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国王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而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却势单力薄，昔日那些蒙她荫庇的圣殿骑士团，如今却全都转入了她亲生儿子的阵营与她兵戎相见。做母亲的面对这种情形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痛苦，那只有被重兵围困的唐娜·特莱莎自己知道。
【与豆蔻无关的故事】
关于近代史，关于制海权，关于大航海时代，关于好望角，关于伊比利亚半岛，关于从这座极不引人注目的半岛中诞生的庞大的贸易帝国——葡萄牙，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纯物质的传说：
一切都缘自香料。
还有黄金。
或者，还有以基督的名义所进行的海域扩张。
我们相信，正是因为威尼斯商人失去理智地疯狂哄抬物价，以及被摩尔人所掌控了海上贸易权，才导致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我们相信，促动殖民者不惜身家性命冒险进入未知的海域，是出于对黄金的渴望——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那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辞——他告诉欧洲人说，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尤其是日本，黄金堆遍地都是，以致人们都不知道应该用这么多的金子来做些什么了——如果说这种描述还不能引起人们的渴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们相信，欧洲人与摩尔人，穆罕默德与耶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二者之间的搏杀一日也未曾止息，见证历史的是这两大教义，它们之间不断引起争端与杀伐，时至今日战火犹未止熄。
这些观念已成定论，但很少有人留意到，把这些观念强行塞入我们脑子里，都是弥尔顿爵士的功劳，后来的史学家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学者不断地重复这一结论，如美国人马汉博士就在他的《制海权》一书中将葡萄牙的迅速崛起与没落归结于上述两个原因。
而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弥尔顿爵士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英国人，他在1610年的殖民活动中于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港惨遭土耳其人的劫掠与囚禁，时间长达3年之久。此后他回到英国，撰写了一部《豆蔻的故事》，正是在这部书中，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腌渍肉制品的，而胡椒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何等的重要。
弥尔顿爵士的描述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欧洲人对于食物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嗜好。如果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胡椒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也许根本就不会存在欧洲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欧洲历史上的确曾发生过“胡椒战争”，但欧洲人在寻找食物的替代物方面的智商被描述得如此之低，恐怕这一点连弥尔顿爵士自己也会不以为然。
更何况，将大航海时代的契因简单地归结于胡椒或是香料，却没有注意到胡椒或者香料，只不过都是大航海时代的结果，这种思维无助于我们理解海权时代何以会让葡萄牙率先暴发，而昔日那些庞大的贸易帝国又是如何衰落的。
有关伊比利亚半岛的崛起——葡萄牙从立国到确立其海上霸主的地位，仅仅花费了500年——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解释，有的从葡萄牙国内的制度说起，有的从地理方面寻求解释，还有的将葡萄牙的崛起归结于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这些解释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而它唯一的缺陷就是无法用以解释为何其他的国家未能崛起。
所有的这些解释，都不是葡萄牙一国所特有的，包括地理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中都能够让我们找出其应该“崛起”的理由。至于国内制度与“日益激化的矛盾”，这个理由的牵强性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矛盾？又有哪个国家的矛盾不曾“激化”过？有矛盾就一定要“崛起”吗？何以有的民族会因为内部矛盾衰落甚至消亡，而有的民族却“崛起”了呢？而率先崛起的却是葡萄牙，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回到葡萄牙自身上来寻找原因了。
我们缺少的不是解释，我们缺少的是合理的解释。
学术界的解释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如果这种解释根本无助于帮助我们弄清楚事情的真正起因的话，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解释。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行为模式，有其特定的内在文化基因。葡萄牙人于崛起的刹那又迅速没落，这昙花一现的辉煌究竟标志着什么？只有最后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最应该弄清楚的，否则，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将始终陷于循环逻辑的论证之中。
当一切与人无关的解释无法令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人本身。
