察形成对比，所以他盛赞武帝时“禁纲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确实，武帝的弘人之度在古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用人不拘一格，这是武帝的一大特点。赵氏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事实确实如此，《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云：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不少出身微下之人，经过武帝选拔，都能跻身公卿之位，这在古代也是少见的。《汉书》说“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武帝既长于知人，又能善任，赵氏特别指出这一点。他说尽管严于驭下，但又有灵活性。如对于有缺点或毛病的人，他先科以重罚，但又“激之令赎，复求使”。对于有些人，“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他举张骞、李广为例，虽然两人都有过失，但都“许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对于有些“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称其“驾驭豪杰如此”（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武用将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武帝在用人艺术上确实非常之高明。
武帝能完成他的伟大功业，主要是依靠各种有用的人才。故赵氏云：“史称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也。”这和东汉时应劭称武帝“冠于百王”的用意相同，一点也不算过分。
武帝在文治、武功这两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可是《汉书》的赞中则只表彰其文治。赵氏在“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条中指出：《汉书·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
武帝之武功，彪炳于史册，而班固在赞中竟讳言其事，这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赵氏就此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武帝的武功，有褒有贬，由来已久。早在宣帝时夏侯胜就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其实这并非一人的想法，应该说在武帝谢世不久就出现这类的说法，而且相当的普遍，最明显的无过于《盐铁论》一书，书中有大夫和贤良文学双方激烈的争辩。贤良文学对武帝的武功予以猛烈的抨击，兹举下面两例：《国疾》：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適……《西域》：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后克之。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
贤良文学以为，武帝虽立大功，但所付代价太大，使政府和社会承受重荷，几乎要接近于崩溃的程度。意思是武帝过大于功，如果能崇文修德，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具体地说，对待匈奴应采取以德服人的策略，甚至以为可通过和亲政策来缓解和匈奴的矛盾。并责怪王恢谋伐匈奴而挑起祸端。
这种看法迂腐而带有书生气。因为根据历史的教训，和亲并非万能良药，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起些作用。而且当时谁都明白，匈奴人并不因和亲而满足，反而是得寸进尺。大夫在驳斥文学时就提到这点：《结和》：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何命“亡十获一”乎？可见武帝深知和亲之路走不通，迫于客观形式，只有诉诸武力。文学反对动武的原因是，怕“失”是“得”的十倍。大夫则讥刺文学是“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诫以自备，为不仁者之害己也”（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八，《和亲第四十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大夫特别强调，武帝“用兵非徒奋怒也”，而是为了“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卷八，《结和》。）
这话乃是对文学的短视观点的讥刺。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何班固贬低武帝的武功？他在《武帝纪》的赞里回避了对武帝武功的看法，但在《汉书·匈奴传》的赞语中明白地表达了他的论点：“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其实这和文学的意见如出一辙，即得不偿失。而且他还解释，在对武帝武功的看法上，“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他说的也不完全对，一是支持武帝动武的并不局限于武人，二是儒生也并非都是主张要和亲的。当然，班固受到历史上儒生的影响可以肯定，但现实对他的影响还是不小的。东汉和西汉有较大的差别，主要是国力强弱的不同。史称光武帝“久厌武事”，当时“天下疲耗”，偃武修文亦时势之必然。朝中公卿大臣皆主张对匈奴采用缓和的策略。如章帝时尚书宋意上书云：
光武皇帝躬擐金革之难，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来降，宠立以为单于，羁縻畜养，边民得以休息。（袁宏撰，张烈校：《后汉纪》卷一二《孝章皇帝纪下》章和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
《后汉书·班固传》言班固曾云建武、永平以羁縻为国策。后来窦宪要大举进攻北匈奴，司徒袁安就以“兵，凶器，圣王之所重”（《后汉纪》卷一二《孝章皇帝纪下》章和二年条。）为由坚决反对。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圣王之制夷狄，羁縻不绝而已。”（《后汉纪》卷一二《孝章皇帝纪下》章和二年条。）东汉早期，因国力不足，所以群臣皆主张以羁縻的办法来对付匈奴，这和西汉时不少儒生的意见相符。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在儒生中也并非只有一种腔调，如哀帝时议武帝庙毁不毁的问题，刘歆之议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
读了这段话之后，汉武帝所创建的丰功伟业，跃然纸上，令人感到振奋。这和目光短浅的贤良文学那种理不直气不壮的畏缩态度大异其趣。《汉书·韦玄成传》的赞语全引班彪之话，赞赏刘歆的意见，以为“刘歆博而笃矣”。可见在汉代的儒者中，对武帝武功的评价并不是一种调子，乃不乏真知灼见之人，刘歆和班彪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赵氏对班固“专赞武帝之文事”，于其武功则“不置一词”，深表不满，他以为武帝正和班固所说的相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而武功所带来的果实是大启疆土。他列举武帝开境于西、北、极南、东境、西南、极西。他还和秦做了比较：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条。）
这说明汉武帝毕生所作的努力，其成就的有些方面已超过于秦皇。他最后对武帝在历史上贡献的评价是：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条。）当然，从武帝到清代，中国版图大小方面有些变化，说“永为四至”不完全确切，但如认为疆域的基本架构确立于武帝时是无可非议的。这也是武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他遗留给子孙后代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两汉时或后世有的学者往往谴责武帝用兵不已，给财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此就掩没了武帝的巨大历史功绩，赵氏能独具只眼，从疆土这一角度来肯定武帝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也说明了赵氏善于读史。清代钱大昕很赞赏赵氏能“通达古今”（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佩服他见识宏远，赵氏正是具备这些特点，否则就难于在史学上做出如此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