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61113。
中国历来重视交友。封建时代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被看成是最重要的伦常关系。《周礼》把朋友同父母、师长并列，合称为“三行”。（《周礼·地官·师氏》）到了今天，真诚友善、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更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会产生种种弊端和陋习，一旦形成风气，便会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
晚清官僚士人间的人际交往，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戊戌维新时期，在雨后春笋般组织起来的各种学会中，有一个学会颇具特色，那就是熊希龄、谭嗣同等倡立的“延年会”。会名“延年”，却并不是讲究养生健身之类的卫生团体或体育组织，而是以改革不良生活习俗为宗旨。在他们看来，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之中，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合理，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光阴；如能改变这些无谓的生活习俗，“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那也就无异于延长了生命。
谭嗣同在《延年会叙》中，着力批评了当时人际交往中的种种陋习：“宾客之不时，起居之无节，酒食之征逐，博弈之纷呶，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客人来访，“主人劳于倒屣，敝于将送，眠食失常，夜以继日，精力以之消铄，光阴以之虚縻”；出门访友，“晨起出阍，暮不得息，望门投刺，冠服重累。以肩舆为居室，以泥首为美观，寻无味之语言，弃有用之日月”；友人相聚，则“礼起饮食，宾尚宴飨，而既非蜡祀，又非庆贺，无故杀犬豕，所遇皆鼎俎，贸贸然肃客，戟戟然赴食。习俗所濡，尤贵卜夜，漏起烛烬而所期不来，殽干酒清而忍饥默对。既而杯盘杂沓，精粗旅陈，养生之义既乖，玩愒之愆弥厉，使一日而数局，虽数日犹莫能休复其精神”（《谭嗣同全集》［增订本］，410、4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清代官德丛谈变了味儿的“人际交往”
谭嗣同在这里对官僚士人人际交往的状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否确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相，我一直期望着能够通过具体、形象的历史图景得到印证。新近出版的《恽毓鼎澄斋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一种），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生动实例。
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光绪年间长期担任京官，在京师生活了几十年。他的日记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记载他同朋友、同僚之间的各种交往。我们先看看他对于这种交往既极度厌烦又无法摆脱的无奈心情，如：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初八日记：“一日客来访者五十余人，来往如梭，应接不暇。余性恶烦扰，颇简于酬酢焉。”（《恽毓鼎澄斋日记》，1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只标页码）光绪廿二年（1896）九月十五日记：“连日疲于酬应，晚归，颓然病矣。”十八日又记：“午刻至江苏馆赴潘经士之约，申刻至便宜坊赴裴伟丈之约，真可谓困于酒食矣。”（111页）光绪廿三年（1897）正月二十一日记：“一日来客甚多，络绎不绝。”二十四日又记：“半日会客，应对为疲。”（118页）同年十二月初二日记：“此两日，在家则会客，出门则应酬，无一刻可以静坐看书写字，疲苦已极。又不敢令仆人拒客，致启欺侮之渐。傍晚，兰泉折柬招饮，颓然欲病，勉强周旋，竟夜不适。”（145页）到了这一年的岁末，恽毓鼎总结一年的生活：“发愤立一宏愿：自戊戌年元旦起，凡事皆立章程，杂费悉从节省，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149页）可惜的是，在强大而可怕的习惯势力面前，恽毓鼎关于“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的“宏愿”显然并没有得到实现，在日记中有关“无谓应酬”的慨叹依然随处可见。为节省篇幅计，下面略选数条：
光绪廿四年（1898）七月二十七日记：“连日酬应冗杂，作种种无益周旋，说种种无益言语，自己正事一例废搁”，“学固日堕，身亦将病矣”（168页）。
光绪卅年（1904）二月初三日记：“自正月至今，无日不有应酬，无日不有吃局，疲困浮动，颓然病矣。”（234页）同年十月初一日记：“自晨至夜客来不绝，舌敝神疲，公私各事俱废。先贤谓，见客说话亦是学问。然对无谓人说无谓话，废时失业则有之，未见其有益也。”（261页）光绪卅一年（1905）三月初七日记：“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一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264页）在上面的材料中，曾提到一个数字，说一天接待客人50余人，这颇有点惊人，但却并不是最高纪录。据《澄斋日记》所记，光绪廿四年（1898）正月初四这一天，也就是恽毓鼎立下减少无谓应酬“宏愿”的第七天，他和他的大兄竟然“分拜城外客三百余家”（150页）。那时的京师，虽然比今天的北京面积要小一些，但出门代步的，并没有奥迪、宝马，无非是轿子或者骡马，真无法想象一天中怎么能走访这么多家。
