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强调言行统一，行高于言，他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大略》）“器”，器物。“国用”，赖其言善而有所用。这是说，能言能行是国宝，其次，能行不能言是国器，再其次，能言不能行是国用，而言善行恶，言行不一是国妖。这是体现了重视言行一致，强调行高于言的思想。荀子还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故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荀子·儒效》）“已”，止。“识”，志，记。“敦”，厚，丰富。这段话包含了比较丰富的知行思想，揭示了认识是从“闻之”、“见之”到“知之”再到“行之”的过程，也就是由间接知识（“闻”）或直接知识（“见”）再到理性思维（“知”），再付诸实行的过程，这是符合认识的辩证法要求的。它还强调认识的来源、起点是“闻之”、“见之”，即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与此相联系，荀子还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反”，读为“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同上）“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也都鲜明地包含了实际活动是认识来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指出“行”高于“知”，“行”是“知”的目的。荀子肯定认识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而实行又高于认识。在荀子看来，即使知道得很多，但不去实行，必然会陷入困境。这实际上是把“行”作为认识的最高阶段，是对知行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
荀子认为“学至于行而止”，不懂得行以后还要进一步深化认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荀子讲的“行”和我们所说的实践相通，但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行为。他讲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如何修养成圣人的过程，认识过程和修养过程是统一的。荀子看到了劳动生产对于农夫工匠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重视。他夸大了圣人君子的认识作用，说：“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荀子·儒效》）轻视劳动人民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由此荀子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也多从自然本质去说明，看不到人的认识能力更主要的是劳动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九、韩非的“缘道理”说
战国末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继承墨子和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吸收和改造了老子的道论，提出了“缘道理”的认识学说，对先秦时代的认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韩非充分地肯定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他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解老》）“聪”，听觉，听觉好。“明”，视觉，视觉好。“睿”，聪明。“智”，心，思维活动。“天”，天然，自然。“天明”，眼。“天聪”，耳。“天智”，心。意思是说，聪明睿智这些认识机能是人的自然属性，运用这些认识机能去看、听、思索是人的认识活动。人们的认识活动，就是凭借、依靠这些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去感觉和思维。
韩非认为世界万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有规律的，其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批判改造老子的“道”，把“道”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总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所然”，形成那个样子的东西。“稽”，符合，汇合。意思是说，道是万物形成那个样子的东西，是万理的总汇合。又说：“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同上）“文”，纹理，条理。这是说，理是构成万物的条理性的东西，道是万物所以构成的原因和根据。所以说，道是能使万物条理化的东西。韩非还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同上）。万物各有自身的理，而道总括了万物的异理。在韩非看来，道是自然界的总规律和总根源，理是万物的特殊规律。这里韩非第一次并举“道”和“理”的范畴，接触到了一般法则和特殊法则的关系问题，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和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在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贡献。
在对“道”和“理”的认识基础上，韩非提出了“缘道理”说，他说：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猗顿：人名，春秋末期鲁国人，经营盐业和畜牧业的大富翁。）、陶朱（陶朱：即范蠡，春秋末期楚国人，曾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改名换姓到了齐国，经营商业，财产很多。因住陶（今山东定陶县）十九年，自称陶朱公。）、卜祝（卜祝：占卜吉凶的人和求神祝福的人。此指从事迷信活动而发财致富的人。）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同上）“缘”，根据、遵循、按照。这是说，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没有不成功的。相反，违背事物的规律，轻举妄动，只能失民亡财，一事无成。
“缘道理”和“弃道理”实际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韩非把那种“弃道理”的认识称为“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同上）“意”，通“臆”。“意度”，主观猜测。这是说，在事物没有出现之前和在事理没有表现出来之前的行动，叫做前识。前识是没有根据的胡乱猜度。也就是说，前识是先于经验的认识，是没有接触事物掌握规律以前就盲目行动的认识。韩非强调要“缘道理”，并说：“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韩非子·扬权》）“反”，回复，推及。“督”，考察。“鞠”，通“鞫”，寻根究底。这是说，依据事物的规律，推及事物的具体道理，寻根究底地考察事物，如此终而复始，使认识产生于对事物的虚静的观察和研究之后，从来不主观臆断。韩非认为，了解事物的规律是行动取得成功的前提，他说：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韩非子·解老》）这是强调只有正确的知才有正确的行，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为了取得正确的知，韩非还着重强调“虚静”的重要性，他说：“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同上）人的认识能力所以能够发挥“事天”、“治人”的作用，在于保持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虚静状态。又说：“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韩非子·主道》）“情”，真情，真相。“正”，准则。虚静有重要的功效：保持虚心就能知道事物的真相，保持冷静就能知道行动是否正确。这是对老、庄的虚静和荀子的“虚壹而静”观点的继承。第二节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行观
一、董仲舒的“察身以知天”和“知先规而后为之”的思想
