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1123，《党风廉政建设》2009年第7期转载。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二大约从西晋时起，官场中就流传着“清、慎、勤”是“居官三字诀”的说法。清代的康熙皇帝曾亲笔书写此三字赐给大臣，以为倡导。清人在解读这三个字时，普遍认为“清者，大节”，“三字之中自以清为第一义”。这里所说的“清”，就是指清正廉洁。
清廉的另一极是贪黩。在现实生活中，一则由于封建政权的性质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二则由于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则由于政治运作机制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封建官员中贪黩行为极为普遍，贪赃枉法现象比比皆是。正像有的书中所说：“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虽在上者日言惩贪，而实有不能苛求之势。”（徐世昌：《将吏法言》）这种状况，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政局的动荡。
因此，一些较有作为的统治者，总要努力设法倡廉肃贪，整饰吏治，以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统治权力。拿前面提到的康熙皇帝来说，就曾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康熙政要》，卷15）。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坦率地说：正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贪黩现象，就更应该大力提倡清廉。“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同上书，卷13）为什么把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把惩贪奖廉作为治天下的要务？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官员的贪黩行为危害极大。清代各色“官箴”类著作，对此有着十分详尽深入的论述和揭示。
从自身修养的角度讲，大凡官员一涉贪贿，整个人的品德人格就会全线崩塌，变得猥琐污浊，再也无一丝正气可言。“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知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19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从断案执法的角度讲，贪赃必定枉法，一旦贿赂公行，就决不可能再有公正、公平之存在。对贪官们来说，“生死曲直，不断之以法，而断之以赂”；只要利之所在，就可以“曲直倒置，生死任意”（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1）。这样，必然是横暴者肆行无忌，受害者告诉无门，冤抑遍地，公理荡然。所以，人们总结经验说：“人须心中无欲，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动多不平之事。”（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1）从民生的角度讲，贪黩之徒，穷奢极侈，欲壑难填，势必朘民之膏，吮民之血，敲骨吸髓，苛征暴敛。为满足一己之私利，不惜让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我以之适口，民以之浚血；我以之华体，民以之剥肤；我以之纳交游，民以之鬻妻子；我以之遗子孙，民以之损田庐；我以之恣歌舞，民以之啼饥寒。”（乔立君主编：《官箴》，543页）结果是民不聊生，众怨沸腾。
有所谓“一贪生百酷”之说。贪官与酷吏，往往是一身而二任的。贪官们大抵都“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雠”。原因何在呢？其实也很简单。有人分析说：“凡受贿，则必酷。彼以为不用严刑，则群情不惊，货贿不来也。受贿，则必横。彼以为不颠倒曲直，则理胜于权，人有所恃以无恐也。受贿，则必护近习，通意志。彼以为不虎噬成群，则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则过付无托。”（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上面所讲，都是贪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有不少著作着重从贪黩行为对于官员本身的危害来立论的，实际是对贪官们的一种警示和忠告。如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就归纳了六个方面的危害，来说明“官不可贪”的道理：一是“坏心术”，就是失去了良知，扭曲了人性；二是“败风俗”，就是污染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三是“损声名”，就是贪墨之名，喧传道路，声名狼藉，人所不齿；四是“干国法”，就是贪赃枉法，法所不容，一味视国法为儿戏，最后终于难逃国法之严惩；五是“辱祖宗”，六是“毒子孙”，就是一旦事情败露，不仅个人身败名裂，而且辱及先人，贻害子孙。（《平平言》，卷1）如此言之谆谆，反映了社会对于官员贪廉之辨的良苦用心。
贪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少人在未仕之先，也曾满腔豪情，壮怀激烈，一心想做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见墨吏所为，辄切齿恨之，高谈击节，似可翱翔古人，而犬豕若辈也。”待到进入仕途，逐步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各种诱惑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势利之熏炙，妻子之浸淫，朋比之怂恿附和”，意志薄弱者“于是乎良心死，而贪心生矣”（金庸斋：《居官必览》）。开始的时候，“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但“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汪祖辉：《学治臆说》，卷下）。贪欲是无所底止的，“初犹染指，而积久日滋，性情已为芬膻所中矣。且人心何厌？至百金，则思千金；至千金，必思万金。又甚则权势熏赫，财帛充栋，已积为陈朽，而犹未足也”（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这里的叙述，如此生动又如此准确地描绘了贪官们一步步走向泥淖、走向罪恶的心路历程和行为轨迹。从中可以得出的一条经验教训是：清浊廉贪之间，并无不可逾越之鸿沟，要能始终做一个无愧于社稷百姓的“清白吏”，必须立定宗旨，咬紧牙根，经受住各种诱惑，不能在看似小事上打开任何贪欲的缺口。一物之微，一念之差，都可能成为导致冲毁道德大堤的“蚁穴”。
人们把贪赃枉法看做大奸巨害，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所谓“万分廉介，不过小善；半点贪污，便成大恶”（金庸斋：《居官必览》），意思是说，清廉本是为官的本分，而只要一涉贪贿，便罪大恶极。所以谆谆告诫居官者们，必须“时时警惕，刻刻提防”，“务为清廉仁爱之官，勿作苟且贪污之事”（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屏恶》）。康熙帝甚至强调：“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康熙政要》，卷15）在清代，作为一种政治文明，一种政治道德准则，崇廉鄙贪，确是占主流地位的社会舆论，也是世所公认的政治荣辱观。“贪则狼藉之声，甚于粪秽；祸害之加，甚于戈戟；防虑之切，甚于盗贼。”（袁守定：《图民录》）当然，客观现实并不因此就能出现一个清平世界。广泛流传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就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交代。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了这种政治文明的思想意义和政治价值，它不仅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也是留给今天的珍贵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