所以我们需要从葡萄牙人的传统行为模式说起，正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
【传奇人物与传奇时代】
从一开始，伊比利亚半岛就是一个为浓郁的传奇色彩所笼罩的世界。
有些人的名字远比他的民族更广为人知，当历史学者及考古学家们徒劳地到处寻找关于这个特定民族存在的证据时，一些人的名字却早已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景仰。
就像汉尼拔。
除了专业学者，很少有人知道迦太基人，而知道这个民族曾与古希腊人、后来是古罗马人陷入过长年的地中海贸易权争夺战的人更多。但是很多人却从不同的方面听到过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名字——汉尼拔。
汉尼拔更多地属于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英雄”，当他在前线与“崛起之中的农夫”——古罗马人进行着残酷的西西里岛及科西嘉岛争夺战的时候，却失去了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结果导致了汉尼拔连同他的军队陷入了绝境。
除了奇迹，那就只能用汉尼拔超常的智慧与军事天才来解释，他设法保住了自己的军队——从罗马大军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然后这支古老的迦太基军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并继古希腊人之后再一次地“发现了”这座“安详”的岛屿。
这座岛屿上最早的居民是利古勒人，他们有可能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地区。紧接着又一支被古希腊人称之为“伊贝鲁人”的民族急匆匆地赶来与他们会合，正当这两个民族其乐融融地过着他们茹毛饮血的生活的时候，拥有先进的冶金技术的凯尔特人也来到了这里。史学家在这几支民族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古老的冷兵器，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完全是符合人类文明史的规律——通过战争的手段征服对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联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
卢济塔尼亚人。
但是卢济塔尼亚人出世的时间很不凑巧，甫一出世，就遇到了满怀着悲愤的心情进入半岛的汉尼拔。这位军事天才正想着要在这里把迦太基人的损失弥补回来。可想而知，卢济塔尼亚人的日子肯定好不了。
更糟糕的是罗马人也沿海陆两条路线匆匆追来了，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能够阻止得了汉尼拔的脚步，正是他把伊比利亚半岛建造成了一座对抗罗马人的前哨站，并统率大军经由陆路进入意大利后方。接下来是这位将军在意大利境内一连串的传奇战史，他屡战屡胜，所向披靡。这意味着罗马人只能强咬牙关，忍受着迦太基人的蹂躏，这段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罗马人受够了，他们不想再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位年轻的天才军事将领尼禄统兵登陆伊比利亚。此后又是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十年后，当汉尼拔最为得力的助手——他的亲兄弟的头颅被罗马人掷进他的营帐里之时，他不由自主地脱口惊呼道：
“罗马人已经统治了整个世界！”
情况还真的是这样。
罗马人得到了伊比利亚。
为了便于管理，罗马人建立了西班牙行省，这样西班牙的名称就出现了。但此时，当地的卢济塔尼亚人却早已是忍无可忍了，零零星星的小规模抵抗运动渐渐地催生出他们自己的领袖。这位领袖的名字就是维利亚多，他的军事天才是那样的神奇而高超，吃尽了苦头的罗马人因而送了一个实至名归的绰号给他——伊比利亚的汉尼拔。
罗马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是维利亚多的对手，除了利用人性中最为卑劣的一面，他们肯定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战胜他。
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伊利比亚的耻辱，整个人类在这种耻辱的面前同蒙其羞——三名贴身侍卫刺杀了熟睡中的维利亚多，然后他们跑到罗马的将军西皮奥那里去领赏，却被西皮奥厌恶地轰出了营帐。罗马人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嘉奖这种无耻之行——尽管这三名侍卫正是罗马人所收买的。
接下来被刺杀的是罗马人塞尔托里奥，他是罗马的一名政治逃犯，逃入了伊比利亚阵营并取代了维利亚多的作用，只有卢济塔尼亚人能够接近他，也正是他们杀掉了他。
镜头拉回到古老的东方，中国的汉武大帝联合南匈奴夹击不肯被驯服的北匈奴，迫使北匈奴弃土而走，踏上了西征的漫漫长路，途中他们又遭到了鲜卑族人的羞辱与追逼，最终使得北匈奴人进入了黑海地区，踏上了多瑙河平原的土地。可怜的日耳曼、东哥特人沦为了北匈奴的出气筒，而西哥特人则向罗马人发出了紧急呼救。
罗马人响应了西哥特人的呼救，允许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因为当时的罗马人迫切地需要大批的奴隶，这就构成了西哥特人命运的劫数。
现在轮到西哥特人愤怒了，他们是因为信任罗马人才来到这里的，而不是来做奴隶。他们的反抗显然让罗马人措手不及，一时间罗马陷入到战乱之中。趁此良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底人等日耳曼部落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了罗马帝国，他们干脆将帝国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
更多的蛮族的涌入，使得西哥特人迅速地转化了立场，成为了罗马的同盟者，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正是因为这些前奴隶的忠诚与勇敢，才维系住了风雨飘摇的罗马帝国。这种战争状态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穆斯林时代的到来，才打破了这种战争的平衡。
