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和人文情理精髓。就其全部历史来说，其主要思想内涵包括相互对立又相反相成的阴阳二分与阴阳交合为一的阴阳观念，以对人的尊重和崇尚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注重道德修养和教育并追求人格完美的崇德敬德伦理观和人生观，为人标准和执政准绳的对内对外中和情怀与内圣外王境界求索，注重整体把握事物本性事物之间关系及其规律性的执中指正整体思维方式。这五个方面在先秦诸子的哲学及其后历代王朝思想家、政治家的哲学中都有各自侧重的反映，而以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体现得最全面最系统最久远，因此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为中心为思想源流为主流主干和考察的重点。儒家伦理政治哲学在先秦时期居法家之后，汉武帝及其后历代王朝才将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作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从其发展进程来说，可谓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段又有其发展的领先性意识形态——哲学的具体表现形态。正因为如此，以儒家为中心为思想源流为主流主干和学林重点考察对象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内容之丰富，实用性之突出，对民为国本的强调，对政治改革的特别关注，较少宗教神学色彩，为世界上所罕见，千百年来为中外学者不懈地钻研，其大众生活化使草根阶层、普通百姓喜闻乐见且努力加以实践、力行。
儒家哲学的原性和特征是伦理政治哲学，它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表现形态也不一样，关注重点又不同，但又有共同的贯穿中华文明史始终的终极关怀，包括天人、人我、身心三种关系、三际终极关怀，三际归结为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和每个人一个主体的身心关系或灵与肉的关系。其集中落点在于人本，政治上在于民本。由此出发和以之为归宿，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主要是充溢人文主义精神的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在主体上重民，在政策上惠民，在治国方针上要求以民为国本。而民本主义执政哲学考量的问题指向主要在四个方面：有道之世的正义追求；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向往；崇仁贵义的礼治期望；“内圣外王”的社会文治理想。这四点预期自孔子以迄龚自珍，在中国古代史上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但中国人对这四点至今仍念念不忘。表明儒家伦理政治哲学大得人心，深入人心，也不断激起人们的思虑和忧虑，在稳定与躁动之间循环徘徊，成为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哲学高端俯视、思忖的基本人生问题。
“道”是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最高理论范畴，“有道之世”是其正义价值总追求。
儒家创始人孔子说他“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其所关注者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个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传》。在天下国家即实行“王道”之治。“王道之治”即在西周周邦天子为天下共主、诸夏邦国联盟国家结构内，以君臣治国政治关系为主导，父子、夫妇血缘亲属关系为基本社会关系，在君主、在众官、在诸君子、在众多庶民，其行为基本准则都遵循仁（和）与（正）义。儒家为实现其“天下为公”、“王道”治国、“天下归于仁（和）”、人们共守正义、道义的社会理想，冲破旧制、打破陈规，与官学垄断教育“再见”，创办私学培养士子“志于道”、“弘道”，从政以人以民为本，“安人”、“安民”、“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尧曰》。，为“志于道”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理想境界是实现“有道之世”——正义国家、正义社会。为此，不论为官为民，都要铁肩担道义。就有道、弃无道都要旗帜鲜明，要求他人崇仁贵义、明礼尚智、讲究诚信，自己首先要做到仁、义、礼、智、信都“不离道”，即坚持正义的理想，坚持奉行主义的坚贞。就个体人格而言，就是要做一个有道之世的志士仁人。在当今世界、当下的中国，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具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内涵品位的完整公民意识的好公民。
对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的向往是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社会理想，是社会和谐理念的哲学高视点定位。人类社会自古及今都在五类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经济关系为其他四类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主导、制约其他四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牵连人们的社会互动交往，血缘关系是家庭这一公民首属社会群体自然关系性社会关系，作为家庭伦理关系的社会伦理关系之一而永恒存在，伦理关系存在于其他四类关系之中，分别有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家庭伦理、文教伦理等规范人们不同关系结构中的行为。儒家站在人本人文立场，把人类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都寄望于社会，关注人们在上述五类关系中和谐相处，实现社会整体上“有序亲和”。为此，每个人最主要的品德要求是做一个“仁者”，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要求执政者“泛爱众”。“仁”定位于为政，中心是“亲民”，施“仁政”而重民、安民、惠民、教民。这样，使整个社会伦理有序，亲爱，和谐。仁、仁政是做人、为政的最高准则，是一种伦理政治哲学信仰和理念，虽万世而不移。在当今世界、当下中国，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即建设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儒家主张“天下归仁”，作为世界政治理想，即当代中国努力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目标是国际社会也“归于仁”，着力改变现实存在的种种“不仁”状况。
