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龚自珍的社会批判锋芒所向不仅揭露现实的黑暗面，而且也有新的政治期待，呈现出光明、美好前景的追求，寄望改革风雷激荡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勇于舍弃陈规陋习，不拘泥封建文人矜持、遁世、自隐的态度，以及自命清高、鄙视民众的品格。其突出表现是他对所说的“山中之民”不仅给予肯定性评价，而且把掀起“九州风雷”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以比较分析思维方法警示性地指出：“京师贱，如鼠壤，而山中之民壁垒坚”；“朝士寡助失亲”（缘因于其“失道”），而“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一啸百吟”（改革力量一呼而广大民众“百应”）。以至“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龚自珍从封建统治集团的歌舞升平表面现象背后清楚地看到了其失道寡助甚至众叛亲离、分崩离析那样一种政治残局，自以为还很强大的政治机器不过已如老鼠洞一样渺小空虚罢了。腐朽的王朝末日就要到了，“山中之民”一类民众掀起的社会变革大潮势将湮灭封建制度。龚自珍未必确指“山中之民”为起义农民力量，但至少指与朝廷对立的、亦非当权力主改革的士大夫者流的“反叛”力量则是无疑的。龚自珍赞赏赞美的“大声音”也不是农民起义的怒吼，主要反映出地主阶级改革派人士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期求政治改革的深沉心声。他所依赖所呼唤的“风雷”不排除包含大规模反抗清王朝民众力量的暴风骤雨奏响的风声雷声。
总而言之，龚自珍具有开一代新风意义的社会批判思想，从政治哲学高度透析出封建统治行将结束的客观历史趋势，以此与此前的封建士大夫政要高官的改革理论相区隔。他在为他所期望的祖国别开生面敲响祝福钟鼓的同时，也在敲响封建制度的丧钟，虽然后者并非其本意。这是龚自珍的社会批判哲学思考较他同时代思想家和此前历代改革派思想家更为深刻、更为激进、更有民本主义哲学的内涵。其通过剧烈社会变革改造旧制度，政治制度推陈出新，从而使祖国焕发生机的爱国主义、民本主义倾向是比较鲜明的。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政治思维取向上可借鉴之处是其对祖国、民族、人民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及改革总体目标的预设。
2.龚自珍以“更法、改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预想更法、改制是封建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时，地主阶级改革派政治人物（如前文论叙的商鞅、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等）所能提出的具有政治改革现实实践意义的中心思想主张。龚自珍继承历代改革家的更法、改制思想遗产（包括孔子的礼制“损益”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其新的意蕴、新的内容，表现出社会大变革时代、国难当头危急际遇勇于思考改革创新的特色和政治上激流勇进的气概。
龚自珍的更法改制思想不是突然发生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与封建顽固派的政治保守主义交过锋。以嘉庆皇帝颙琰为首的顽固势力在遭到天理教起义的沉重打击后，不思开拓进取，死守“祖宗之法不可更易”的教条，以期更加强化旧制。政治保守主义人士群起攻击改革派人士，警告官员们要严格“守法奉职”，否则，皇权不允，“天理难容”。对此，龚自珍针锋相对地诘问：“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行一谋，专一事。”反之，如果更法、“变成法”可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龚自珍明确而坚决反对“拘一祖之法”，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要克服现行法律的弊端，唯一路径是变更法度。他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批判那些死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观念和一切“率由旧章”的陈腐迂阔之见。他强调，僵化教条必须坚决抛弃，否则，旧制不去，新制难立，逆历史进化潮流而动是早晚要被历史潮流湮灭掉的。
龚自珍以宋代改革家王安石为榜样，对皇帝建言改革直陈变法、改制，实行“自改革”、避免“劲改革”的建议，认为改革是“医治病国”的药方。1829年，他在京城参加殿试，呈上贯穿改革精神的《对策》一文，未被朝廷采纳。他饱含改革激情写下《己亥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诗篇，诗中悲愤、励志吟咏：“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表明自己改革的宏大心志和以“医国”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对策》可以被视为“淡墨”，改革的“医国”意义才最为重要。
龚自珍政治改革预期的主要内容有三项，每一项都有直接针对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一，龚自珍建议修订封建礼仪典章制度，变通论资考官陈规，加重内外大臣的权威。龚自珍根据他在朝廷礼部做官的体悟，认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改革吏治，改革吏治的核心是把住录用官员入口关——改革科举论资考官的陈规，以及与之相关的封建礼仪典章制度和分皇权加重内外大臣之权。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挽救吏治日益腐败的危局，是“切中要害”之议。参见《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其中，重臣威一项极具反传统新意，其核心政治价值追求是分权，即将至高无上皇权为核心的皇室高度集权分权转移给内外大臣，对君主权力作某些限制，加重内外大臣的权威，以便提高行政效率，改善选人才用人才的制度和办法。他之所以提出“重臣权”主张，是因为“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他指责封建专制集权政治体制带来大大小小众官吏的士气不振、苟且偷安、敷衍塞责，致使吏治弊端盛行，如不改革，则国运必衰。当然，他的“重臣威”、“重臣权”主张也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防民变，使民畏的意向。他说：“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基于这样的政治考量，他劝告最高统治者掌握改革的主动主导权，“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龚自珍站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国家整体利益立场，宁愿让封建阶级“自改革”，不愿让“山中之民”一类以暴力革命来“劲改革”。龚自珍游移于“自改革”和“劲改革”之间，归根到底还是选择“自改革”，以“劲改革”告诫统治集团认清形势，把握政治改革的主动主导权。