西汉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继承孔、孟的“生而知之”的思想，尤其是孟子的“尽心”、“知天”的学说，加以神秘化，主张人们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体认“天意”，按“天意”行动。
（一）“察身以知天”
董仲舒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就是说，天不说话，而使人体察它的意旨；天不行动，使人按照它的意旨去做。那么，人们怎样体察天意呢？董仲舒说有两条途径：一是体察“天意”的各种表示。如说：“谨按灾异以见天意”（《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各种灾异现象以及寒暑四时等都是“天意”的体现，灾异是天对人的示威和谴告，而凤凰、麒麟的出现，则是国家兴盛、人们吉祥的预兆。人们应当从这些现象来体认“天意”，采取相应的行动；二是通过反省内心来体察天意。董仲舒说：“聪明圣神，内视反听，……独明圣者，知其本心。”（《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本心”是天意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的聪明智慧通过向内探求而获得，发明“本心”也就是体认“天意”。这叫做“察身以知天”（《春秋繁露·郊语》）。董仲舒认为这是最重要、最好的方法：“道莫明省身之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没有比反省内求、体察自身更能体会“天意”了。这是非常独特而又带有神秘色彩的认识方法。
（二）“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也”
董仲舒认为，体察天意并非易事，而圣人是最能体察天意的，他说：“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春秋繁露·郊语》）“圣人”和一般人不同，具有非凡的智慧，能认识一般人所不能认识的东西。所以，圣人的言论，也是令人畏怖，应当绝对听从的。董仲舒宣传圣人异乎寻常，具有超人的认识能力，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先验论观点。他还通过宣传圣人言论的可畏，以强化专制最高统治人物的绝对权威，要人们绝对地服从“圣人”的主张，以巩固社会统治。
（三）“知先规而后为之”
在董仲舒的思想系统里，作为体认天意的辅助手段，人们的日常认识和认识作用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对“知”作了一个解说：何谓之知？先言而后当。……知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如是者谓之知。（《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能洞察未来的祸福利害，预见事物的变化和终结，叫做知。董仲舒对知的要求和作用是很高的。与此相应，董仲舒强调知而后行，他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规”，谋划。知的是或非对于行动的成败、名声的荣辱、自身和子孙的祸福，以及国家的兴亡都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认识论来说，董仲舒看到知的重要性，强调知对行的作用是有合理思想因素的。但是，董仲舒所讲的“知”是体察“天意”的“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虚构的“知”；董仲舒力主先体察“天意”而后行，把“知”放在起点，完全歪曲、颠倒认识过程；过分夸大“知”的能动作用，把“知”看为决定“行”的因素，否定“行”是“知”的基础。可见，董仲舒宣扬的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知行观。
二、《淮南子》的“循理而举事”的观点
西汉时代的重要著作《淮南子》一书，继承先秦诸家探讨认识论的成果，对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活动，知和行的关系都作了论述。
（一）“视而无形者，不能思于心”
《淮南子》在阐述感性认识活动时，首先指出，感觉是通过感官获取的，“视而形之，莫明于目；听而精之，莫聪于耳”（《淮南子·缪称训》）。不同的感官各有其感觉作用。同时，还强调感官不与外界客观事物相接触，也不能取得认识，它举例说：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淮南子·氾论训》）盲人眼睛有缺陷，不能接受外物的作用，反映相关的事物，也就不能区分左右。《淮南子》还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觉知觉，还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它举例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淮南子·说林训》）这是说，观察远距离空间和写小字对光的要求不同，前一种要求光的透明度大，后一种则要求光的强度高。这是对制约感觉知觉的条件的细致观察和生动描述。
《淮南子》认为理性认识活动也是由物质器官进行的，它说：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淮南子·原道训》）这是说，作为思维器官“心”（限于科学水平，而不懂得人脑是思维器官）既具有“制使四肢，流行血气”的生理功能，又具有辨别是非，处理百事的心理功能，看到了两种功能的区别和联系；思维不是直接由“气”构成的，而是一定器官的功能，这都是有价值的观点。
（二）“循理而举事”
《淮南子》十分重视“知”，强调“知天”、“知人”，它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淮南子·人间训》）认识的任务是两方面，即要懂得宇宙的自然规律和人间的行为准则，缺少任何一方面就或不能与世俗相交，或不能与天道共游。知之重要，在于对行有指导作用：“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措）不惑。”（同上）
《淮南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以一定的认识为指导的，而人的认识并不都是正确的，它说：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淮南子·人间训》）这是说，人们在做事以前，都要进行规虑揣度确定谋划，而谋划有是非利害之不同。实际上，人们相信自己的智慧、谋划而陷入困难境地的，不计其数。假使人们自认为是对的，并按此去做就一定可行，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不能实现的事情了。所以，“知虑”和“动静”十分重要，要十分慎重。怎样才能“不溺于难”而取得成功呢？它说：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故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淮南子·氾论训》）这是说，圣人在确定计划时，先权衡事情的轻重，处理事情时，先看清当时的形势，这样也就能大能小，能放能收，放开到整个天下也不觉得宽，收缩到几尺的地方也不觉得窄；也就能文能武，能柔能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决定行止，凭靠有利的条件以建立功业，在事情发生时就知道它的结局，在迹象萌芽时就注意它的变化，在活动时随机应变，因而也就一生行身顺利而不遭遇困难。《淮南子》强调人的知与行要随客观事物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是有道理的；其中也包含着在行事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客观事物的思想，是可贵的。《淮南子》在知行问题上，力主无为而无不为，《淮南子·修务训》在解释“无为”时说：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功”，原作“权”，据王念孙校改。又王氏谓，“权”为下文中“推”字之误，从改。）这是说，所谓无为，是指人的行为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符合“理”，即合乎客观规律，不应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嗜欲去代替行事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淮南子》知行观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其中也不乏比较正确的论述，应当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
三、王充的“实知”说
东汉时代唯物主义者王充作《量知》、《实知》、《知实》和《效力》等文，反对汉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说，强调只有接触实际事物才能取得感性知识。并且对于知的重要性，取得知的途径，以及知和行的关系都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