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50719。
在清朝的政治生活中，“胥吏擅权”是封建政权在运作过程中蠹政害民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连篇累牍的官僚奏疏和皇帝谕旨中，对胥吏弄权枉法、鱼肉百姓的揭露和申斥不绝于耳，但却毫无效果，反而愈演愈烈，以致有人把它称之为“丛弊之薮”。清初的顾炎武就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清经世文编》，卷24）到晚清，在咸丰时当过巡抚的胡林翼仍然说：“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清稗类钞·胥役类》）所以，有人把清代的胥吏擅权同明代的太监乱政相提并论，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同上书）。
胥吏，也称吏胥，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说得具体一点，胥吏大概包括两类人：一是大小官员的私人仆从，如家丁、长随之类；一是各级衙门的公差、衙役，如门丁、皂隶、听差、捕快、禁卒、仵作、粮差等。这些人在封建等级制度中，身份低下，大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以召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籍”，通过考试或捐纳作官，连家谱都得削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娼优隶卒”并称，被目之为“不足齿数之列”。
清代官德丛谈官员尸位与胥吏擅权但是，胥吏又是清代贱民等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因为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胥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按照有的人的说法，胥吏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何耿绳：《学治一得编》）。因此，他们手上都掌握着某种或大或小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敲诈勒索，滥肆搜刮。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
对封建官员来说，“讼狱乃居官之首务”，“断狱听讼”是封建官僚最主要、最经常的政务活动。而老百姓一旦涉讼，不论是作为原告、被告甚至证人，也不管涉及的是盗案、命案还是普通的户婚田土的民事案件，便时时、处处会受到胥吏的要挟需索。告状要写状纸，需出代书费；将状纸送官，要交传呈费；此外还有路费、盘费、送牌费、盘子费、检卷费、值党费、散班费、听刑费、具结费，等等（参见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59页），即使撤诉或和解了，还要交一笔“和息费”才能了事。这还算是有名目的费用，至于名目之外，种种勒索钱财的黑幕，简直匪夷所思。发生了窃案，随便找一殷实之家，指为“窝户”，就可以“拘押索钱”，“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名为洗贼名”（伍丞乔编：《清代吏治丛谈》）。涉案者如果钱没有给足，胥吏们就把案件无限期地拖下去，使当事者“欲见官而不能，欲回家而不准，多方留难，且有经旬累月守候而不获过堂者。小民忍气吞声，不得不如愿以偿”（《光绪朝东华录》，8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有的案件竟有一拖几年，弄得原被告双方都家破人亡的。当时的报章说：胥吏“偶遇乡人涉讼，不论是非曲直，先揣其肥瘠，量其身家，自初词以及完案，刻刻要钱，务厌其欲而后已，否则事难了结”（《申报》，1886年9月28日）。有的奏折也说：“州县词讼之案，往往为蠹役需索之资，直省皆然”（《光绪朝东华录》，840页）。总之，在胥吏们的播弄操纵下，事情本身的善恶正邪、是非曲直统统失去了意义，官司的输赢完全看谁能够满足胥吏们无厌的贪欲。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取法律的公正，岂不是做梦！
再拿赈济灾荒来说，“荒政”本来也是封建统治的一项重要政务。为了防止弊端，清王朝原规定勘灾、查赈“不得假手胥役”，但实际上官员们“性耽安逸”，对赈灾这类苦差使“每惮其烦”，大都仍然“委之胥役，任其随意放给，府县并不过问”。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道光时御史方允镮在奏折中揭露荒政之弊说：“胥吏则更无顾忌，每每私将灾票售卖，名曰‘卖灾’；小民用钱买票，名曰‘买灾’；或推情转给亲友，名曰‘送灾’；或恃强坐分陋规，名曰‘吃灾’。至僻壤愚氓，不特不得领钱，甚至不知朝廷有颁赈恩典。”（《录副档》，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御吏方允镮折）赈灾这样的好事尚且这样，遑论其他。
胥吏虽然身份低贱，却实在是个肥差。《申报》的文章说：“今之为差者，无不饱食暖衣，一家温饱而且乘肥策坚，姬妾盈前，锦绣在手，其享用有过于世家者。”（《申报》，1893年8月17日）难怪很多人拼命钻营请托，甚至花大价钱去买这样一个职位。清王朝对各衙门的胥吏数额，本有严格限制，但实际上总是大大突破，编外的称作“白役”，“白役”比定额之内的胥吏往往要多出好几倍。到晚清，大的州县胥吏不下数千人，小的州县也有几百。如此多的胥吏在社会上到处择肥而噬，老百姓哪里还有什么安稳日子好过。
胥吏擅权，说到底，是封建政治黑暗面的本质表现。而直接的原因，同封建官场上弥漫的官员尸位素餐、因循疲玩的积习有密切关系。当时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曾国藩：《应诏陈言疏》）。这种情况，当然为胥吏擅权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的一个上谕这样说：“颇闻各省州县官，多有深居简出，玩视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经意，以致幕友官亲，蒙蔽用事；家丁胥吏，狼狈为奸。公款则舞弊浮收，刑案则拖累凌虐。种种鱼肉，为害无穷。小民何辜，受此荼毒。”（《光绪朝东华录》，5193页）这个上谕道出了一个政治规则：在上者如果一味敷衍塞责、无所作为，下面就会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该办的事如果一味推诿粉饰、疲玩延沓，各种胡作非为的坏事就会猖獗蔓延，残民以逞。而如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荼毒受害最深的则是老百姓。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当然，比这更可怕的，是官员同胥吏上下勾结，朋比为奸。胥吏以官员为靠山，官员以胥吏为爪牙，一起向老百姓敲骨吸髓，作威作福。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这种情况正是屡见不鲜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老百姓的生活真可以说是暗无天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