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215。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三人们在倡廉肃贪的过程中，察觉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奢俭和贪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侈靡风行之处往往也是贪风炽盛之地，竞尚挥霍之徒也常常是贪赃枉法之辈。康熙时担任过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曾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意思是说：官吏之贪墨或清廉，是事关政治大局的事情；而决定官员或贪或廉的根基，则在于追求奢侈还是谨守俭约。既然人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崇俭鄙侈也自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这样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若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者。”（《康熙政要》，卷13）为什么俭可以养廉，侈足以成贪呢？康熙帝所说“此乃理之必然”的“理”，又究竟何在呢？关于这方面的议论，清代的“官箴”书中反映得十分充分。
清代官德丛谈俭以成廉侈以成贪觉罗乌尔通阿的《居官日省录》中有这样两段话：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乔立君主编：《官箴》，549页）盖国家廉俸有常，人念奢侈无度。金樽玉斝，器必精工；细葛轻裘，服必华丽；脂车秣马，壮我观瞻；食美饮甘，遂我哺啜。甚至娇婢娈童，一呼百喏。穷奢极欲，取给无门。由是百计搜求，贪得无厌，势不能不籍下民之脂膏，以供骄奢淫逸之念，其流毒可胜言耶？（同上书，548页）《平平言》的作者方大湜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
俭以养廉，老生常谈也。其理，却至当不易。……若习为奢华，饮食、衣服、车马、器皿、玩好等项，件件讲究，所出之数浮于所入，势必缺用。缺用不已，势必借债。借债不已，势必贪赃。（同上书，598页）封建君主也常常用这个道理告诫大小官员们。嘉庆皇帝在一个谕旨中指出，那些因贪黩而“身罹重罪”的高官，“如蛾投火，实堪悲悼。推原其故，总由恣情糜费，日事奢华，以致廉俸所入，不足供其挥霍，因而败检逾闲，多方婪索。伊等岂不知得受赃款，律有明条，而利令智昏，遂自蹈重谴而不顾”（《清仁宗实录》，卷75）。
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代官场的侈靡之风，不说愈演愈烈，至少也是经久不衰。这种状况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说到底，是一个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封建政权，对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官员们，不可能存在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就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以攫取政治权力作为个人飞黄腾达手段的人，一旦头戴乌纱，手握重权，就立即安富尊荣，穷奢极侈，整日里锦衣玉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以官场为享福之地，借临民为行乐之方”。而为了满足这些无休止的欲念，就必定要巧取豪夺，苛征暴敛，贿赂公行，残民以逞。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侈靡的追求是难有止境的。一旦身涉浮华，就会得陇望蜀，贪多务得，久而久之，则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如有人所生动描述的：“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继乃常然，久且习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汪祖辉：《学治臆说》）到那个时候，“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再没有回头路可走。明知长此以往，终不免身败名裂，但欲壑难填，利令智昏，自然也就不惜以身试法了。
官场上的一些陋习，也常常成为助长侈靡之风的温床。例如讲排场的风气，就是如此：“仕途中有种习气，俗谓排场，亦曰讲款。如衣服合时，进退中度，仆从都秀，饮馔佳良，器皿精工，轿伞齐整，应对便给，书札殷勤，皆所谓排场也。”（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屏恶》）在这种风气下，不讲排场，似乎就有失身份，反而成了官员中的另类；而竞尚奢华，也就成了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社会风气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一旦某种陋习形成了风气，往往能够造成积非成是、以丑为美的怪现象。
侈靡之风的泛滥，促使社会更加增强了宣扬“以俭养廉”观念的紧迫性。这种观念的提倡，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侈靡与贪黩现象起到遏制作用，其实是大可存疑的。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政治荣辱观，鲜明地提出“俭以成廉，侈以成贪”，使崇俭鄙侈成为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它也可以成为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人们总是把俭与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惟俭足以养廉”，所谓“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所谓“欲教以廉，先使之俭”，都是讲勤俭是廉洁的根本。从政治上来说，只有经得起财色等物欲诱惑的人，才能身正行端，真正做到“无欲则刚”。“士能寡欲，安于清淡，不为富贵所淫，则其视外物也轻，自然进退不失其正。”（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60页）从生活上来说，只有清心寡欲，淡泊自甘，才能无觊觎之心，杜贪婪之念。“俭，美德也。余谓仕路诸君子，崇尚尤急。数椽可以蔽风雨，不必广厦大庭也；痴奴可以应门户，不必舞女歌童也；绳床可以安梦魂，不必花梨螺钿也；竹椅可以延宾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饮食，不必成窑宣窑也；五簋可以叙间阔，不必盛席优觞也；经史可以悦耳目，不必名瑟古画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过；省一分经营，便多一分道义。”（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有人总结俭有四大好处：“俭则安分，俭则洁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故曰：俭，美德也，官箴也。”能俭则“不至侵用官项，朘削民膏。身心俱泰，寝食皆安”（乔立君主编：《官箴》，544页）。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俭，同吝啬完全是两码事。“可省则省，谓之俭；不可省而省，谓之吝啬。”（方大湜：《平平言》）俭不是指需要用而硬不用，而是指应该用而用之不过分。提倡俭约，也不是要取消一切正当的物质需求，更不是要装腔作势，矫情作秀。人们常常拿西汉时“以宰相封侯”的公孙弘为例，他标榜自己“布被，食不重肉”，但大家认为这只是“矫情干誉”，“饰诈以钓名”，并不合乎俭的本义。其实，所谓俭，只是不要纵情声色、耽于逸乐、暴殄天物、劳民伤财而已。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对侈俭之辩讲得比较切实明白：
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从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转念之间，每日当省不省者甚多。日减一日，岂不安静快活？不但治生，即是寡欲清心之要。力持此法，更加一勤字，终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财，泰然自得，衾影无惭，不胜贪秽之富千万倍耶？（乔立君主编：《官箴》，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