朋友相聚，饭局是必不可少的。这本来不应该简单地一概加以反对。但一旦泛滥成灾，就不免污染社会风气，也成为当事者的严重负担。根据《澄斋日记》的记录，恽毓鼎一天赶几个饭局的事，司空见惯。所以他在日记里，曾多次发出“困于酒食”、“无日不局，百事都废”、“酒食征逐，无日无之，求半日静坐看书而不可得，甚以为苦”的感叹。（111、172、300页）我随意选了光绪卅二年（1906）二月份（因此时正月刚过，应酬相对较少），统计了一下日记主人参与宴饮的情况，计午宴11次，晚宴16次，另外有几次因病因事未曾赴宴；28日中无饭局应酬的只有6天。
恽毓鼎这样的个案，在当时的官僚士人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则，恽毓鼎一再声称自己是“疏于应酬”、“简于酬酢”之人，并不热衷于往来奔竞；再则，恽毓鼎虽是帝王近臣，但所任职位，大抵是讲习馆总办、国史馆总纂一类清水衙门的主管，加之本人自律颇严，因此家产不丰，时常有“囊空如洗，债务纷集”之忧。（160页）无休止的应酬交际，即使从经济压力而言，也是个不堪承受的重负。这种劳民伤财的应酬，对于恽毓鼎来说，显然有“欲罢不能”的苦衷。斯人如此，他人自然可以想见。
不了解这些具体情形，也就很难理解戊戌时期的改革家们为什么要把人际交往中的弊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病态加以革新的深切含义和良苦用心。但是，对于社会习俗的改革，显然要比政治改革更加复杂、更加艰难、更加深刻，恽毓鼎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彷徨、困惑、焦灼、无奈，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说明人际交往中习惯势力的强大，我们可以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康有为自己曾说过，他在维新运动中受到许多人的攻讦，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去拜会他，他却未按传统习俗一一答拜，以至于大家认为康有为目空一切，甚至怀疑是有意侮辱，结果对康大为不满，得罪了很多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无怪乎恽毓鼎因为“无谓周旋，不唯废时，且损心气”，虽曾下决心“一日客来甚多，俱谢不见”，但接着就提醒自己，“然只能偶一为之，日日却扫，则未能也”了。（301页）清代积案之弊本文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8），《中国文化报》2009年11月22日转载。
有清一代，积案问题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痼疾顽症，它既带给民众深重的苦难，也是吏治败坏的突出反映。
所谓积案，是指各级官吏在审理民事诉讼或刑事案件时，积压拖延，长期不予结案的现象。
本来，对于各类案件的审理期限，清代是有明确规定的。方大湜的《平平言》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审理大小案件，均有限期。”大体说来，州县承审“户婚田土等项”民事案件，限二十日完结。超过限期不到一个月的，官员要“罚俸三个月”，“一月以上者，罚俸一年；半年以上者，罚俸二年；一年以上者，降一级留任”。普通的刑事案件，州县必须在三个月内审毕解到府里，知府须在一个月之内解到臬台衙门，臬司须在一个月之内解到总督巡抚部院，督抚须在一个月内向朝廷“咨题”，合计“统限六个月完结”。如果涉及盗案和命案，则“统限四个月完结”。特大命案，如“杀死三命四命之案”，就必须从快审理，“州县限一月内审解，府州、臬司、督抚各限十日审转具题”（《平平言》，卷2）。
规定不可谓不清楚，要求也不可谓不严格。但是，封建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制度规定同实际运作往往脱节甚至背离，明文规定是一回事，实际状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清史稿·刑法志》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加了这样一句话：“然例虽严，而巧于规避者，盖自若也。”这个点评，说到了要害，实在有画龙点睛之妙。
第一章清代积案之弊各级官员“巧于规避”的结果，是朝廷对于审案期限的规定变成了一纸具文。积案现象愈来愈普遍，案件积压的时间愈来愈久长，封建法制固有的黑暗和暴虐也就暴露得愈来愈充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谈到道光年间的情形说，“江浙各州县均有积案数千”，“积案至多之省”多达“十余万起”。案件积压的时间，“远者至十余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结”。同治年间，据曾国藩统计，直隶“通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之案，积至一万二千起之多”。丁日昌描述江苏积案情形则说：“案牍日积日多，甚至有窃案延搁十余年未经审定，谴犯例限久满，仍淹禁在狱者。”（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82、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这里讲到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特例，而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从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疏乃至社会的时论都把积案问题作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就可以确信无疑。
