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317，《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党风廉政建设》2009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9年第5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北京日报》2010年10月25日先后转载。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四在关于整饰吏治的问题上，清代从最高封建统治者到一般社会舆论，普遍强调高官在倡廉肃贪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顺治帝钦定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乔立君主编：《官箴》，227页）这话说得很明白。大臣如果贪赃枉法，小臣们必定上行下效，结果是损害了吏治；小臣们贿赂公行，必然败坏了社会风气。老百姓固然深受其害，国家更是遗患无穷，天下也就难有太平之日了。
如果说这里还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那么康熙十九年的一个上谕，就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担忧：
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抚各官，自应慎守公令，洁己爱民。乃大臣等每自谓清正无私，粉饰空言，至其所行，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负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之官，凡有弊端，自当据实参奏。且居处甚近，如此情弊，岂无见闻？乃瞻徇情面，缄默不言。即有条奏，多系繁文。言官职掌，殊为未尽。如从公纠举，孰敢恣行无忌？朕以为今日之弊，莫大于此。（《康熙政要》，卷6）清代官德丛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大臣如果是清正廉洁的，小臣们也就会“有所顾畏，不敢妄行”；中枢的京官们假如都能奉公守法，地方督抚也自然能“慎守公令，洁己爱民”。这就是高官们的正面表率作用。但实际情况是，高官们口头上信誓旦旦，“自谓清正无私”，行动上则“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而身负纠察之责的言官，又大都“瞻徇情面”，对官员们的贪黩行为噤若寒蝉，不作一声，使仅存的一点封建官僚体制内极为微弱的权力监督功能，也变得形同虚设。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康熙帝认为“今日之弊，莫大于此”，实在是一语中的，决非小题大做，更不是无病呻吟。
大臣乃倡廉肃贪的关键，这首先是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他们如何居官任事，必定会对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普通小吏，如果丧失廉耻，就会胡作非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最终不免“祸乱败亡”，“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乎！”（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其次，大臣一旦身涉贪贿，就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指挥权和发言权，再也无法堂堂正正地做人，理直气壮地施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不能正，而责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责人之不廉，未能效者也。”（徐世昌：《将吏法言》）更加重要的是，大臣的一举一动，起着示范和表率作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无形之中必定会影响到整个吏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如果热衷于以权谋私，贪黩成性，下属们自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官爵愈大，统辖愈众。一人受赂，则千人骫法；千人弄法，则万人助虐”，最后甚至可以造成“乱天下”的严重结果。（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这种自上而下的扩散效应，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取一也，下取百焉；我取十也，下取千焉”。“我所取者一回，而旁人中饱，不计次数矣。”（同上书）一般来说，一个身居高位的巨贪，总会卵翼一批爪牙；那些贪赃枉法之辈，也总要找一个执掌大权者作靠山，他们沆瀣一气，上下呼应，把政治风气搞得乌烟瘴气。大家十分熟悉的清代最大的贪官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和珅尊宠用事，以聚敛自丰。是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辈，赃款动至数百万之多，皆恃和珅为奥援。用事二十余年，康、雍、乾三朝之气，尽斩丧于一人之手。”（徐世昌：《将吏法言》）清代的官场上流传一句谚语，叫做“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其实是指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这少爷、姑爷和舅爷，“未必才无可用”，但居高位者，决不可对之倚为心腹，委以重任。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内有嘘云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一旦权力落入彼等之手，就不免狐假虎威，残民以逞，“通贿赂，变是非”，“弊难枚举”（汪祖辉：《学治臆说》）。如果对亲属任意放纵，最终就不免落得个“废职亡家”的结局。来自民间的这一官场谚语，实际是总结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那就是大臣们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不仅要自己洁身自好，严于律己，而且要严格要求和管理好自己的至爱亲朋，不可任意让他们逞威弄权，尤其不可一味任用至亲，“一用子弟至亲，百弊丛生”（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71页）。其实不仅是自己的亲属，只要居官者疏于警惕，忽于防范，就很容易受到各种心怀叵测者的蒙蔽。因此有人说：“居官大戒，第一蒙蔽。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书、蠹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治原》）所有的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不知道横征暴敛、肆意搜刮要冒极大的风险、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还是如上谕所说的“如蛾投火”般地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其原因，当然是鄙婪的贪念、对财富的强烈占有欲的驱使，让他们见利忘义、利令智昏。而在心理上，他们大都心存侥幸，以为贪赃受贿，只要做得机密，便能掩人耳目，不为人知。有的官箴书对这种心理状态进行了分析，指出：“人之爱身，必甚于受贿。而往往以贿易身，何也？大都以为行事密，人不知也。不知今日受贿，明日则喧传阖衙矣，再明日则喧传阖城矣，再明日则喧传道路矣。”（袁守定：《图民录》）为什么此类事终究难逃天下人耳目呢？原因很简单，“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瞒不过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瞒不过僮仆”（金庸斋：《居官必览》）。有的人十分迷信亲信们对自己的忠诚，殊不知这种所谓的“忠诚”是完全靠不住的。一旦事情将要败露，“平日之所亲信，所用以介事媒钱之人，皆吾仇对矣。身败名裂，心劳日拙，君子悲之”（袁守定：《图民录》）。
所以，当时人们对身居高位而“朘民之膏，吮民之血”的贪黩之辈，提出了这样一个朴素而深刻的警示：“官有王法，人有公论，岂能幸免？”（陈宏谋：《在官法戒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