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来自当地权贵的迫害，但是穆罕默德显然不认为像耶稣那样被对手钉到了十字架上有什么价值，他的选择是逃入麦加，并以此为根据地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圣战军队——穆斯林武装。
再没有比宗教的名义更易于引发追随者狂热的战争了，在麦加被征服之后，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和波斯等大部分土地也都被划入了神圣的穆斯林的版图。不久，曾经产生过伟大的汉尼拔的地中海名城迦太基也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接着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就导致了直布罗陀海峡向真主敞开了胸怀，于是摩尔人踏浪而来，时间在先知穆罕默德布道的100周年——公元711年。
“光复运动”开始了。
但没有人想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将会诞生葡萄牙。
就连出身于法国鲍尔哥尼亚家族的两名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想参加光荣的圣战而已，却没有想到自己缔造了此后庞大的贸易帝国——葡萄牙。
【独立时代的弑母情结】
公元732年，欧洲的基督徒们第一次聚集在教会的战帜下，与穆斯林大军展开了普瓦提埃战役。这场战役阻止了摩尔人前进的脚步，也埋下了此后神圣同盟的种子——此后的十字军东征呼之欲出。预示着这一点的，是视荣誉与尊严为生命的骑士与贵族纷纷向伊比利亚半岛进发。
基督徒的光复运动带来了新的王国，莱昂、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和阿拉贡等，而行将开创历史新篇章的法国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兄弟，正是从法国来到莱昂，并表示他们愿意向国王效忠，致力于抗击摩尔人。
此后的骑士文化将会构成欧洲战争的主体风格，包括葡萄牙在内，那些骑着战马手持长矛，身上披着厚重的金属铠甲的骑士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敢、荣誉与尊严意识，将会使得这一时代的特点更加鲜明。在这一时代成为过去之后，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进入我们视野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法国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兄弟的征战应当不是一个乏味的过程，但我们缺乏与之有关的细节的描述，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莱昂国王感激这两名骑士的忠诚与勇敢，还有他们为王国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于是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这两名骑士。
除了美丽的妻子，雷蒙多和恩里克同时得到的还有大面积的封地。
雷蒙多得到了国王的长女唐娜·乌拉卡和加里西亚地区，于是雷蒙多此后就必须要与我们最熟悉的人——维京海盗们刀枪相见，这应该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恩里克得到了国王的小女儿唐娜·特莱莎和杜罗河两岸地区。相比而言，这个地区充满了变数，曾经数次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易手。最糟糕的是，但凡出任这片疆域的总督，无一例外地都想挑起事端争取独立。这表明恩里克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替国王照顾好他的女儿并守护疆土，与摩尔人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并维系领土的完整。
但是，独立的种子就在这一使命之中悄然萌生了。
1109年，后来的葡萄牙国王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出生了，他的母亲唐娜·特莱莎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伯爵夫人的麻烦到来了。
老国王在阿方索出世的当年便死去，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唐娜·乌拉卡继位成为女王，3年后波图卡莱伯爵唐·恩里克死去，这位法国流浪骑士的事业却仍然得以传承，但是阿方索的年纪太小了，只好暂由恩里克的妻子、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摄政。
和她的女王姐姐相比，唐娜·特莱莎的运气真的有点糟糕，她在摄政的第5个年头里，其统辖区域内的南部城市科英布拉就遭受到了穆斯林的围困，在这场守护国土和教主的战争中，她的女王姐姐并没有给予她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伯爵夫人所能依靠的，仍然是来自于圣殿骑士团的帮助。
这些骑士们受到他们心中的荣誉与尊严的鼓舞，纷纷赶来向伯爵夫人表示效忠，在他们勇敢地击退了穆斯林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所渴望的一切：荣誉、尊严以及财富。
为了感谢这些忠诚而勇敢的骑士们，唐娜·特莱莎将其领土的中南部地区以及一座城堡赐予了圣殿骑士团，于是更多的骑士闻风而来，甚至有一些新的骑士团就在当地成立，这包括了济贫骑士团、阿尔维斯骑士团及圣地亚哥骑士团等。
骑士团的到来强化了前葡萄牙的军事及防御力量，但当地的居民并不因此而感激伯爵夫人。整整一个世纪，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被史学家描绘成荡妇和妓女，仿佛她为葡萄牙所做的一切竟是葡萄牙的耻辱。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民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推翻权威——他们的保护人——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除非他们像今天这样成熟起来，才会给予他们当初的保护人以公正的评价。
对于14岁的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来说，情形正是这样。