为什么官员断案，“往往审而不结”，总喜欢“宕延时日”呢？（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其一是封建官吏们玩忽职守，漠视民瘼。本来，在行政权与司法权混一的情况下，“断狱听讼”是封建官僚最主要、最经常的政务活动，所谓“讼狱乃居官之首务”。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名臣田文镜在所撰《州县事宜》中说：“乃有一等阘茸之员，听断乏才，优柔不决，经年累月，拖累无期。”他具体描述了这些官员们面对命案时“悠忽”、“迟延”、“恣意捺搁”，以致审案时“胸无确见，难定爰书”的情况，指出“人命如此，其他可知”。如果说田文镜讲的还只是部分官员的表现，光绪时的一篇时论则把这种现象作为官员的普遍状态来评论，并且讲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今之为民父母者，往往玩视民瘼，以奔走大吏之门谓为善于奉承，以争逐宴会之场谓为熟于世故，日行公事，视若具文，以致案牍山积，莫不加意，一案淹留，动辄经年累月。”（《皇朝经世文四编》，75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试想，官员们一个个热衷于“奔走大吏之门”，“争逐宴会之场”，借此攀附钻营，寻找靠山，拉帮结派，同欲相趋，以此作为升官之捷径、仕途之要诀，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和心思去公平执法、尽心办案？
其二，比这个更加重要、更加直接地促使积案日益严重的原因，则是官员们为了敲诈勒索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因为只有案件久拖不决，才能对涉案各方威逼恫吓，曲法弄权，肆意诛求，讹索无厌。正如陈宏谋《在官法戒录》所说：“不知事犯到官，原、被、佐证必有数人，各有生理，讼事一日不结，即一日不得脱身。差役借此索诈，书吏从中舞弊，土棍构衅生波，莫不由延搁而起。故讼未结而家已破者有之，可为寒心。”（卷1）前引《平平言》也说，案件一旦积压，“门丁乘机诈索，书役乘机指撞，讼师乘机播弄，案外生许多枝节。本小事也，而酿成大事；本易事也，而变为难结”（卷2）。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官员本身，但谁都心知肚明，在这门丁、差役、书吏、讼师、土棍的身后，正是他们的主子即各级大小不等的贪官污吏。我国历史上向有“灭门刺史”、“破家县令”的民谚，意思是说，地方官长手握重权，如果他们贪赃枉法，无辜百姓便随时有家破人亡之忧。这种情况，到清代并没有什么改变。
清代对于案件的处理，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就是首先假定嫌疑人是有罪的，未经审理以前，一切就均按罪犯对待。不仅如此，官府对于任何一个涉案人员，包括原被告甚至证人在内，都可以任意拘审或者拘押，乃至投入监狱。于是，这些人就都作为待罪之人，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之肉。所以，遭受积案之害的，并非仅仅是按封建法制所确定的罪犯，更多的是那些莫名其妙地卷入案件的无辜百姓。
积案泛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首先是极大地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负担。俗话说：“一人到官，全家不安。”涉案之人，不管有理无理，差役一到，就大难临头。“盖此辈城狐社鼠，假威以逞，其视村农犹鱼肉也。一旦奉差赴乡，声焰俱赫，里巷妇子，畏之如蛇蝎，而且指东话西，大言恐吓，饱啖鸡黍，勒索钱文，稍拂其意，辄咆哮詈辱，莫敢谁何。小民但期无事，惟有吞声受之而已。”（田文镜：《州县事宜》，“谨差下乡”条）案件受理之后，更得时时花钱、事事花钱：“两造构讼，自进城做词之日起，至出结归家之日止，无一日不花钱。拖延日久，则花钱愈多；花钱愈多，则富者必穷，穷者必死。”（《平平言》，卷2）“金多则诺，金少则勃然作色，任意发枉，讼者吞声。伺鞠则奔走于阶前，等候于门外。拖延烦费，旅馆萧条。茶坊酒肆，到处皆耗财之地；内胥外役，无一非索钱之人。支吾东西而力尽，逢迎左右而囊空。称贷求情，市产悦吏。一状之事未明，全盛之家已破矣。”（刚毅：《居官镜》）其次是大量涉案人员长期羁押，备受凌虐。由于案件“积久不审”，弄得“囹圄滞满”，竟出现“案犯日多，恐狱中将无地可容”的现象。而当时的监狱，完全是地狱般的生活，陈宏谋《从政遗规》有这样一段描写：“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皲瘃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罪，迫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许多人就这样既不审讯，又不定罪，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
再次是妄扳无辜，戕害良善。官吏们有意制造积案，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的惯用手法，就是物色某些殷实之家，无端的加上一个“事主亲友”或“干证”之类的名称，使之变成涉案人员，便可以予取予求，成为勒索的对象。正如《在官法戒录》所说：“一狱之兴，本案拖累，已自不少。狱吏复指使妄扳，辗转蔓延，甚有因一人而害及数十百人，因一家而害及数十百家者。即遇明察之官，亟为开脱，业已筋疲力尽，身家难保矣，岂不可恨！”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老百姓彻底失去了对封建法制的信任，对官府畏之如虎狼，对法律避之如鬼魅。“官吏以百姓为鱼肉，百姓以官吏为寇仇”，这样，司法危机就不能不转化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