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915。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五“政通人和”历来是我国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清人论政，极重求“通”。清代的一些谈论政风吏治的作品中，往往对“通”字给予很大的关注，并且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例如，陈宏谋的《从政遗规》和金庸斋的《居官必览》，都曾引用过“为政，通下情为急”这句话。袁守定的《图民录》则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卷3）还有人说：“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所以“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146页）。这里所说的“上下之交”而不“隔阂”，其核心内容也还是一个“通”字。
在当时，这些议论，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封建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尊卑悬殊，上下隔绝。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深刻揭露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既无心“询察疾苦”，老百姓也无处“陈诉利病”，举国上下，层层相隔，当然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整个社会就不能不呈“乌合兽散”之势。（《壮飞楼治事十篇》）康有为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治“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他得出结论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清代官德丛谈为政以通下情为急既然君臣之间、官员上下之间乃至官民之间的相互隔绝是由政治体制所决定，那么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框架内，这种状况当然是无法根本改变的。清代政治伦理中所以大力宣扬通下情、尊舆论、顺民心的重要，正是力图通过政治道德的提倡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去弥补、抵冲政治体制的弊端和缺失。这也正是这一政治伦理的积极意义所在，同时又恰恰是它的局限性的集中体现。
官民相隔、下情不通的最大弊害，是主政者井蛙观天，孤陋寡闻，视世情则管窥蠡测，察时势则如坐云雾。既摧残了民气，压抑了人们的政治活力，又堵塞了当权者的视听，杜绝了政治进步的通道。以这样自我封闭的态度去治国理政，犹如盲人骑瞎马，没有不出乱子的。所以有人把这看做天下最大的忧虑：“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金庸斋：《居官必览》）如果不通下情，就不能及时察觉、处理与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还会使各种矛盾不断积聚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危亡之势”。这就把“通下情”提到了维护政治稳定的高度，在清代，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具卓见的认识。
封建政治的一大通病，是上下欺蒙，许多贪枉不法之事，往往由此而来。雍正时当过直隶总督的李绂在《与泰安各属书》中说：“居官大戒，第一蒙蔽。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书、蠹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徐牧、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1）不幸的是，这种“上下相蒙，只图苟免，全无后虑”的状况，已经成为到处皆然的官场陋习。“通下情”则正是打破欺蒙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是因为，蒙骗只能施之于闭目塞听之辈，却难以奏效于耳聪目明之人。只要主政者能够博闻强识，洞烛幽微，宵小之徒就无所行其奸。陈宏谋《学仕遗规》中有一段话讲得十分透彻：“欲兴治道，必振纪纲；欲振纪纲，必明赏罚；欲明赏罚，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决壅蔽；欲决壅蔽，必惩欺罔；欲惩欺罔，必通言路。所言虽未必可尽听，而人人皆得尽言，庶奸贪之辈，虑人指摘，不敢肆行无忌也。”（卷2）不通下情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情扞格，政令不行。尽管封建政治充斥着尖锐的官民对立，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政治追求，还是提倡施政应以民为本。所谓“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金庸斋：《居官必览》）。“事关民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士铨：《官戒诗》）有的甚至提出“官必好恶同民”，“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卷4）。可是，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本一条，就是要了解与体察下情。只有真正懂得了老百姓的苦乐好恶，是非利害，一个关心民瘼的官员才有可能施惠民之政，行益民之举，这样的政治举措也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图民录》强调：“当官无他术，只务合人情，事之顺民情者可行，咈民情者不可行也。”“凡地方行一事，博采舆论，舆论可则可行，舆论不可则不可行。若咈众独断，则民必违犯，而事终柅矣。”（卷4）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等级观念及等级秩序的支配下，真正要做到“通下情”、“察民隐”，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有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勇气，放下架子，走出官衙，到“村镇篱落”、“穷乡下邑”，不论缙绅儒生、耆老隐逸，渔樵耕读、贩夫走卒、村姑童稚，都延访求教，“使民隐上通”。颇受雍正皇帝赏识的田文镜在所撰的《州县事宜》中发过这样的一段议论：州县官名曰知州、知县，顾名思义，必定要对一州一县的风土人情、物产生计、民生疾苦等“知之周悉，而后处之始当”。“故凡四境之内，毋论远近，或因公务出赴省郡，或缘命盗往来乡村，途次所经，必随事随时，详加体访。”“若深居简出，高坐衙署，使百姓难于见面，于一切物理民情，茫然无知，判然隔绝，不几负此设官之名乎！”（《官箴书集成》，第3册，68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陆陇其在《莅政摘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正德年间任南、赣、汀、漳诸州巡抚时，曾经把官员出行时的“肃静”、“回避”牌去掉，另举二牌，一个牌上写“愿闻己过”，一个牌上写“求通民情”。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肃静欲使无言，闻过则招之使言；回避欲其不见，通情则召之来见。”据说效果还不坏，“当时不闻以先生为亵体”（卷下），也就是说舆论肯定了这种做法，并没有人认为这就亵渎了封建官僚体制。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没有十分坚实的依据，但人们乐于流传这个故事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意念，一种冀求。应该承认，在官员仪仗中去掉“肃静”、“回避”牌固属不易，要在头脑中取消让老百姓“肃静”、“回避”的观念，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对于老百姓的话，不但要能够去听，还要真正能听得进去，才能达到“周知民隐”、“体察民情”的目的，否则，就不免仅仅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大家都强调“通民情”的关键在一个“虚”字，就是必须虚心。“不虚则蔽”，“虚则生明”。觉罗乌尔通阿在《居官日省录》中说：“先哲云，官府政事繁多，下情阻隔，全在虚心体察。倘任其聪明，恃其刚介，挟其意气，种种皆能枉人。”“是以居大位而不虚心，则事坏；从政不虚心，则政坏；为学不虚心，则学坏。何也？意气太盛，虽有嘉言在耳，简册在前，不复潜心研究，惟凭私智臆见，谓操纵一切而无难，于是疏略偏蔽，百病交集，害有不可胜言者。”如果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趾高气扬，固执己见，“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这个警告，确实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