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屡见不鲜的是，两元论者坚信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一边是善，一边是恶，他们自己理所当然地是善良的化身，所以他们总是以此为理由“铲除邪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不会选择更为温和的一些手段的。实际情形是，理想主义者往往是残忍法则的信奉者，这就使得他们的行为走向了他们信念的反面。
我们应该还记得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所干的事情。这位青史留名的暴政者，他曾令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而蒙上了羞辱。西班牙国王曾任命他为加勒比海国家多明尼加（多米尼克）的统治者，并期望这一任命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哥伦布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他甚至成为了当时西班牙王室所面对的问题的最主要部分。
史学家坚信，哥伦布的统治特征就是一种暴政。
在那个恐怖的时代，一名男子因为偷窃玉米而遭到了逮捕，恼火的哥伦布下令惩罚了这个小偷——那可怜的小偷被割掉了鼻子和耳朵，然后关进了笼子，拖到奴隶市场上拍卖掉了。还曾有传言说，当地一名女性对哥伦布的出身表示了质疑——据说这名妇女敢于议论哥伦布出身低微，她当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最让她终生难忘的那一种——她被剥光了衣服，骑在驴背上游街示众。当这一过程结束之后，她的舌头也被割掉，这样就避免了此后类似的不愉快事情的发生。
不寒而栗！
这就是一些人所信奉的行为法则，他们这样看待这个世界，正是因为他们是这种类型的人。
邪恶者只有一种——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错了，所以他们在干起邪恶的事情时还是理直气壮，甚至会有一种神圣悲壮的情绪，比如说哥伦布，他以为他是文明世界的守护者，事实上恰恰相反。
而当威廉·华莱士面对着他所残杀的妇孺遗骸伏地忏悔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行为法则。
一种法则是无法解释另外一种法则的。这正如面对英国人，至少那些野蛮的文明人是无法理解这些文明的野蛮人的。所以我们很少听到这些人谈论起英国是如何从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退回到他们的岛屿上去的，人们注重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就足够了。
但事实上，远远不够。
如果我们不知道英国人是如何从不属于他们的世界走开的，那我们就注定失掉了自己的历史。
比如说印度。
我们知道，印度的“国球”是板球，这是英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它仅仅是一种游戏而已，除非我们注意到它的规则，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它，更不能理解这个世界那被文明的野蛮人奉为圭臬的行为法则。
在维多利亚女皇统治时代，英国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的印度人发生过一次不为人注意的冲突——在板球比赛场地上。当地的印度居民希望英国的占领军将他们所担负的税款减免掉，因为干旱或是其他什么理由，但这个要求遭到了英国军官罗素的蛮横拒绝。正如我们所知，这位英国军官是一个秉承着狮心王理查的文化传统长大的典型英国骑士，他以傲慢的语气告诉这些被统治的印度人，除非他们能够在他最擅长的板球游戏中赢他，否则，减免税收是不可能的。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蛮横无理的条件，因为印度的土著居民是不熟悉板球这种贵族游戏的，那么罗素的条件，分明就是一种戏弄了。
印度人在这种戏弄面前只能忍气吞声，强权与暴政之下，选择就意味着屈服。但是当印度的英雄拉凡站了出来的时候，情况立即就不同了。
关于拉凡，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印度农民，但在现在的印度人心目中他几乎成为了完美的象征。很显然他有点儿不自量力，面对着英国人的刁难应承下来了，于是他和英国占领军军官罗素进行了一场板球游戏，结果他赢了，印度人为之疯狂，而英国人却为之目瞪口呆。
会有人把这场板球游戏当真吗？
理想主义者是不会这样干的，政客也不会，任何时候目标取向者都不可能接受这种现实。但英国人不同，他们就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之下，硬生生地吞下了这只死老鼠。他们免除了当地人的税收，并把惹出这场麻烦的罗素骑士调到了非洲。此后没听说罗素先生和非洲人玩过什么板球游戏，但是从此以后，印度人却毫不客气地把英国贵族的板球游戏称作他们自己的“国球”！
以前我们知道，英国人退出了他们的殖民地。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又是在何种情形下退出的。
他们虽然退出了，但却把一种社会行为准则留在了那里，无论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野蛮人的文明大时代】
谈到崛起，谈到一个国家的强盛，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那些耀武扬威的炮舰与战船，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我们所看到的认作全部，但很可能我们错了。
同样是对世界的征服，英国人的征服过程历来是臭名昭著的，而另外一种征服则不然。
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那应该是蒙昧时代的血腥往事。当蒙古一支2万人的部队于1241年穿越东北欧的时候，沿途的所有城市被踏为废墟，所有的成年男人被杀死，女子则在遭到凌辱之后再被处死，基督教徒的军队被追逐到了沼泽地里，在那里他们数万人数万人地被杀掉，于是成吉思汗被奉为英雄——因为他杀人，仅此而已。