崇仁贵义的礼治期望，是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孔子主张以德治为主，法治、礼治、政治为辅的综合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为人之道崇仁贵义，接受法治礼治约束，与德治结合一体，德礼政法集于一身，体现居仁于内心，行义于礼的外在制度化秩序化。
礼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儒家伦理政治哲学思考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都循礼维礼，即将情理积淀、凝结集聚为社会政治秩序，使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正义之士的共同心声。儒家强调，一个人不学礼不循礼不维礼无以立足社会，因为礼既是社会有序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内在心理需求。治国、齐家、修身都要以礼规范，内心尚礼养德，和礼治的外在制度化约束统一，社会、人伦才达致仁和状态。礼治要求人们对社会伦理秩序普遍信守，人人道德化，具有全社会道德法的意义，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和自觉行为准则。做到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中国古代，礼治在社会角色上规定了伦理道德底线，即各种社会角色行为“止”于何种境地：“为人君，止于仁（仁君、仁政）；为人臣，止于敬（敬业、敬民）；为人子，止于孝（孝顺父母及其他长辈）；为人父，止于慈（对子女和其他晚辈慈爱）；与国人交，止于信（与国人和外国人交往都讲诚信）。”《礼记·大学》。
当今世界、当下中国，构建礼治秩序，促进人们自觉进行以诚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自律自治，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重要。依法治国、实行法治是绝对需要德治、礼治的配合、支持和相互促进的。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靠武功改朝换代，靠文治治理国家。儒家主张息讼止争，统治者实行“内圣外王”的社会文治。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人类政治文明追求，“内圣”要求君主和众臣内修德性成圣，“外王”要求外施仁政成王。作为一种统治模式，是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观和政治哲学的结合和统一。作为治国理政主体要求，是修身与治国统一于“仁”，即主体内具仁德，外施仁政于民。
“内圣外王”的德治主义治国之道是儒家原创。庄子作了悲观主义的论述：“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庄子·天下》。“内圣外王”显然被庄子误解曲解了。“内圣外王”的本意是为政者“正己”以安邦保民的主体身心关怀伦理政治哲学心灵倾注。它是与其“有道之世”追求一致，是对“无道之世”的愤然反思，痛感人心堕落、道德沦丧、社会悲剧景象寻找出的合理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内圣外王”的基本要求，从负面言是“其心不违仁”，从正面说是“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历代儒家学者，或本人从政力求实践文治社会理想，或从教为师，劝导执政者和士君子努力修德成圣，致力礼义之治成王，最终实现“天下归仁”的境界。以“内圣”为“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为“内圣”的全方位体现，施仁政于民，以民众为本位治国安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儒家伦理政治哲学在世界哲学丛林中特立独行，历两千余年而未稍衰减其卓尔不群之特色，不断充实丰富其内容和坚持不懈地特立独行，有所损益而愈增其伦理政治色彩。恩格斯论证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主干主流的儒家伦理政治哲学迄未终结，犹在向着创新发展的目标前进。新中国成立前后，有新儒学面世，近三十年来，新新儒学以其新容颜走遍中国、走向世界，其传统正转换为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加强着环境治理保护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着政治文明建设意义上的政治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着法治文明建设意义上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伦理道德价值观教育。这一切都还用得着利用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仍很鲜活的思想文化资源。现在已有二百多个孔子学院立于世界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儒家文化包括其伦理政治哲学首当传之国人，也理当远播世界，传习于国际社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之任重道远而不懈求索之意之志，国人铭于心、敏于行，愿域外各地人亦同，祈愿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与中华文明沃土相连，勃发其生机，发效于当世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