其二，龚自珍主张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赋予经济改革以政治改革的意义。龚自珍与其同时代人相比，能从高端审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认为从经济基础进行经济改革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经济改革同时也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其改革的重点有二：一为反对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二为顺应民族资本的发展，采取富国利民基本国策。在反对豪族地主土地兼并方面，龚自珍提出了“田相齐”主张。他针对“田不相齐”的现实状况，指出“贫富不相齐”，土地过度集中于富贵地主手中，贫苦农民无立锥之地，啼饥号寒，生存不保，是引发社会动乱，甚至导致王朝覆灭的根源。因此，必须改革“田不相齐”的经济体制，否则，“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册，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他指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因此，实行“田相齐”的政策，是“有天下”的必要。“田相齐”是否土地占有份额“平均”？否。“田相齐”是按等级定份，即实行等级均田，如“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最低限是不至于“涸而踣”。“田相齐”土地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客观意义是抑制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从经济基础上抑制权力过分集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民休养生息、生产发展和流民数量不增，从而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社会矛盾。因此说，龚自珍“田相齐”改革方案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有重大社会政治改革的积极意义的。至于他倡议顺应民族资本增长采取富国利民措施，于国于民都是利多利好的。他提出有利于富农经济发展的“役于圃”改革措施，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役于市”。他援引陆彦若的重农主义理论，鼓吹“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支持土地自由买卖，实行农业雇佣劳动力，大力发展城市商品经济，以利于农、工、商各业的长久发展，从而使民族经济整体发展，达到“中国实”。
其三，龚自珍“更法、改制”的改革主张透露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爱国主义理性和情怀。这点是与其内政改革主张结合融合一体的。龚自珍坚决反对鸦片输入中国，对清朝政府禁烟不力极为不满。早在1823年他即指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全集》上册，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入侵者同清朝政府主和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龚自珍痛心疾首地指出：“鸦片烟则食妖也”，“食妖宜绝矣”。主张断然禁烟，严惩贩卖、种植、制造、吸食鸦片烟者，对他们处以极刑，“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胫诛！”“此决定义，更无疑义。”1839年，龚自珍热烈、庄重、坚定地支持林则徐去广州禁烟，他建议林则徐严防海口，严惩破坏禁烟的外敌内奸，直至“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敬告林则徐注意主和派的破坏活动：“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送钦臣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169~1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龚自珍忧国忧民，民族情结厚重，语重心长地对林则徐肩负的民族重任寄予深重恳切的希望。此外，他还从保卫祖国边防立场出发，从加强国防建设角度考虑，建议重点加强海防和西北边防，防范英国、沙皇俄国等的侵略。还具体建议迁徙“内地无地之民”从事新疆屯垦，对内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民生问题，对外充实防御外敌入侵的物质基础。
龚自珍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在古代向近代即将转换时的哲学大家，也是近代开端时的具备近代史眼光的新经世致用哲学大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他在士林新秀中是思想开放的佼佼者。突出表现在他的改革思想理论、社会变革哲学是以其历史进化观为指导思想的。龚自珍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这种社会历史不断变迁的观点指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风俗习惯，无不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变迁，如同“天之废封建而统一也昭昭”《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一样。正是在其历史进化观的指导下，他才比较自觉地认清历史转折、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的客观趋势，提出更法、改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增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维内容，弘扬生气勃勃的伟大民族精神，开启中国近代新学家新学风。清代光绪年间，一批富有学术活力的新学家，人人都有崇拜龚自珍的学识、思想和治学、为人风范的经历。龚自珍确系杰出的社会批判家、社会政治改革家、转换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开启中国近代哲学新论的哲学家。他的“更法、改制”政治改革理论，在其时和其后，直至今日，仍为一切有伟志的改革家参考、借鉴。至于他思想上存在的弱点、缺点，需要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去解析，后人对先贤是不应苛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