在英国的殖民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见得比中古时期的那些蒙古骑兵好多少。但是他们最终退出了印度——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强迫之下，想一想，如果圣雄甘地所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又会有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我们尽可以把遵守了诺言的英国占领军军官罗素视为小丑——好像这一观念在整个世界都是有共识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另外一件事：英国人的征服模式与别的征服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英国人在他们不光彩的行为中，把现代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全球。我们再一次地获得了解读文明的野蛮人与野蛮的文明人之间的不同的机会，或许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英国人虽然放弃了他们广阔的殖民地，却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着他们的影响力的原因。
我们曾经提到了牛顿，提到过他对胡克的不公正态度，但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成为了科学奠基的划时代之作，它第一次创立了实验实证与逻辑系统美妙结合的思维范式；它甚至突破了主宰人类3 000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古代文明思维，——它让我们像文明人那样思考。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些，那谁也没有办法。牛顿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或是与之相提并论。
说到无可取代，牛顿的历史作用正是如此，而达尔文也一样，凑巧的是他们都是英国人，都是在英国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出来的科学巨人。
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达尔文的信徒，包括了那些反对达尔文的人。情况往往是这样，越是对达尔文的思想不以为然者，对达尔文的信奉越是不可动摇。达尔文只能出现在英国。哥白尼出现在波兰，结果他惨遭火刑；清教徒在欧洲各个国家被赶尽杀绝，教皇说：“把他们都杀死吧，我的孩子。主知道谁是他的信徒。”而英国却出现了新教徒，并因为自由大宪章与教会彻底地决裂了，所以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达尔文，世界也是同样。
还有亚当·斯密，他的思想是那样的深邃而富于洞察力，并以自己的智慧改变人类的命运——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这一点，在他之后也没有。他开创出一门全新的学术——经济科学，这是对整个世界来说极为陌生的一种新东西，除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它之外，对它的了解与认识仍然是一片空白。
如果我们需要，这样的名字我们还能够列出很多：
比如说帕特里克·盖德斯，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家、社会思想家、教育家、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者，苏格兰民族主义奠基者与苏格兰国际主义者（后两种似乎冰炭不容的身份在他的一生中却如此协调）。他于1854年出生，1932年谢世，逝世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声誉比在世时更隆，被誉为当代（或许是后现代）社会的伟大启蒙者。
比如说休谟，睿智而深不可测的苏格兰思想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的至交和智慧之友，现代法治社会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之一。
再比如说钟表匠约翰·哈瑞森，他在1730年的一天走进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大门，拜会当时的台长，也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埃德蒙·哈雷。他替英国人甚至整个世界找到了一个简易的测量经度的办法，于是他获得了天文台的一大笔奖金。
…………
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就连一个钟表匠也能够将他的个人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这样的国家还不能够强大起来的话，那实在是没有理由。
英王乔治三世曾写给中国的乾隆皇帝一封书信说：“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乾隆收到信之后，不无悲愤地表示说：“朕意深为不惬。”
为何乾隆深为不惬？
原因是不需要多说的！
我们只知道，在这个视人与人的平等为大逆不道的乾隆的统治之下，一个如约翰·哈瑞森的人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形式的荣誉的。
除非让整个民族共同分享荣誉，否则，一个人的文治武功是无法与一群文明的野蛮人相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